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马平-观察者网

引言我是一个观察者

各位天大的同学，晚上好。1998年高考之后我就认真考虑过来天津大学。很可惜，那时天津大学在河北相当热门，我掂量了一下高考分数，觉得风险太大，还是做了偏保守的选择，报了一所南方学校。很感谢天津大学学生会，在18年后的今天，给我一个机会走进天津大学。

自我介绍一下。我1981年生人，家乡在200多公里外的承德市，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2002年大学毕业后，先做工程师，然后做小生意，主要业务是给政府当编外雇员，最近几年做新闻编辑。工作了14年，虽然没有很深入的行业，但是对许多领域都有点了解。今天我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回顾当代史，谈谈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观点和个人视角有很大关系，肯定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

一扩招时代

1 并不特殊的“00后”

我现在是网络编辑。网络读者的特征是全年龄段阅读，用户平均年龄比传统媒体读者小很多。

所以网络媒体人的平均年龄也不大，90后已经是工作骨干。3月份，我们新招一批在校实习生，很多98年、99年出生的。之前我虽然知道自己不年轻，但始终觉得新人都算是弟弟妹妹的层次，现在看到我读大学那年的人也上班，立刻觉得自己要过时了，必须赶快去了解新一代人。

我首先找了新版中小学课本来看，发现的确进步很大，比如说生物和人文地理就明显要比20年前深。

但我还想直接了解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好在95后和00早就上网了，我可以到网上找人聊，或是看他们的文章。

研究了几个星期，我的结论非常意外——这些95后，00后和我熟悉的同龄人相比，没有根本性的不同，相反，心态和我非常相似。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点野心，对未来有点憧憬，同时也喜欢偷懒，希望眼下就能享受生活；都制定了很多目标，都很难执行到底，都是中学时盼着上大学，上了大学怀念相对简单的中学时代。都不喜欢非常死板的工作，都希望生活有变数，有惊喜。虽然对未来不是很确定，但大多有乐观的预期，觉得肯定会比父母过的好。总之，让这些年轻人穿越到我大学班级上，彼此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

在一个社会飞速变化的时代，差了近20年，年轻人的想法居然没有明显变化，这一点让我想了很久。然后我意识到，所谓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我在用1998年重点大学学生的心态去对比现在年轻人的普通心态。

1998年大学招生约100万，占适龄人口二十分之一。其中重点大学只招十万人。现在大学生已经要占到同龄人的40%。就算我和我的同学的心态只扩展到这40%的年轻人，也说明新型人生观普及了。

回顾一下，90年代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要考虑要不要读初中，是不是应该早点去谋生，攒钱娶媳妇。我读大学的时候，许多同龄人已经娶妻生子，一眼能看到一辈子的人生了。那时大多数人在20岁没有资格憧憬未来。现在，至少一半95后和00后对未来的期望值和当年重点大学的学生非常接近，显然算是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历史背景是21世纪的大学扩招。但在21世纪之前，扩招对中国人也不算新鲜了。

1951年到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57年到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71年到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97年大学招生达到每年100万，我上大学的1998年大学招生108万，是大学招生超过100万的第二年。

1997+4=2001，从2001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16年，预计将有770万大学毕业生，54万人获得硕士学位，6万人获得博士学位。

四轮扩招覆盖了新中国60多年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是个“扩招年代”。这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在我看来，可以说扩招拉动了每一轮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最丰富，最可依靠的资源就是人。

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世界性强国的历史。英法是最早的工业国，可以占最好的市场和殖民地。美国和苏联来的晚，在一定程度上就要靠人均资源。20世纪前期，美苏逐渐控制世界的时候都是石油大国，都出口石油积攒资本，我曾祖父那一代人熟悉的第一个美国品牌就是美孚石油的桶装煤油。美国耕地多气候好，还能向全世界出口粮食。

但是这些道路我们都走不通。学英国没那个时间，学美苏的话人均资源太少。当年华国锋想开十个大庆，卖石油换技术。结果到今天也只有2亿吨的年产量，才5个大庆，不要说出口，每年还要进口三四亿吨。中国最充足的资源是煤，现在采煤成本也比不过美国澳大利亚，沿海经常见到外国煤。许多本来负责煤炭出口的港口比如连云港，现在经常要进口美国煤了。

世界人口地图

石油产量地图

可见卖资源这种事，中国人无论如何比不过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只能靠人。几十年前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1949年中国建国那年，英国有一本著名的政治预言小说《1984》，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这里先引用一个细节，准确地预言了中国发展要靠人力资源：

请注意这句话：【三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天堑一般的防御条件不可逾越。欧亚国的屏障是大片陆地，大洋国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是居民的多产勤劳。】

《1984》世界地图

2 指数增长

不过，勤劳必须和工业结合才有意义，中国近代史开始于鸦片战争，几百万人的英国用蒸汽机打败了几亿人的中国。下面我要分析一下中国的人力资源是怎么影响工业经济的。

首先，我从工程师的视角给经济增长做一个定义。

经济增长显然不是钱的增加。钱只是交易工具。在物质层面来看，经济增长就是用已经存在的财富生产更多的财富。今年生产了10份财富，其中5份用来消费，是消费品；另外5份是投资，是新的劳动工具。因为增加了5份工具，所以明年能生产11份财富。相比今年的10份，有 10%的增长。如果每年都能重复这个过程，经济就以10%的速度指数增长。

今天全世界都默认一个前提，就是指数增长是天经地义的发展模式。

各国GDP增长（请注意左边是对数坐标，斜线即意味着指数增长）

但是，从经济史来看，指数增长其实是个新鲜事，在占历史大多数时间的农业时代，停滞才是常态。

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农业时代没有指数增长呢，因为财富包含两个基本要素：能量和精度。工业革命之前，输出能量基本全靠肌肉，但粮食产量有上限，限制了肌肉产生的能量。至于精度，当时全靠人手控制。最好的工匠死了，下一代人还得从头练习。每一代人的生产模式都和上一代人差不多，经济水平当然也差不多。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进步就是让能量和精度能够一代代积累。首先是在煤矿里使用烧煤的蒸汽机开矿，这是用能源开采更多能源。第二点是用机床制造机器，最终制造另一台机床，这是用精密的工具制造更精密的工具，让精度持续上升。

工业革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而且这两个上升循环之间还有关联。机床用上了蒸汽机动力，能加工强度更大的材料；而蒸汽机可以用机器造出来，更精密，更高效。所以能量循环和精度循环相互促进，永不停滞。最终形成了发达现代社会。

