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吕正惠教授，集结赵刚、汪晖、刘纪蕙等两岸教授有关“太阳花运动”的批评和讨论中国理念的文章，出版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一书，本文为吕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作者赐稿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特此感谢。】

去年太阳花学运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在大陆，很幸运能够耳根清静，但是还是有人把赵刚写的批判文章传给我。我佩服赵刚孤军奋战的勇气，但还是惋惜他虚费光阴，跟那些只讲感情、不讲理性（而又自以为很讲理）的台派辩论大道理。我也曾当面劝过他，不如做自己的事，不要理他们。但赵刚如果肯听我的话，那就不是赵刚了，他坚持己见，一写再写，终于写出“问题”来了，因此才引发我编这本书的念头。

赵刚最具纲领性的批判文章《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发表在2014年6月号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删节版同时发表于北京《文化纵横》2014年6月）。不久，网络上开始流传汪晖的另一篇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汪晖自己在文内说明，本文是根据2014年6月底与台湾友人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我不能确定，汪晖写他的文章时，是否已看过赵刚的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篇文章把太阳花运动所涉及的台湾内部问题及两岸问题，提升到当代世界问题、甚至近代世界史问题的高度来认识，非常具有“理论”价值。这就证明，赵刚坚持己见、把自己对台独派的批判进行到底是正确的。

《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人间出版社）

今年6月初，汪晖邀请赵刚到北京清华大学做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台派‘乌托邦’”我也在场。这一次演讲主要是对台派社会运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心理分析，很多话鞭辟入里，把台派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活灵活现。6 月底，我从重庆回台湾过暑假（我在重庆大学客座），学生告诉我，香港破土网刊载了两篇批判赵刚清华演讲的文章，并且还引发了争论，颇为热闹。我的学生还说，批判赵刚的包括台湾交通大学的刘纪蕙教授，而赵刚后来的回应也只针对刘纪蕙教授。刘纪蕙我也很熟，印象中她好像很少参加论战，所以不免好奇，就请学生把他们的文章印给我看。这一阵子我真是忙，单单阅读赵刚的三篇文章、汪晖的一篇文章（重读）、刘纪蕙的两篇文章，就花掉我不少时间（我每次都很讶异，为什么赵刚和汪晖的文章都写得那么长）。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印成一本书，对台湾、对香港、对大陆读者思考当前的台湾处境、香港处境、大陆处境，以及目前全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问题，都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义。我分别写信给三位，希望他们同意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他们都很爽快的答应了。因为知道我要编这本书，所以就有相关的资讯传到我这里，我又看上甯应斌（卡维波）、郑鸿生、瞿宛文的相关文章，他们当然也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所以这本书很轻易就编成了。这里要特别谢谢他们六位的大力支持。以下我将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这些文章涉及两个大问题：一、当今世界经济情势下的台湾问题；二、“中国理念”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一

“太阳花学运”，全称“太阳花学生运动”，这个名称本身就具有蛊惑性，因为究其实而言，这不是学生运动，而是借着学生来搞政治运动。民进党和台派知识分子，面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困局，想要利用这种运动形式，来进行他们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无法完成的工作。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的陈水扁执政，贪腐无能，经济严重下滑，所以2008年后才能换由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马英九除了和大陆改善经贸关系外，也想不出其他办法，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当年美国发生金融大海啸，台湾对美国的出口锐减，他更加只能走这条路。马英九严格遵守政经分离的原则，整体路线实在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台派看在眼里，心里非常焦急，因为热络的经济关系一定会改变两岸的政治关系。但是，国民党控制总统府和立法院，按民主程序他们无法阻挡这种情势，他们不断的“诉诸舆论”，攻击马英九的种种“劣政”，马英九应对无方，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最后当马英九向立法院提出两岸服贸协议时，民进党既无法阻挡立法院通过协议，就只好出险招，组织学生攻进“立法院”。没想到这一奇招收到意料之外的大成功，因为青年学生刚好借机表达他们对自己前途无望的愤懑，而民进党又藉这个形势扩大了“反中”情绪。这一事件导致国民党“九合一选举”大败，民进党似乎已经确定要再度执掌政权了。太阳花运动（汪晖如此称呼似乎比较妥当）把民进党所擅长的街头运动发挥到极致，他们一定会食髓知味，一搞再搞的（最近的反课纲联盟就是明显的例子）。只要这种模式有效，台湾政局就永无宁日，台湾老百姓只好长期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

