【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吕德文】

3年前被前妻在家长群里的一句跋扈威胁坑下马的“严书记”最近又有消息了。

因前妻一句“否则我通知你们集团领导来给我解释，你对严书记的女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而进入大众视野的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在新近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里落泪出镜，哭诉如果自己再晚点落马，女儿可能更加跋扈。

资料图来源：《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对于“严书记”的眼泪，众网友一“呵”而过——毕竟民众对以官压人的做派痛恶已久。

不巧，近日舆论场上也有两位干部因“耍官威”而广受谴责，他们同样事后也受到组织的调查或处分。

大连市友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琛明，因为不服从志愿者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的防疫要求，打电话给街道下属社区卢副书记协调，结果事件曝光后前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后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则因掌掴市政府秘书长，被网络公开举报，河南省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张战伟被免职。

张战伟（资料图/央视新闻）

看来，“耍官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最近两宗新闻为例，这一判断有两个重要标志：

一是体制内越来越多人不再接受对领导绝对服从这一潜规则。

王主任之所以会受到组织处分，源自于社区志愿者当场对耍特权的行为说不；社区副书记陷入原有的官场潜规则中不可自拔，屈服于上级领导的官威，却受到了惩罚。而张书记掌掴政府秘书长之后，当事人一度容忍，但同样处于体制内的当事人妻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公开举报。

二是舆论对“官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大连街道办的王主任打电话让社区卢书记协调，让其享有不用遵从防疫规定的特权，还引发了网络上关于“卢书记怎么办”的讨论。而张书记被曝光掌掴下属之后，舆论也一边倒地谴责其耍官威，甚至还直接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

这些充分说明，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潜规则的接受度越来越低。

“官威”何来？

虽然“耍官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客观来说，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如果没有“官威”，怕是很难服众，也就难以推进工作。

通常而言，领导干部的“官威”主要源自于几个方面：

一是体制赋予的。

简单而言，职位的等级及其背后的权力，赋予了领导威信。

大连的王主任，她之所以打电话让卢书记协调，并不仅仅是因为她认识卢书记，而是因为她街道办副主任的身份，理论上可以支配社区副书记。故而，卢书记哪怕知道违反原则，却也只能满足其要求。

有些职位等级，甚至会赋予某些特权。日常所见的是，体制会赋予一定级别的领导以生活上的优待。张书记掌掴政府秘书长，导火索就是秘书长不是市领导，没有资格在特定场合用餐。“开小灶”这事，看似事小，但在体制内，的确是领导之为领导的身份象征。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如果有机会和领导一起用餐，甚至也会被看作是有面子、受重视的表现。

只不过，体制赋予的“官威”，其实给的是“职位”，而不是具体某个人。某些领导干部将特定职位所包含的“特权”，视作是个人的专属权力，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王主任之所以会让卢书记为难，是因为她就不清楚，他们这种上下级关系，是建立在职务范围之内的，而任何的职务行为，都有公共规则，不可在职务范围之外行使特权。而张书记之所以如此任性，也是在潜意识中把制度上的“一把手”等同于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规则本身。

二是先赋性的。

有些领导，因为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从而获得了超出一般人的威信。这些个人魅力，可能是因为家庭、学历的出身，自带光环。甚至于，个人的形象特质以及语言的艺术和风格，都会在特定的官场情景下吸引下属。

现如今，地方官场呈现出“层级流动”的特质，越是基层的官员，其跨区域的流动越是困难。从反面看，层级越高的领导，反而越是容易出现跨区域流动。各个层级的党政主要职位，基本上都有回避制度，其结果是每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往往都是流官。于是乎，地方官场呈现出“上层流官+中下层本地官员”的结构。这些流官，如果要收服人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特质。

济源的张书记，虽然是一把手，却是从省纪委直接下放的“流官”，在这之前和济源本地官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能够掌掴下属，恐怕其个人作风上算是比较强势的。但强势要转化为“官威”，其实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最简单的道理是，其强势要有可预期的后果。

按当前的干部使用制度，一把手主政一方的时间，平均大概是三四年。这意味着，刚刚到位的一把手，作风强势一些，哪怕是对下属有点人格侮辱，下属恐怕还是有所忌惮。但假设人们的预期是一把手在本地的时间不会太长，其强势也是“强弩之末”。因此可以想见，真正的强势是“不怒自威”，非要用掌掴下属来体现自己的强势，恰恰是其权威已经式微的表现。

三是能力证明的。

客观上，“政绩”是最重要也是最为稳定的官威来源。一个领导，无论其职位有多高，个人魅力有多大，如果没有做出造福一方的政绩，怕是无法获得普通干部群众的认可。

在地方官场中，基层干部其实有两重身份。

他们是官僚体系的一员，有一个有作为的主要领导，干出一番事业出来，符合大家的期待。

从官员晋升制度看，政绩仍然是最重要的依据。并且，通常可见的是，发展得好的地方，“出干部”的机会更多——一把手如果要让下属心悦诚服，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其仕途有希望；而地方发展好了，不仅一把手更容易晋升，连带着也更有条件提拔下属。

此外，他们还是地方群众一员。

基层干部的家庭和切身利益都在地方，他们本人的流动性也不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政绩的评判，或许和这些流官还有些许差别。简单而言，基层干部因为更了解实际，也更注重长远和根本，对实绩也更在乎一些。而对于很多流官而言，需要考虑的或许是如何在任期之内出成绩，这注定了其对政绩的考虑有较强的功利性。

为何“耍官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仍然是对地方官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问题在于，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对地方有深远影响的官员，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官员的出现，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官员，不仅个人能力超强，且有个人魅力，还需要在执政的地方有深厚根基。某种意义上，个人能力和魅力都是可以塑造的，但执政根基却需要经验和人事关系的积累。矛盾之处在于，异地任职的规定，恰恰是一种限制主要官员对某一地方有过多影响的制度设计。

由此可见，“耍官威”首先是作风问题。

现如今，仍然有一部分官员将公权视作私权，将职位权力当作个人权柄，本质上是未在灵魂深处认识其权力的来源。而从反面上看，也有一部分下属屈服或追逐“官威”，将对个别领导的服从视作官场的生存之道。因此，地方官场中的依附关系泛滥其中，各种团团伙伙难以根治。

在更深层次上，“耍官威”其实是个别领导失去威望的表现。

领导干部如果尽心尽力为民办事，办事公道，讲规矩，就会竖立起威望。即便是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也可以通过制度和纪律加以保障。而通过“耍官威”来宣示自己的特权，恰恰表明其已失去了把控全局的能力，效果也会适得其反。

尤其是，今天的地方官场，已经不具备完全封闭和自我循环的条件。一方面，党和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已经将地方治理纳入了正规化轨道，试图通过个人的超级权力来营造独立王国，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普通干部群众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实现权利救济。

这个意义上，“耍官威”已经过时。领导干部需要节制自己的权力，不能任性；而普通干部也需要正确看待上下级关系，通过人身依附关系获得好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返璞归真，上下级之间是同事关系，在工作上是合作关系，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在人格上则是平等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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