总结一下，工业革命就是用手工业攒出了烧煤的蒸汽机和造机器的机床，让能量和精度这两个最核心的经济指标一代代累积。从此工业品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工业品，所以财富能指数增长。

但是某些工业品一旦造出来就是纯粹消费品，不能用于生产。比如豪华轿车，比如化妆品，比如大面积的房子。对当前的经济减速，我有个朋友给了一个简单粗暴但很有逻辑的解释：用来造工业品的工业品少了，能源和精密加工能力没有被用于创造更多的能源和加工能力。比如说房子和机器都是钢铁造的，钢铁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住宅，也可以造更多的机器；房子却不能直接生产更多的房子，如果太多的钢铁被用来造房子，而不是造机器，机器造机器的循环一定会慢下来。

总而言之，一个大国要想经济增长，物质基础必须是核心工业体系的指数增长。刚建国的时候，农业是经济的主体，工业很少，而且大多数是造消费品的轻工业，能用来发动指数增长的重工业几乎没有。所以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工业核心。

我们是通过苏联援助来拿到核心工业的。朝鲜战争1953年7月停战。1953年8月，苏联就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说明中国在苏联战略上吃亏的时候，帮他分担了战略压力。苏联因此相当重视中国这个盟友，在1953年开始的2个五年计划中，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等教育，作为中国指数增长的起点。

3 “超前”教育

但是，用基本算术知识推断，在起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太快。因为能指数增长的现代经济部门比例很低。无论工业核心扩张多快，如果用整个GDP做基数的话，高增长率都是很难的事情。

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为了提高速度，我们发动大跃进，用土高炉炼铁，用手工业造机器，把一部分农业社会的力量直接用来积攒工业财富。50年代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钢铁农具还没普及，1956年才开始设计蒸汽机车，技术水平还在工业和手工业的边缘上。这时候发动手工业来促进工业，就像汽车启动的时候用人力推一下，还是有效果的。当年内地农业地区大跃进时代开始搞的那一批地方窄轨铁路，到21世纪还在运行。

河南窄轨铁路

不过，一旦过了煤窑高炉蒸汽机这个阶段，手工劳动就没用了。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扩大工业规模，因为粮食增产主要靠化肥和水利。化肥需要精密的化工设备，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业还在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所以仅仅考虑粮食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也养不起太多的工业人口，1958年的大跃进只能是个临时的行为。到了60年代，大多数人还得留在农村种地。

这个局面制造了一个新的尖锐矛盾——指数增长和非指数增长的矛盾。

前面说了，经济增长，是一小部分先进的工业指数增长，在工业化的早期，经济还不是真正的指数增长。但同时另一个发展要素进入了指数增长阶段，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教育。

搞工业不能只造机器，文盲看不懂技术手册，没有纪律性的人不能上生产线。所以发展工业必须有适当的教育。教育本质上是人教人，我们可以用初中生教小学，中学生上一两年简易师范回来教中学，鸡生蛋蛋生鸡，典型的指数增长。前面那个扩招年表体现的就是这个指数增长过程。

教育是指数增长，而工业经济暂时还不是指数增长。那受过教育的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工业经济需要的人口。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是25年，这25年，经济增长了四五倍，但受过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年轻人增长了几十倍，受教育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可以说教育非常“超前”。

具体来说，70年代末，中国勉勉强强把大多数年轻人都送进了中学。但是中国工业劳动力算上集体工厂7000万，教师干部军人加起来5000万，合计1.2亿，不到十亿人口的1/8，加上家属也就是四分之一。只有这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真正进入了工业社会。所以，毫不意外，当时读过中学的年轻人正好是四分之一能就业，四分之三要当农民。80年代以前，这个矛盾一年比一年激化。

当然，我不是说农村很悲惨。实际上70年代的农村比50年代进步很大，比如说水浇地的比例从不到20%上升到48%，原来种高粱的地方现在种玉米，原来能种玉米的地方能种麦子了。再加上钢铁农具、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的普及，70年代的农村比过去舒适的多。但是，这个进步和城市一比就差太多了。年轻人受了教育，知道了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只要能拿到粮票，在外地吃上饭，年轻人随时都想离开农村。只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才不得不留在家里种地。

70年代化肥产量有爆发式增长。国家层面有四三计划，引进一批大化工厂，各地建了几千个县级化肥厂开始产氨水。1965年化肥产量不到200万吨，1979年变成1000万吨，吃饭问题不再要命，下一个问题是吃肉。

到这个时候，农村青年往外走的趋势谁也拦不住了，甚至基层政权也会主动促进这个趋势。1980年，我老家那个公社宣布新毕业的高中生都不再种地了，因为人均土地就那么多，再精耕细作也不会有明显增产。这些高中生都送到县城去实习，有的送到铁工厂，有的送到县里的供销社，准备自己搞工商业。

4 中国奇迹并不神秘

总而言之，读过书的年轻人做什么的问题，是1980年中国从上到下的一号问题。但很快这个压力得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1979年中美建交，西方市场对中国开放，外资可以进来开工厂。80年代中国得到外资700多亿美元，开了上万家工厂，带动了几万家工厂，雇佣了许多60年代和70年代受教育的劳动力。

当然外资从中国赚了很多钱。但毕竟让上亿中国劳动力开始以工业化的生产率劳动，报酬明显高于农民。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我们用劳动力换到了工业物资，能够升级自己的工业体系，逐渐从血汗工厂变成制造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接近发达国家。去年中国出口14万亿，有8万亿是机电产品，衣服、箱包、玩具这些劳动密集产品加起来不到3万亿。

中国出口

中国进出口

中国进出口英文

世界各国主要出口

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和收入今年都超过了俄罗斯，东部几个省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们把本国的劳动力卖了还不错的价钱，换来了产业升级需要的物资。1949年我们从西方19世纪工业革命的水平上开始补课，现在终于踩到了发达国家的后脚跟。

GDP和人口2011 （现在俄国南非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已经落在了中国后面）

去年世界人口73亿，按实际购买力算，人均GDP比中国大陆高的人口大概是13-14亿，加上中国人一共是27.7亿。占世界人口的37%。考虑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人口统计完全不靠谱，，可能漏算了好几亿没有统计到的穷人，再考虑到人民币折算成购买力比实际汇率强一些。我们终于落实了一句老的宣传口号——“要解放世界上2/3受苦受难的人民”。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已经基本站稳前三分之一的位置了。

