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曼·斯通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已降至极低水平。韩国的生育率在2020年下降到创纪录的水平——预计每个妇女只生育0.84个孩子，而保持人口规模稳定则需要2.1个孩子。但韩国并非孤例，香港2019年的生育率仅为1.05，新加坡2020年生育率为1.1。

在台湾地区，每名女性预计只会生养1.05个孩子。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生育率较低的国家，现在却成了该地区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每个妇女也只有1.36个孩子。

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在其国内就极具争议性。最乐观的估计是，截至2015年，中国城市妇女平均生育率约为1.2，而农村妇女为1.7。这些数字在过去六年里肯定会进一步下降。

七普数据显示，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图片来源：新华网

北京并非不了解低生育率将带来怎样的挑战。该国人口政策的初步改革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许多地区还向母亲和家庭提供了更多服务。

过去一年，政策改革的步伐已有所加快。对于人口迅速减少的东北各省，出生限制已被提高到三个孩子，或者干脆取消。政府也修改了婚姻法和离婚法，旨在鼓励家庭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了一份工作论文，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该论文的发表引发了婴幼用品类股票的价格上涨。

多国政府都曾试图提高本国生育率，但成功的例子很少。偶尔，一项政策会成功催生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婴儿潮，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制定政策来完全扭转本国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

多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投入巨资推行家庭扶助政策，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女性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女权主义就是新的‘生育鼓励主义’”——即在家庭和单位里鼓励男女平等，从而缓解女性的生育焦虑，让她们生出更多的孩子。然而，安倍离任时的生育率比他上任时还低。

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未能提高生育率？在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我们认为答案已经摆到了各国政府面前——问题在于工作。对父母来说，总有一个拦路虎阻挠他们参加亲子活动、从托儿所接孩子或只是单纯地和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它就是工作。

当工作成为生活中意义和价值的最重要来源，或者当力争上游的竞争变得残酷激烈时，家庭就会受影响。随着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必然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我们通过四个不同的数据集展示了这一点，我们在长达将近40年的时间里采访了100多个国家的40万人。我们始终发现，在高收入国家，那些认为工作“非常重要”的人最不想要孩子并最终生养了更少的孩子。当高收入国家总体上更加注重工作时，其结果通常是生育率更低。

我们发现“工作主义”在抑制生育欲望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欧洲低生育率国家的理想生育标准仍然是两个孩子。但东亚国家施行的家庭政策一直面临一大障碍，就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妇女声言不希望有两个孩子。

过去，一些研究者提出理论，认为直到现在才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香港和台湾地区为什么也出现了低生育率偏好。这些地区都对竞争性教育有着强烈的偏好，这就导致大学教育和就业上岗都竞争激烈，那些落后者几乎找不到任何救命稻草。

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这得益于竞争超级激烈的长耗时教育和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和紧张。

这对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导致“三抛世代”（译注：一个在韩国流行的社会观念，“三抛”即抛弃求偶、结婚和生育）出现的根本原因仍未得到解决——高昂的住房成本、不稳定工作引发的焦虑、过长的工作学习时间以及将学业和工作上的成功视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真正标准。

当年轻人知道财务安全和收入稳定只限于表现最好的人，而其他人只能去争抢剩余的残羹剩饭时，他们就会顺着校长、主管和政府的意思作出反应——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学习工作中。他们将力争上游，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

但这种增长不过是一种幻觉。它不是一种人口红利，而是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那份工作论文所说的，是一种“需要偿还的债务”。长时间工作是以损失人口的长期增长为代价的。在低生育率省份取消生育限制不会催生出婴儿潮。

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那可能的办法应该是抛弃锦标赛式的竞争性考试和职位晋升方式。当父母相信他们的工作能保证自己和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当孩子们的生活不会以学习为中心而使他们倍感焦虑和压力时，生育率就会上升。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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