民进党和台派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呢？这样操作有什么危险呢？瞿宛文的文章为我们做了扼要而清晰的分析。她先用一个图表证明台湾是外贸型经济，没有外贸出口，台湾经济就会有问题，其次，她用第二个图表说明，台湾外贸出口三个主要对象的变化趋势。远的不说，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五、六〇年代是台湾对美国输出的高峰期，七〇年代以后就逐渐下滑。这时，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国家，这一趋势维持了二十年。八〇年代以后，对美、对日出口一直在往下滑，如今两国都已降到10％以下。相反的，对大陆的出口从八〇年代以来一直在提升，九〇年左右已超过美国，2000 年左右已超过日本，现在占全部出口的四成左右（包括对香港出口）。至于说到台湾的对外投资，1993 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已占六成以上，2011年最高，已超过80%，此后稍有下降，但至今仍维持在六成上下。以早期台商对大陆一向戒慎恐惧的态度，这种情势一定是纯经济因素，而不是哪一种政治力量操纵的结果。应该说，大陆经济的掘起，日本、美国经济的先后衰疲，是台湾出口经济不得不转变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这种趋势台派知识分子不可能不了解，但他们非硬挡不可，不然台湾迟早要被大陆“吃掉”。但是，除非大陆经济突然出现大问题，这一趋势是不可能阻挡的。

瞿宛文明确的说，太阳花运动真正的目的是“反中”，反对继续发展对大陆的贸易。但他们却不说反中，而说是“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其实这些口号都来自于欧洲的先进国家。欧洲先进国目前经济日渐困难，产业与资金外移，外来移民不断，失业率增高，因此经济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反移民）日渐兴起。在这一点上，左派和极右派几乎没有差别。两岸经济交流是挽救台湾经济最好的途径，台湾很幸运，可以把出口和投资转向大陆，但台派非反对不可，因为他们视大陆为“强权”，宁可不要大陆“让利”，尊严更重要（即使饿死也要面子）。所以他们就挪用了欧洲新左翼的“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理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台派是以新左翼的名目来掩饰他们的极右翼面目。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完全不顾台湾民众困苦的生活（台派知识分子和民进党领导人的日子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于太阳花的运动模式，赵刚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台派知识分子从西方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自由左派或是具有新左倾向的学界袭用了关于公民、公共、社运、民主的各种概念，把这些概念全部收进他们理论的“武器库”里，使用时全部“祭”了出来。所以他们以为他们的理论绝对是最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他们就是公民的标准，谁要反对他们，谁就没有资格成为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反XX”，被他们所反的XX，就是不符合公民社会标准的坏事物，你要不反这些，你也就不是公民。赵刚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引述了太阳花运动时流行于台派学生的一首歌，其中一段是：

当我走上了街头　世界就是我的　当我们怀抱信念　

当我们亲身扮演　英雄　电影　情节

你就是一种信念　你就是一句誓言　

世界正在等你出现

反对XX的运动，成为无能应对社会现实的唯一实践模式。最近的反课纲联盟，有一位学生对他的父母说，他现在是要去革命，革政府的命。他反对政府没有咨询他的意见所订的课纲，作为学生，他反对这个课纲，就是反对这个政府，就是革命，这是非常神圣的。虽然他还未成年，为了这个神圣的目标，他的父母没有权力阻挡他。有一个学生代表对教育部长说，你讲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听，民众讲的话，你一定要听。他完全没有反省到他只是民众中的一个，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他不能代表民众；即使经过选举，他有资格代表某一部分民众，他也不能号称代表所有的民众。轻易把自己无限膨胀，一方面把自己等同于民众，一方面把自己从别人那里接受的概念等同于真理或普世价值，这就是太阳花所发展出来的运动逻辑，在这一次的反课纲联盟中又组织了高中生做了一次生动的演示。赵刚把这样的模式称之为“自由主义现代性神移甚至形变为法西斯”。实际上，这是以街头法西斯运动形式来补助民进党在合法的民主程序中力量的不足。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内，这种街头运动模式会不断的上演，会成为台湾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触媒。即使下一届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也不可能解决台湾社会内在的困境与矛盾，只要有心人善加利用，这种充满法西斯精神的街头运动形式就会成为民进党或台独运动的侧翼。