但是，其他落后国家为什么没做到这一点呢？

我想，这首先和劳动力的性价比有关系。70年代末，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但通过教育和军事训练，起码有一半人口有知识，有纪律。适合搞工业。当然，世界上有比中国更好的劳动力，也有更廉价的。但是，比我们便宜的，往往素质差很多；比我们素质好的，价格就贵了。中国劳动力的性价比是最强的。而且我们一直在扩招，当年中小学扩招，现在大学生扩招，在工资上升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的性价比持续提升。当然西方的工业要优先转移到中国。

劳动力性价比示意图

中国奇迹的第二个原因是产业配套。前30年，中国搞了一套完整工业体系，和西方比起来水平很差。但勉强称得上门类齐全。无论你转移什么产业进来，中国企业都可以在产业的上下游配合你。

这意味着把一个相对先进的工厂挪到中国，不一定非得两头在外，只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搞组装。相反，中国那些凑合能用的配套厂可以给外资工厂省很多钱，外资工厂的订单也能带动中国的产业进步。

第三，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不是几十个小国。劳动力、资本、技术越过省界没什么政治上的障碍，不受关税检疫和技术标准的影响。

从1960年到1980年，中国修了2万公里铁路，比1980年到2000年修的铁路还多几千公里。而且大多是深入内地的铁路，比如说成昆线、襄渝线。70年代中国还掌握了超高压输电线技术，开始跨区域输电，最后把整个国家连到一个电网上，让工业可以遍地开花。

60年代西南铁路网许多内地省份交通还仰赖外国

70年代中国铁路地图已经连成一片

有了这么大一片被道路和电网沟通的腹地，中国沿海接受工业转移的能力肯定要比大多数国家强。那些分散的小国不说，就说印度，英国人留下6万公里铁路，到现在4种轨距都没统一，印度国家电网也没有全国的调度权。日本虽然比发达，但东日本和西日本的电网频率都不一样。和他们比，中国基础设施覆盖面和标准化程度都不错，工业转移到中国的利益更大。

印度铁路网

印度铁路

印度电网

日本电网

第四点是中国靠半军事化体制整体上保持了低犯罪率。这一点虽然在90年代有倒退，被宗族势力和车匪路霸破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2个司机就敢出车几千公里送货；占地几十公顷的大工厂，往往五六个保安就能执勤。这种普普通通的事实在许多国家就是个奇迹。像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警察在农村根本没有执法能力，三分之一以上国土有游击队，武警中队经常被游击队消灭，显然没法布置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就把产业升级的机会抢了。

这四条因素实际上就是建国第一代人攒下来的软件和硬件。硬件是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软件是受过教育的人口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总体上说，前30年积攒的软硬件在第二代人都没浪费，正好接受工业转移。

而且我们接受工业转移的顺序也很对，先是从苏联接受全面而相对低端的工业体系，再从欧美接受高端但不完整的工业，最后逐步补齐短板。这好比先在一个老师很负责的中学打基础，然后再到管理松散的一流大学选课进修，从战略上看是最佳顺序。大多数穷国要么劳动力性价比很差，要么工业升级次序不对，都没跟上来。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超出世界平均速度，完成了工业化的目标，同时也把大多数劳动力吸收到工业社会，解决了1980年的中学生过剩问题。

二一切的关键是人的问题

5 如果没有上山下乡

中国这条发展路线，不敢说是设计出来的完美战略。但客观上效果不错。回过头来看，这条路线在哪里最容易出问题呢？

我认为最容易出岔的环节就是这个持续扩招。因为这并没有非常直观的好处。对农民来说，受教育不是必需品。对1980年的中国来说，工业社会只使用了中国四分之一劳动力，一旦教育超过工业所需，教育是个赔本生意。对于已经受教育的那些人来说，继续扩招会抵消他们的学历优势。在这几个因素影响下，虽然中国唯一的优势是人口，但扩招这件事很容易就停下来。

比如说，80年代初，中小学招生数量都明显减少。初中在校生从4000多万跌到3000多万，90年代才恢复。为什么会减少呢？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承包制。公社没了，集体没钱养不起教师，农民正好让孩子回家种地。更隐蔽的原因是知青回城，各个单位允许接班，在农村招工少了，农村学生除非能考上大学和中专，否则很难靠中学学历找工作。

城里人为了就业，要接班，要顶岗，要国家安排待业青年。这要求貌似很合理，但潜台词就是城里人有就业优先权，农村人读书也找不到工作。结果就是中小学辍学率上升，读书无用论迅速蔓延。可见扩招是个很容易退化的过程。

那么，80年代之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先回顾一下问题怎么产生的。

50年代初读书非常有用，国家要建立基层政权，要给苏联援助的机器配上工人，中学生和高小学生要么当干部，要么进工厂，参军也是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读书就有前途。大家只要有机会就读书。

50年代后期，情况变了，因为苏联给的资本就那么多，工人够用了。而且工厂和政府里基本都是年轻人，20多岁的人当工程师，江主席30岁就当一汽这个副省级单位的副总动力师，退休早着呢。

前面说过，就业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工业基数比较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肯定跟不上教育人口的指数增长，所以年轻人读了书往往还要去当农民。

这时候怎么保证持续扩招呢？首先是国家要强行推教育，多培养教师，师范生不够，就让中学毕业的民办教师教小学，建更多的学校。

但更重要是让农村人读书“有用”。虽然总的职位不够，但是一定要让农村人读了书也有机会进城。知青下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

从60年代到1980年，下乡知青2000万不到。即便不考虑集体企业和公社企业，同期从农村的招工、招生数量，也超过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给城市青年直接安排工作，完全可以不搞上山下乡，不用折腾上千万个家庭。

知青总数

招工数量

但是，这意味着农村人不管怎么读书，招工名额还是留在城市。农村青年谁还去读书呢？

所以要知青下乡，到农村知青点去种地，再和农村的青年一起竞争入学、招工的资格。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农村青年也能看到自己的上升通道。如果说这个阶段注定只有四分之一人口能进入工业社会，那么至少要在程序上让农村人觉得自己也能成为这四分之一。

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一起分享进城机会，所以，尽管上升通道很窄，但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还是能扩招。到了1980年，中国勉强普及了中学教育。即便80年代入学率下跌，但基本面不变，大多数劳动力有读写和算术能力，有基本的物理化学知识和地理常识，对纪律有敬畏，可以迎接任何规模的产业转移。这就是知青政策最大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选拔方式也的确很锻炼人，现在中央的主席和总理都以外来知青的身份当过大队党委书记，一半常委，比如习、李、王、张都下过乡，刘、赵、张、范等政治局委员也当过知青。

