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到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直接后果却温和得令人意外。危机挑战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在危机之后却基本无损。银行得到救援，大西洋两岸几乎没有哪个银行家被追究罪责，他们的行为造成的代价果不其然由纳税人承担。接下来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英美世界，基本上都依赖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这种政策已经失败。西方经济陷入停滞，走向迷失的十年。

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做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几乎毫发无损的？它没能经受住现实世界的考验，带来70多年里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在政治和思想上却是唯一的选择。左、中、右各个党派都全盘接受这套思想体系。他们不知道其他的思想方法或行为方法：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某种常识。这是一种霸权，但是这种霸权不能也不可能经受住现实世界的考验。

更大范围的政治后果的第一个迹象明显体现在舆论开始转而反对银行、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几十年来，这些人不可能做错：他们被誉为我们时代的榜样，教育、医疗和似乎其他各个领域首选的默认问题解决者。可是，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急转直下，精英阶层的命运也是一样。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对统治精英的能力失去信任和信心。这个标志着更大一场政治危机的开始。

但是，这场政治危机的原因远比金融危机或者过去10年来的死而复生深刻得多。它们直指新自由主义事业的核心，这场事业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和里根与撒切尔的政治崛起，把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自由市场作为核心理念。大萧条时代的银行管理体系在美国和英国分别于上世纪90年代和1986年被废除，这为2008年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按照历史标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履历不佳。战后西方最繁荣的增长期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初，那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增长率比1980年到目前这个新自由主义时期高一倍。

但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最灾难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的急剧恶化。之前，这几乎都被无视。但是不平等的加剧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大西洋两岸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而且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这个问题驱动着当前席卷西方的政治不满，令人困惑甚至震惊的是，这个问题竟然被无视了这么久，唯一的解释或许就在于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的霸权。

但是现实已经给这套思想体系制造了麻烦。1948年到1972年间，美国各年龄段人口的生活水平都出现类似的可观提高。但是，1972年到2013年，底层10%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而顶层10%人口的财富增长却远快于其他人。眼下，在美国，男性全职工薪族的实际收入中值比40年前还低。2005年到2014年，平均说来，25个高收入经济体有65%到70%的家庭经历了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

原因不难解释。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系统性地向资方而不是劳方倾斜：有商界参加而把工会和公民排除在外的国际贸易协议；对工会进行的政治和法律攻击；美欧对大规模移民的鼓励，其结果有损国内劳动大军的谈判能力；不能以任何有效方式留住被取代的工人。

如果缺少平衡力，资本主义自然而然会扩大不平等。1945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冷战的竞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最大限制力。自苏联解体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力量了。随着民众的反对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抗，这种“赢者通吃”的制度已经在政治上不再可行。

美英都有大批人群开始反抗自己的命运，民众的这种反抗常常被某些人以略带贬损和不屑的方式称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场反对现状的运动。它代表某种新事物的开始，尽管通常说来它反对什么比支持什么要明确得多。它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但更多的是二者兼具。

（英国《卫报》网站8月21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