以上只是就台湾内部分析台独势力以太阳花运动为代表的近期运作模式，如果扩大范围观察亚洲最近的整体情势，就不由得会怀疑太阳花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除了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稍后也发生了“占中”行动。“占中”这个名称就富有象徵意义，它的反中倾向无可讳言。除此之外，还有日本、菲律宾、越南不断的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扩张”，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的所谓重返亚洲行动。从种种的迹象来看，台湾的太阳花和香港的占中，好像都不是“在地”的自发行为。赵刚和汪晖都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赵刚说，“就美国而言，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是一场已经达目的的颜色革命，因为学运结晶并巩固李登辉政权以来一直在经营的亲美与反中。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将使台湾与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新的围堵政策中变成无问题性的一个亲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国大陆的‘敌国’。”汪晖也说，“美国重返亚洲与日本解禁自卫权都是以创造区域性的新冷战为指向的”，“如果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包括这些学生运动，最终达到的结果就是加入美日为中心霸权结构的话，那等同于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们虽然年轻，却可能是过去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来。”汪晖加上了一个“如果”，话讲得有保留，其实意思和赵刚是一样的。他们都担心，台湾年轻学生由于对现状强烈不满，反而可能被美、日及其在台湾的“盟友”的台独势力所利用，而成为美国旧霸权的马前卒，为日落西山的美国帝国主义而做毫无意义的战斗。如果注意到蔡英文在最近访美时给《华尔街日报》的投书，以及她在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演讲，就可以证明，赵刚与汪晖观察问题的敏锐度。蔡英文投书的题目是“Taiwan Can Build on U.S.Ties”，意思就是台湾将和美国绑在一起，态度不是够明白了吗？而这很可能就是太阳花运动真正的动力来源（我把我的一篇短评附在两人文章之后，以证明他们去年敏锐的感觉）。

二

根据上面所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美、日经济明显衰退，台湾出口贸易很难再以美、日为对象，台湾经济与大陆越来越密切，这是客观情势，很难改变。二、美、日经济虽然衰退，但美国仍然不愿意放弃亚洲霸权，正在努力与日本、菲律宾等构筑新冷战防线，企图围堵中国；在这种情势下，美、日在香港制造麻烦，在台湾暗中支持台独势力，希望台湾（还有香港）成为新冷战下的亲密伙伴。所以，未来台湾的选择只有三项，亲美、亲中、暂时保持中立。现在台派非常著急，因为如果不行动，放任两岸经济自然进行，统一势不可免。所以他们想要借着各种社会运动，孤注一掷的加入美、日的新同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中国霸权并吞的命运”。

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将成为中、美在亚洲争夺霸权的焦点，这是我们考虑台湾未来前途最重要的出发点。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虽然归还给中国，但中国不久发生内战，内战失败的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由于韩战爆发，美国为了围堵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开始保护国民党政权。这样，台湾先是直接受到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其后不久，又间接受到美国长达六十五年的重大影响，一般的台湾人以日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来衡量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很自然的。最近三十五年来，美国又蓄意操控台湾的政局和舆论，防阻台湾和大陆亲近，因此，在面临现在中、美争霸的局面下，台湾一面倒的倾向于美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其中复杂的历史因素，郑鸿生以韩国和香港作为对比，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

台湾同胞必须理解，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亲美与亲中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所建立的霸权时代，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地步，而绵延已有三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虽然经历了上百年的没落，如今却又浴火重生了。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时一地的中、美之争，而是世界史上难得一见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人类文明新旧阶段的转换关键。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个历史意义，我们台湾人必定像汪晖所说的，成为“过去时代的回光返照”，而不是面对东方初升的朝阳。