这里我要纠正一个名词。我们谈到知识青年的时候，往往默认是上山下乡那批城市青年。但是70年代城市每培养一个中学生，农村要培养3个以上。他们都是中国知识青年，都能到工厂和机关工作，当然也有平等的就业资格。如果只看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就是折腾，但如果看所有知青的话，上山下乡其实是禁止少数人世袭粮食补贴和招工机会，给农村人一个读书上进的机会。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国民素质，支撑了经济发展。

6 今天的进城难

前面提到，70年代上山下乡到80年代变成接班顶岗，让农村人进城难，导致了中学层次的读书无用论。最近几年，进城难导致的读书无用论开始在大学层次上出现。

21世纪初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生刚多起来，城市房价还比较低。一个月工资能在一线城市外围，或是二三线城市的好地段买一平米房子，就算不买房，毕业自己租房也问题不大，2003年我和我妻子两个人月收入2000多，就敢租一套独立的房子。这意味着房子不太影响找工作，最多是已经有房子的轻松一点，没房子艰难一点。所以穷人考大学的劲头并没有因为大学不再分配而下降。

等到房价涨起来，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就很难了。因为买房子买不起，租房子也不便宜。过单身生活还好说，要是想在一二线城市安家落户让孩子上学，多数大学生做不到。我现在收入比当年翻了几番，工作需要我在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结果我把户口放在苏州，把家安在廊坊，两边都不敢进一线城市，就是因为我买不起京沪的房子。

135京沪线

当然，大学生也可以不去大城市。但现实是好工作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回到三四线城市，好工作往往靠关系。所以这几年有“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说法。实际上，很多大学生根本没有逃离或者逃回的选择，只能租房子先过日子，然后把他们的怨气和难处说给学弟学妹。结果就是农村学生考大学的兴趣下降，抵消了一部分扩招的作用。

新一波读书无用论存于中国乡村农门不再爱读书？--教育--人民网

越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根源在何？-中新网

其实房子只是家庭财富积累的一个侧面。家庭教育、补习班、择校费、学区房等许多条件积累到一起，都会降低穷人孩子读书的相对好处。穷人一方面买不起额外的教育，另一方面努力读书也很难在大城市生活，所以容易放弃升学。这肯定会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源质量。

这和八十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工人干部坚决要把就业优先权传给下一代，政府发现知青回城可以换取政治资本，所以停止下乡，给城镇青年安排工作。结果就是农村孩子放弃读书。总之，超前于经济发展搞扩招，虽然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但本身也像逆水行舟，一松手就要倒退。

7 扩招可能是负资产

其实更大的障碍来自于扩招自身。因为扩招意味着不断向年轻人介绍工业化社会。

尤其是教科书内容总是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肯定也会让学生拥有超前的物质需求。我统计过，80年代小学低年级语文书上找了100多幅日常生活的插图，有一半能明确地看出是城市，只有十几处肯定是农村生活，还得说是富裕农村或者国营农场。这种课本给当年占大多数的农村孩子读了，就等于告诉他们未来在城里，在工业社会。对学生来说，这个未来看得到，但是不一定能摸到，肯定会出现普遍的不满。

8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第一页

8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第二页

8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第二册

这个不满，其实在知青下乡之前就出现了。具体来说开端在1957年。

1957年最大的历史事件是反右。但这和教育过剩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反右的起因就是湖北的学潮，历史上称为汉阳事件。

汉阳中学在汉阳县，是武汉外围的农村。在1957年之前，因为中学生很缺，初中生很容易升高中，高中就算不读大学，也能直接就业。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一旦把苏联给的机器都配上人手，就业机会就没那么多了。汉阳中学的学生本来对未来满怀希望，忽然1957年的一天，老师告诉他们升学率下降。1000人只能有50个上高中。

而且名额分配分配不公平，优先保障大城市，汉阳中学比旁边的武汉市升学率低很多。这和最近的高考名额分配争议很像。现在的家长会抗议，当年的中学生也要冲到县政府，让领导出来解释。县政府把门关了，他们就砸门进去。附近的工人觉得学生胡闹，出来保护干部。第二天学生又来砸门，还是被工人给赶回去。最后中央某些领导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全面反动化的标志，就发动了反右运动。

汉阳事件

当然，中央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反右的。类似事情在全国很多。在高层，旧知识分子不满，因为新的读书人开始进入体制，让他们觉得靠边站了。在基层，小知识分子觉得上升通道被革命干部占了，也有怨气。两者都导致了很严重的骚动。

我今天不想讨论反右运动的对错，只想说明，超前教育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制造麻烦。一旦受教育人口的升学就业预期无法满足，政治上也没有应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就会反对一切制度，制造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这就是许多学潮的原因。

就算是招了工，参军当了干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和前辈不一样。比如说凡事要问为什么，比如说希望参与决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越是读书多，这个趋势就越明显。

我看过许多回忆录和小说，50、60年代，部队或者工厂里就经常有老领导抱怨，说知识分子难管。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其实不过是是初中生甚至是高小生。等到80年代90年代，高中生开始当兵进厂，又是一轮类似的抱怨。当时报纸上说青工问题，城市兵问题，独生子女，和50年代的的抱怨几乎没差别。到我上班的时候，老员工抱怨新来的大学生不懂人情世故。今天有人抱怨新来的博士硕士，也是一样的腔调。80年代的的文化部长王蒙在50年代有一部知名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写这个题材。发表日期到今年正好60年。

165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166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之所以同样的抱怨持续了60多年，就是因为一代代的新人受教育水平都比上一代高，对社会提出的需求和上一代人不一样。他们在学校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模型。你要么充实他的模型，要么给他更合理的模型。不能强求他们无条件接受上一代的世界观。否则就会产生激烈的矛盾。

我举几个例子。中国最著名的现代诗是1968年的《相信未来》。1980年又有一首类似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84年阿城写了一部知青小说，《棋王》。结尾主角悟出来一句话：“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这体现的都是受教育人口提出的新型精神需求。

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手稿

去年网上很流行一句话，是一个教师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世界那么大

这几天有一首新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一系列作品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受教育的人在物质上需要体面的生活，精神上需要有更多的参与感。这两个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会制造很强大，也很危险的力量。中东和非洲现在的战乱，起因就是受教育的青年上街要求新生活，再加入极端组织寻求精神安慰。这个阿拉伯之春是从突尼斯开始的。突尼斯的大学入学率是32%。

前面我分析了中国工业的优势。现在中等水平的工业基本上被中国垄断，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不低，其他方面不如中国，很难和中国竞争制造业。所以他们全靠卖石油缓解矛盾。石油价格一旦不疯涨了，他们也就完蛋了。最近油价持续低迷，中东的大乱子可能还在后头。

8 校园向左，现实向右

但是你说这些年轻人就彻底错了么？回到我们中国，难道说几十年来参与政治运动的年轻人都是疯子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业社会的期盼，他们对参与决策的需求都是国家教给他们的。国家在宣传主流生活方式的时候，无论是教材，还是宣传画，都是按中等偏上的水平制定的，就是引导他们向往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我们的课本反复告诉学生，说遇到了不平等的现象，就要主动反抗。学校里的制度也努力培养普通人参与社会决策的积极性。比如说学生干部的人选，尽管很多是学校指定，但也肯定会有民主选举的程序。这个程序几十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是鼓励年轻人主动参与社会事务。

《我选我》从80年代用到2016年的小学课文

所以说，既然中国选择了用教育拉动经济，就必须接受教育对社会制度的冲击。我们现在的基本制度，是在大多数人不识字，没去过县城的时代建立的，还从苏联照抄了很多。但苏联的许多制度也是在普遍文盲的状态下建立的，等到社会现代化以后，矛盾就出来了。

举个例子。中国很快将有一多半的人居住在现代小区，小区业主委员会必然要实行一房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国人很快就要习惯于靠基层民主制度来管理社区，学生时代的选举概念到这时候就用上了。虽然现在大多数业主委员会运转不灵，争权夺利打成一团糟。但中国人迟早会熟悉这套规则，在基层搞出党团政治的雏形来，对基层政权产生压力。

而且中国的压力比其他国家更大一些。中东国家是等油价跌了开始动荡，咱们没有大油田，又从建国就开始拼命扩招，所以1957年就有了汉阳事件，接下来是60年代红卫兵，然后是1976年到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

90年代之后，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是个配角，现代经济是GDP的主体，中国经济终于能跟着教育一起指数增长，维持了比较长的稳定。但是随着大学教育和网络的普及，扩招带来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前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江苏启东人都可以因为一个造纸厂占领市政府，厦门人为了px搞大游行，现在经济减速，每年七八百万大学生涌出来，发现这是一个拼爹胜过努力的社会，前景不能太乐观。

前几天和朋友说起这一轮港台学潮的区别，明明是香港阶级矛盾更大，贫富差距更严重，为什么台湾学生占领行政院和立法院，香港始终只是在街头闹。我想，大概是因为台湾大学毛入学率已经到了96%，香港只有百分之十几，明显低于中国平均水平。

现在大陆的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要到40%了，明显高于香港，正在向台湾发展。这当然有利于产业升级，但在经济相对停滞的今天，不能默认我们的年轻人比港台更稳定。

占领“立法院”

三工业社会大政府

9 降不下的房价提不起的经济

总的来说，工业经济和配套的三产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体产业。从结构上说，经济是可以指数化增长的。只要工业进步快，受教育年轻人有更好的职位，教育就是正面因素。但如果经济停滞，超前的教育水平就是负资产。接下来我从产业方面谈谈现在的经济减速问题。

首先是外部因素，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很大，世界大萧条，我们也倒霉。但内部问题也很重要。比如说前面提到过的房价。

刚才我说，一二线城市房价是阻止年轻人扎根，促进阶级固化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他们不去三四线城市买房呢？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新增就业，要靠关系才有好工作。所以一定要往沿海大城市挤。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工作集中在沿海房价高的地方？这听起来很不合理。因为房价高，工资和用地成本也高。上海郊区工业用地150万一亩起步，三四百万很普遍，到江西湖南的中等城市郊区，几十万的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就非常好了，十几万一亩也有。

这么贵的土地，再加上被房租抬起来的工资，企业依然乐意留在沿海，留在一线城市。这次房子涨价，长三角除了上海最厉害的城市是苏州。苏州房价涨幅最高的地方是东西两侧的工业区，但大多数企业就是要留下，一定要挤在苏州上海这样的地方。直到今天，上海还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苏州第二。

为什么这些企业不去内地呢？当然沿海有一定的交通优势，物流成本低。但湖南、江西这些地方，铁路到广州几个小时，高速公路到上海一晚上，船运到长江口也就是几天。物流成本不算差的很大，为什么企业不肯去呢？

就我的观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产业链配合。现在大型企业一般会和几十家乃至几百家企业紧密配合，要有上千家供应商、承包商和客户列入备选合作对象，最好在几个小时的交通半径内就找到配套企业和技术外包单位。这样企业才能以天为单位开发产品，确定生产计划。才能在当前的竞争压力下生存。

一旦离开这个环境，每次送货和交换样品都要和留在沿海那边的产业链互动，要经历几天的货运时间，所有的技术员往来都要多花一天时间，结果必然是物流成本增加、研发周期变长。如果开发一套设备有几百个配套企业和客户，在解决每个问题的时候，物资和人员的交流效率都下降，都要影响下一个环节，这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不是作减法，可能是做除法。企业当然不肯搬到内地。

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日报的调研也有过类似结论。

制造企业的成本持续提升沿海产业链:搬不走的优势-新华网

前面说过中国在80年代初的优势。中国的工业体系低端但是完整。所以外资过来，不仅利用廉价劳动力，还能和中国工厂配合节约成本。中国不仅赚个装配钱，还能通过配合升级其他产业。这是个双赢合作。

但是，一方面中国沿海工业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配业了，另一方面内地工业相对衰落，连差一个档次的配套产业也没有，更不适应沿海工业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效率。所以，企业就算搬到内地，产业链还得和沿海连在一起。而内地的劳动力、土地尽管比沿海便宜，但绝对没便宜到当年中国和西方差距那么大。单个企业当然不肯去内地。当然，好消息是这样的工厂也不会轻易去孟加拉或者越南。

其实如果企业工艺简单，和其他产业没有什么复杂配合的话。不要说搬到内地，就算搬美国也正常。比如说纺织厂，因为美国棉花便宜，而且市场在美洲，就能搬过去。

中国纺织厂开进美国棉产区-全球纺织网资讯中心

美国纺织工人

中国内地的原料没有美国那么便宜，也不是主要市场，所以，工业会自发地挤在沿海大城市。越是内地想要的复杂制造业越不肯搬。但这不是肉烂在锅里的问题，工业挤在一起是有额外成本的。