台湾读者可能会以为我是痴人说梦，其实这种文明的起落，很多西方学者已经说过，只是我们台湾人故步自封，还在把美国梦想为屹立不摇的“永恒帝国”罢了。2010年，我买到一本厚达六百五十页的大书，里亚·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格林菲尔德为本书中译本写了前言，开头就说：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历史巨变。我们敢于如此断言，因为促成这一巨变的各种因素已经齐备，我们只须等待它们的意义充分显露出来。除非那个至少能够消灭人类三分之一的前所未有的浩劫降临人间（按，指核战争），否则没有什麽能够阻挡这一巨变的发生。这一巨变就是伟大的亚洲文明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崛起，从而结束了历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

这一变化只是在新千年到来后的最近几年才开始变得明显……（重点为吕正惠所标）

格林菲尔德是一个专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但同时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素养。从1987 年到2001 年，十四年间写了两本大书，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之后，还出版了另一本《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她是一个具有历史眼光的社会、经济学家，我们只要随意的读她的两本大作，就会发现她的学养非常深厚，不是随意讲话的人。比起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理论家）和德里克（中国学专家），她在台湾读者眼中只能算无名小卒，而她所讲过的意思，华勒斯坦和德里克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赵刚和汪晖都看到了这种世界史的大趋势。赵刚说：

台湾的问题从来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而台独的问题归根究只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在当代世界里，除了经济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对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将来，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涵蕴了一套有召唤力的价值与实践，形成了一个能提供给人类新的安身立命，以及与万物相处共荣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给区域人民以正义、和平与尊严，那将是“台湾问题”解决之道的根本所在。这是有希望的，因为西方的发展模式、霸权模式、欲望模式已经图穷匕现了。

这就是说，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思考中国能不能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与实践，以便为人类提供一个安身立命、共荣相处的新道路。赵刚把这样的思考模式称之为“中国作为一种理念”。汪晖说：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著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

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汪晖也认为，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来探求世界问题的全局性解决，是应该尝试的。他们能够在太阳花运动中，体认到历史的伟大契机，不能不说是“特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使在大陆知识界，也很少人具有这种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的自信心日渐回复，所以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但是，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危机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探索工作。甚至极为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学者，都不敢轻易的认为：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未来的世界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欧巴马说，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两百年，但是到现在为止，还很少有中国政治家和学者毫不愧色的宣扬：中国将为世界开辟出新道路。当然，中国人比较谦抑，不好大言，但也不能不说，“底气”似乎还有些不足。我们从赵刚和汪晖的文章中，已经看到这种气魄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太阳花运动还是有贡献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嘛！

当然，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两岸思想的先驱。现在两岸的知识分子，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且坚持中国必须往这条路上走。刘纪蕙的文章，很清楚的表达了这种理念，她的贡献是，极为尖锐的质疑“中国作为一个理念”（当然这也同时指涉到汪晖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思想价值。为了这个目的，她引述美国、日本的某些中国学者，根本的怀疑是否真有一个“连续性”的中国。按照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国有汉朝，有唐朝（其前身是北魏拓跋政权），有宋朝，有元朝（由蒙古人建立），有明朝，有清朝（满州人建立），这真的是具有同质性的中国吗？而且，她还说：

历代疆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变动，被南北不同族群以战争侵入，或是以战争扩张，每一个朝代更有高度发展的严刑峻法，凌迟、腰斩、车裂、剥皮，动辄上千人的诛九族，也都曾经因为土地集中以及苛税暴政，而发生了数百次的人民起义。这是同一个中国或是同一个帝国吗？