城市和工业区大到一定程度，边界相对面积就太短了。城市边长增加到2倍，面积就是4倍。所以城市越大，边界上单位长度通过的资源和人流就越多，必须提升基础设施等级。地面堵车，就建立交，立交不够还要地铁，地铁也不够，就要修直升机停机坪。

绘制图C——城市面积和边界

我们看全国的城市，一环形成的早，基本是普通街道，二环往往就是半封闭的快速道加部分立交，三环要全封闭，以高架为主，四环五环就是高速公路了，一般四车道还不够，必须六车道八车道。这证明城市越大，交通流密度越高，基建设施越贵。

还有供水排水、供电、垃圾、空气污染问题也一样。大城市必须花大价钱去解决许多中型城市没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大城市基建价格高，房价也应该高。这部分房价不是凭空炒起来的，是用实际财富来换的。地方政府从房价里赚的钱，很多又被这些超额基建吃掉了。

而且中国没有普遍性的房产税和地产税，房价涨了，现有的地产就免费享受涨价和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所以，一旦产业链把企业限制在既有的大城市，就形成了长期涨价的预期，搞房地产投机稳赚不赔，结果是房价和地价飙升。那些付不起地租，又不能迁走的的制造业就被扼杀了。等到制造业萧条，资金缺乏正常投资渠道，资金更是只能炒房子，这就是当前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

从物质层面来看，这是把包括钢材和工程师在内的生产能力拿去修超额的基础设施，制造了过量的房子，核心工业的资源当然就少了，机器造机器的循环慢了，必然会导致经济减速。

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10 发展需要强力调控

其实，企业是乐意离开沿海，到内地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地方政府也乐意发展制造业，收制造业的税，稳定地提供就业。但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谁去谁就要牺牲自己的竞争力，给后来的企业铺路；从单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自己去铺设一条产业链来发展实体经济，赚钱不如土地财政快，而且在领导任期内也没有什么效果，当然没人乐意干。这是个无解的博弈结果，是解不开的死结。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就了这个结果。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无政府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消灭经济无政府状态，有能力跨行业，跨企业调动资源的是计划委员会。在市场经济下，跨行业跨企业调动资源的是银行和投资公司，换句话说，金融业就是市场经济的计委、计划委员会，是资本主义发改委。

但金融业不管怎么调配资源，终归不是真计委，因为他们投资首先看要看单个企业的效益，要看短期效应，没有能力规划整条产业链。所以企业和银行不能把工业搬到地价更低的地方，反而会主动拿资金出来投机，在大城市附近炒房子。这几天在上海外环郊区抢购楼板价3.7万地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财政部下属的超级金融国企。在没有经济计划的时候，连超级国企也会主动炒作地产，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问题。

金融业主导实业，不仅会影响房价。现在的中国工业，大多数企业不愿意深入开发技术，搞产业升级，更不会带头给整个行业创造发展空间。大家都愿意在现有的技术上修修改改，买外国的核心部件拼凑机器，不愿意冒险。结果就是利润率上不去，低水平重复建设。反映在就业市场上，就是低端就业多，中高端就业少，毕业生很不满意。

在我这个工程师的视角来看，房价也好，产业升级慢也好，都需要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去配置资源。具体来说，单个企业不肯搬内地，政府应该想办法组织整个产业链的搬迁，把相互关联多的企业群体迁往内地，同时做好制度保障。这样增加的物流成本只是行业整体的进出，不是每次技术合作都必须到沿海跑一趟。房价和年轻人就业问题就都缓解了。

然而，从现实来看，政府的干预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具体。现在的地方发改委系统，既不具体干预金融，也不控制地方投资，只有一个空泛的产业政策，这好比开车管不了油门，就算假装握着方向盘也没用。所以企业最终还是听市场，听金融的。没有这些地方发改委支持，中央发改委权力再大，也只是个咨询机构。大多数地方发改委、发改局，连咨询机构都算不上，纯粹是盖章机构。

2008年搞四万亿投资的时候我在陕西，帮地方融资平台写贷款可行性研究报告。据我观察，各地政府搞建设的时候，发改局只负责给贷款炒房地产找依据。我写出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后，他们闭着眼盖章，还要到上级发改委去催着批复，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发改局在地方曾经号称“二政府”，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门，到现在已经基本废掉了。

宜昌市发改委关于印发《杨美仁同志在全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在某些地方，一个新的机构拿到了第二政府的位置，就是各地政府的融资平台，是用金融来控制地方经济的机构。一般的说法是融资平台算第二财政。这实际上意味着金融规律已经在主导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各地纷纷靠炒地皮赚钱也是必然的结果：

城投公司不能是地方政府“第二财政”腾讯网

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考虑产业政策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看得最直接的盈利点就是房地产，所以贷款往往就是征地和建街道，让土地涨价支持土地财政。很少会考虑这些新建的城区有没有工业和就业。现在西部省份的财政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就和发改委系统失效，城市建设超前于产业发展有关系。

产业升级问题和房价类似。需要国家直接出手，扶持基础研究，承担核心技术开发的风险，建立强大的产业基金带领全行业跨越技术门槛。比如说京东方上市14年，拿了56亿政府补贴，亏了80亿，但始终坚持搞技术升级。终于把国产面板技术拉到了日韩的水平线，把四五十寸液晶的价格从10000打到3000，让中国企业打垮日本家电，让中国人买得起大屏幕电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战略。现在日本夏普混的卖给富士康了，要是完全搞自有市场，恐怕现在我们还在高价买大屏幕电视养日本企业呢。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干预，都意味着政府要收更多的税，对资本和个人生活做更多具体控制。实际上这才是发达工业国的常态。比如说美国3亿人，2000万人吃财政饭，换算到中国就是8500万。中国把1600万教师和上千万临时工都算上才6000多万。考虑到美国私立学校比中国多，地位也高，美国才是大政府小社会。

从财政看，法国政府开支占GDP的57%，欧盟政府开支占GDP的48%。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占GDP的36%。把最低的美国数据换算到中国，去年68万亿GDP，应该有25万亿财政，实际上只有15万亿。中国现在产业水平不如欧美，要赶超他们，应该比他们干预经济更多，收税比例更高。现在实际上比他们低。说明我们政府的动员能力还差很远。