刘纪蕙不仅怀疑是否有“一个”中国，还怀疑这个疆域不断变动、外族不断入侵、严刑峻法不断发展的所谓中国，具有最起码的“文明能力”，怎么能够作为一种理念呢？

刘纪蕙的质疑是非常正常的，一点也不令人惊异，因为这是台湾以及大陆许多知识分子毫无保留的接受西方人的世界史观点的必然结果。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要跟刘纪蕙“抬杠”，我只简要提一下西方历史常被忽略的一些常识，以见西方观点的偏见入人之深。先说到刑罚。西方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异端审判，被处刑者要焚烧至死，这种刑罚即使在同样是一神教信仰的伊斯兰世界也不容易见到（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伊斯兰世界对不信教的人远比基督教宽容多了）。十六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主把其领袖闵采尔用铁链绑死在一棵大树上，然后把旁边的土慢慢加热，让他受尽折磨，烘炙至死，这大概是世界文明史少见的例子吧。另外，中世纪还有所谓贞操带，用铁铐把女人的下体封住，钥匙由男人随身携带，以防女人出轨。即使最强调守贞的中国礼教社会，作梦也想不出这种方法。说到种族灭绝，总不能否认屠杀几百万的犹太人是西方人干的吧。这不是希特勒个人发疯了，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不断的在迫害犹太人的高峰。波兰人那麽痛恨德国人，但他们还是很愿意配合德国人，把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全部送到集中营去。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家族在波兰人数众多，二战后无一人存活下来，这让鲁宾斯坦非常难过，即使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乡，二战后他还是长期不愿意到波兰去演奏。至于近代西方人在征服世界时，如何屠杀和迫害各地的土著，我们就让非常厌恶中华文明的杉山正明来说吧：

镇压挫败各种美洲原住民们（native American）的社会及文化，尽可能地进行扼杀、磨碎及无限杀戮，进而强迫征服。事实上，在人类史方面，最大的征服应该就是这个时期西欧对于南北美洲大陆的征服行动。这也同时是人类史上最为恶毒、残暴及野蛮的征服行动。这是个直接单纯的严肃事实。无论如何是无法用西欧风格之人道主义来掩饰。包含欧美人在内，我们必须要更直接地正视这个事实。

这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残暴性质最义正辞严的谴责，而且这只是讲到美洲，还不包括澳洲和夏威夷，也不包括非洲黑人的掠卖和奴隶。无论西方人多么善用人道主义来蛊惑人心，近代西方文明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文明，近代西方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对其他土地上的人进行灭绝和残酷奴隶和剥削之上的。想想最近美国对南斯拉夫、对阿富汗、对伊拉克不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住宅的无限制轰炸，我们对西方人的所谓“人道”就可以“思过半矣”。

再说到战争。日尔曼人冲进罗马帝国境内的早期历史姑且不说，就从十二、三世纪说起。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声称对义大利的土地拥有主权，因此不断的进军义大利，和义大利的城市及教皇长期混战。然后是形成中的英、法两个民族国家进行了百年的战争。法国把英国赶出欧陆后，又和哈布斯堡王室为了义大利的土地发生多次战争（马基维利就是有感于义大利的孱弱，才写作《君王论》的）。接着，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内部分别发生宗教战争。接著，德国的宗教战争引发瑞典和法国介入，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把德国搞得残破不堪。再接着，法国称霸欧陆，路易十四梦想把法国的领土扩展到“天然国界”，与全欧洲为敌，争战不已，至其死亡而后已。到了十八世纪，新兴强国普鲁士为了抢夺哈布斯堡王室的西利西亚，又把欧洲各国牵扯进战争中。再来就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各国对法国的入侵、法国的再度掘起，以及拿破崙时代不间断的战争。十九世纪号称是欧洲少见的和平的世纪（从1815年滑铁卢之役到1870年普法战争，中间半世纪没有大战，欧洲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和平，可见欧洲和平之不易），但也有义大利统一之战和德国统一之战。当德国成为强国后，欧洲剑拔弩张，终于导致欧洲最全面的、杀伤力最强的内战，就是所谓的一战，其实一战只是欧战，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各国“竞逐富强”的最高峰。一战不能解决英、法和德国之间的霸业，所以又发生二战，把全世界都牵连进去，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其起因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内战5。欧洲战争史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战争史，他们在欧洲的内战中把自己的国家锻造成“军事国家”（这是杉山正明的评语），所以他们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去征服全世界，而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谁也挡不住。说到战争之频繁，中国是远远不如欧洲的。