但从舆论上看，从实际操作来看。政府干预经济的阻力很大。平民受教育越多，越不信任政府管制，更不支持搞大政府。在新一代人看来，减税、减少管制，把权力交给市场就是政治正确。年轻人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少干预普通人生活，尊重私有产权，只负责市政和发福利，别的事情管了就是错。

这种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政治正确，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阻碍。因为资本可以借着这个政治正确，理直气壮地拒绝政府管制，要求搞彻底的市场经济。结果就是经济停滞更加严重。

11 工业人口未必支持工业进步

这时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不能简单地指责年轻人要权力，要知情权是错的，不能说质疑政府就是西方思想的侵蚀。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化必定会导致个人化思潮。一旦工业化劳动普及，每个人都能脱离传统的社区、家族、乃至家庭独立生活，社区和集体主义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前30年，工业化还是一个个孤岛，要获得工业化生活，就必须加入一个叫单位的组织。所以集体主义对个人来说有一定必要性。一旦工业化普及，劳动力可以自由谋生，肯定会产生个人主义。如果说发展错了，也错在社会没有把这些工业人口重新组合起来，打造新型社区，给他们归属感，而不是错在毁灭了旧的社区。因为只要经济进步，这些社区迟早是要解体的。苏联东欧在劳动力基本转入城市后就出现了普遍的自由化思潮。和这西方的文化压力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必需品，否则就得搞终身雇佣和高福利，比如许多亏损国企，比如说现在经济停滞的日本。但这条路显然是死胡同。而且，人均财产一旦增加，就希望保卫已经拥有的东西，就不喜欢政府干预个人生活，不喜欢政府干预经济。政府一插手，就觉得政府打击个人奋斗致富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心态。

要注意，小资产阶级心态并不限于小资产阶级，心态是可以脱离阶级来传播的。因为人都有生活预期，会按照预期去保卫自己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大城市居民一般坐公交上下班，但如果限制私家车，鼓励公共交通，很多没车的人也会抱怨。政府如果加税，很多刚到起征点的工薪族也觉得吃亏了。

这就是教育进步，主流意识形态相对落后的结果。普通人不信八股化的主流宣传，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感性地考虑问题。大多数人看到学长和同学混得好，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一样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可能还不是小资产阶级，心理上已经有小资产阶级的自觉性了。

不过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台湾和韩国在快速工业化之后也经历过类似的波折。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韩军坦克上街，在美军默许下屠城，最后还是不得不政治转型，可见工业化必然伴随着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动。西方国家也一样，只是他们工业化早，有一两个世纪来过渡，中间打了2场世界大战，经历好几场革命，这才勉强稳定下来。中国大陆的工业化比他们快的多，而且靠教育拉动工业化，能做到现在这样不容易了。

光州事件

当然，必须承认，从1966到1976，再到80年代，虽然读过书的年轻人始终在挑战政治结构，但农业时代建立的政治架构最终还是维持到了今天。为什么中国这么稳定呢？

稳定的原因首先是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缓解了矛盾。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进入工业社会的始终是少数人。还停在农业社会的多数人没能力挑战秩序；而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和西方中产阶级一样，有特权和优越感，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阶层，倾向于保守。所以政治结构承受危机的能力比较强。

二元体制稳定社会

比如说，30年前的工人，虽然对物价和腐败不满，但由于国企福利高，亏损也要发奖金，而且允许接班顶岗，效率下降也要招人，大多数国企子弟都能就业。城市居民还是有很明显的保守心态的。他们承认社会问题很严重，但年轻人企图发动变革，无论什么变革都可能伤及自己的特权身份，还是不要跟进的好。80年代的危机就靠这个基础被平息了。

前面说57年引发反右的汉阳事件，学生两次冲进县委，是谁自发去制止他们呢？是工人、全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工人。文革期间，大多数所谓的保皇派组织，也是由这些收入稳定的工人组成的，他们会主动阻止造反派夺权，维护原有的党委班子。

到了文革后期，知青政策虽然有利于农村教育，但是明显得罪了大多数城市居民，让工业社会的主流人群不满，所以知青政策和造反派干部都受到反对，文革也就结束了。76年之后，政府放弃了知青下乡，城里人立刻说改革开放好。

但是，现在这个结构不存在了，大多数人口已经完全进入工业化社会，他们不认为自己属于既得利益阶层。许多在统计上算农村人口的孩子，实际上在城郊结合部长大，只是坐大巴回过几次故乡，在城市再穷也不回去了。前年我回农村搬东西，一个村都找不到三四个壮劳力帮忙，被迫回到县城雇几个人再来。

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共享同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也共享底层意识。万一有什么动荡，他们不可能因为既得利益而默认支持现体制，80年代自发的稳定性已经消失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现在香港台湾的街头运动。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20世纪初，大多数列强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都只能算半工业国。所以，多数国家可以不承认什么民主，都是以精英政治乃至王权作为真正的合法性。就算开议会，也严格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财产、学历和血统当做参与政治的前提。世界上第一个法律上的普选国家，反而是后来被骂作专制的苏联。但在社会完成工业化之前，在教育普及之前，这样的社会很稳定。以至于有人说后膛枪时代无革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把工业化潜力都动员起来，让农民加入工业社会去打仗。结果呢，打到1917年，不止是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军队都拒绝打仗，都想推翻政府，普遍支持革命。德国是这么投降的，俄国也是这样变成苏联的。

欧洲各国的国王或皇帝倒台的时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一致

这充分说明，在人口普遍工业化以后，如果上层建筑不容纳他们的政治诉求，不给他们新的归属感，还要动员他们的工业化力量，很可能是政治自杀。

四工业人口的诉求

12 政治正确性很重要

两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就是普选制和人人平等。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正确很虚伪，执行起来依然是金钱说话，依然有潜规则。但客观上，它给了基层一定的参与感，通过选举这个仪式，让平民表达了观点，发泄了一定的怨气。然后政治精英再通过政治资金和专业的宣传团队操控选举，在赚钱的同时对抗民粹主义。

这个制度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客观上，它保证国家在工业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权威，在普通人的潜意识里打造了合法性，能够应付政治危机。比如说前面提到工业国相对中国的高税率，比如说公务员的比例比中国高，警察、税务机关执法的力度比中国强，都是依托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压制资本和反社会力量。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强行仿效这个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数被美国灌输民主的国家都一团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选择这个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问题，比如说乌克兰前些年的人均GDP还相当于中国沿海省份，现在已经连贵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业化，但还是不给基层开放参与政治的渠道，同时宣称西方那套是邪恶的东西，不可以学习，甚至不可以讨论。那这一套就真的会上升成普世价值，会在社会潜意识中成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数公务员和领导也信这一套。从目前来看，选举政治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国更强。我过去接触的许多干部，都喜欢私下说西方制度好。