最后，我们再来检视一下西方文明的联系性与同一性的问题。按我们的常识，近代西方文化传承了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这种讲法太过于简略、而且也非常不精确。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形成了希腊罗马文明。但是，在西元二世纪末罗马帝国陷入长期内战以后，这个文明就逐渐没落了。等到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统一帝国、尊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就变成了罗马基督教文明。我们记得，罗马皇帝朱利安曾经企图恢复希腊罗马文明，但很快就失败，因此他被称为“叛教者”，这就说明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文明力量。等到日耳曼各部落冲进西罗马帝国境内，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归皈基督教以后，至少有一千年时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不要说希腊文明，连罗马文明几乎也完全被忘记了。我们确实可以质疑，没有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只有基督教而希腊罗马文明消失殆尽的西方中世纪文明，是同一个文明吗？

就在西方完全笼罩在基督教的势力之下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屹立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国使用希腊语，继续传承古代的希腊文明，而且，还影响了后来兴起的大食帝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很少人知道，伊斯兰文明不但传承了古希腊文明，同时还传承了古希伯来人文明。大食帝国的全盛时代不但翻译了许多希腊经典、产生了不少诠译希腊文明的大师，而且，他们同时也推崇《新·旧约》。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和大食帝国，古希腊文明有多少能保存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近代的西方很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好像希腊文明在西方一直绵延不断，这是很少人揭破的历史大谎言。一直要到薄伽丘和佩脱拉克（十四世纪）的时代，古希腊罗马文明才在义大利复兴起来，并逐渐波及全西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存于西方，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所传承的希腊罗马文明，很难说是同一个文明，因为后者已经加入了基督教的因素，而前者丝毫没有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我们不能说，传承拜占庭文明的俄罗斯文明，以及继承大食帝国遗产的伊斯兰文明都不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人。古希腊文明的“后代”有好几个分支，西方人凭什麽说，他们是古希腊文明唯一的继承人？

再从文明的发生地来看，古希腊文明最早是繁荣于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城邦，再传到雅典、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罗马文明的重心是意大利半岛的中部。日耳曼民族灭掉西罗马帝国主导欧洲史以后，西方文明的中心开始往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最后变成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核心区。文明地点从小亚西岸不断的往西移、再往北移。民族从希腊人转到拉丁人，再从拉丁人转到日耳曼人。宗教从希腊罗马的自然性质的多神教变为基督教的一神教。而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始终在黄河流域（后来扩及到长江流域），经济形态始终以农业为主，它的统治者好几次由塞外入侵的游牧民族来担当，但主要民众还是讲各种汉语、写同样汉字的所谓汉族；思想以儒家为主导，兼容道、佛两教（佛教东汉末年传进中国）。如果中华文明不具有连系性和同一性，那么，各方面都比中华文明变动更大的所谓西方文明就更没有资格具有同一性了（甯应斌的文章从理论上对文明的同一性与发展性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怀疑，自古希腊到现在，真有所谓一线传承的西方文明吗？这种变动不居的、在近代对外征服全世界时又表现得极为残暴血腥的西方文明，他们真的拥有了普世价值吗？我们中国人，何其不思之甚也。

当然，以上只是对刘纪蕙的问题的粗略回应。“中国派”（我把本书中的其他作者都归为这一派）有责任更加详尽的回答她的疑问。我们必须坦白说，由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理念”应运而生，因此也正在探索与发展中。我们不只是要说服刘纪蕙，而且要说服肯面对历史、肯主动思考的两岸三地（包括香港）的知识分子。本书中收进来的郑鸿生、甯应斌、吕正惠的三篇文章，只是暂时作为刘纪蕙“有一个中国吗”这一问题的暂时的对照，并不是最后的答案。历史时机对我们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立刻就能从口袋裡拿出一个锦囊妙计，那也不可能是答案了。所以，最后我想说，太阳花运动能够逼迫我们写出这些文章，编成这本书，足以证明我们企图回应现实与历史，当然，这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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