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这个合法性。一般来说，抗议者不代表大多数，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说许多集资案的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没交税，也不听政府劝阻，亏了就堵路要政府负责。又比如许多手续合法，经过环评的项目，像厦门px事件，广东江门的核燃料工厂，许多地方的变电站、手机塔，也会被上街抵制。实际上，在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大多数人没有发声，少数人的抵制既浪费了经济资源，也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会屈从于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复公共秩序的时候，也总是不好意思下手，派了武警还要封锁消息，像做贼一样。这说明，从官员到群众，再到全中国的网民，都认定政府的行为缺乏合法性授权，没法拿到台面上说。结果就是少数人以人民的名义谋求非法利益，反而舆论上占优势，比政府拥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预经济，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获得工业人口的普遍认同，重建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强。因为欧美只需要保持当前地位，中国需要赶超，需要更深入的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摧毁了许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动员力度越大，隐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苏联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大学入学率超过20%，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经济增长率也不输西方。但是，苏联进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这时候某些干部觉得应该收紧制度，抵制西方影响，加大投资，恢复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人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时候也基本赞同他们的看法，把中央委员换了一遍搞集权，也要集中资源搞投资，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但是呢，在一个人口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搞动员，还要维持前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激发巨大的矛盾。所以戈尔巴乔夫很快撞墙了，政策阻力越来越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做了个180度急转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履历，可以发现，虽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层经验和执政经历，不能算是拍脑袋办事的干部。他的困惑在于，作为苏联全面工业化之后的第一个年轻领导人，他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旧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进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苏联的对手也是列宁斯大林都没遇到过的敌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个贵族公开专政的社会，资本主义经过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内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再过20多年，美国就要选黑人当总统了，过去的许多意识形态短板都开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传，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反而会拉伤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盘转180度试试。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好下场，但也必须承认，之前苏联的老路也不是办法。完成工业化以后，苏联执政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就算戈尔巴乔夫1986年死了，只要苏联领导人不肯正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搞动员，可以说衰退和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13 政治不是一根棍子

回头说中国，现在基层的政治态度是什么呢？实话实说，不说你们这些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人，就看我的同龄人，乃至比我大的人，也是不信服官方宣传的。我这几年和同龄人聊天，比如军官，基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家说起这些官方的宣传，不鄙视就不错了。而且搞宣传的干部和军官说起政治笑话会更刻薄。

我不认识什么高层人士，但县市级的干部也接触过一些，感觉也一样。曾有一次，一个县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允许随便说话了，将来肯定更好，到那时候我们就像美国现在这样。就我的个人见闻，其他中层干部大多也是这个态度。当然现在干部管得严，类似的话不好公开说，但客观情况就是大家心里都不信官方意识形态，也知道别人不信，只是平时没必要表态而已。偶尔会有人说政府也不容易，明知道社会变了，宣传上也得撑住面子。这算是最讲政治的说法。

现在回头看看，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搞垮了，他错在哪里？错在他默认意识形态是一根棍子。棍子左边是专制、大政府，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个人生活；右边是民主、私有制经济，个人自由。实际上呢，政治比棍子复杂的多。就像前面举的例子，美国比中国更像大政府，这说明，一根棍子至少可以拆成两根，变成二维坐标系。是不是可以拆成三根呢？肯定可以！关键是要找到能促进发展的稳定坐标。不能把自己的大脑限制在棍子上。

单维度政治光谱

二维政治坐标系

回顾一下前面的讨论。首先，赶超欧美需要进一步集权，增加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其次，绝大多数人口已经工业化，他们需要分享权利，需要对制度有归属感，有代表感，否则越是动员，政治风险就越大。这样，其实答案已经有了，就是第一象限，右上角。强势政府和大众民主的结合，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很可能是唯一能走通的路。

其实，中国领导人在历史上做过类似尝试，而且是非常严肃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数据。

刚建国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只是在大跃进期间靠手工业强行推了一波工业，并不能持久。发展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工业超过农业产值，具体是哪一年呢？1966年，工农业产值都是710亿。当然，1967年因为文革动荡，工业跌回去了，但毕竟机器和工人都在，国家的权威也在，所以很快恢复生产。1970年，虽然农业产值又增加了90亿，但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产值100亿。

中国GDP构成1

中国GDP构成2

这说明， 1966年是一个里程碑年份。这一年尽管多数人口还在农村，但从经济力量来说，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被工业压倒了。从此考虑中国问题，必须考虑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

1966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1949到1966年是17年。小学教育6年，中学6年，大学4年，合计16年。这说明，1966年，第一代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毕业了，同时还有累积上千万自己培养的中学生。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断毛泽东的一些想法。

其实毛泽东从建国就不完全赞同复制苏联制度。但苏联给中国工业提供了本钱，而且苏联也是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搞工业的，很多经验适合落后的中国借鉴，所以还是全面学习苏联。但从毛泽东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来看，他一直想在制度上有所突破。

242 八届二中全会讲话

不过，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个很冷静、很现实的人，他有政治理想，但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不会因为讨厌这个制度就立刻砸掉。他必须要等到手里有一定本钱，等到有工业化基础的时候，才会去落实理想主义。因为这个时候才能指望工业化社会的创造力。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总之五十年前的1966年，毛泽东在工业社会初步成型之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为什么要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名呢？因为我想强调： “无产阶级”四个字说明这是工业社会的运动，“文化革命”说明毛泽东要从文化，也就是上层建筑下手。合起来，就是毛泽东承认农业时代建立的政权有问题，迟早会被自己创造的工业社会摧垮。与其坐等灭亡，不如主动变革，让工业化社会培养的人冲击旧制度，建立一个更符合工业社会规律的新制度。他挑选的接班人比如吴桂贤、王洪文，都是50年代在新中国参加工作的人。

一方面毛泽东要建立新制度，用新人，要动员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想搞无政府主义，反而要鼓励造反派打造强有力的政府。这就是毛泽东在上面那个坐标系中向右上角做的尝试。

当然，我不是说毛泽东按着计算器决定发动文革的时间。那是算命先生的做法。但在我这个工程师看来，发动文革的时间不会早于60年代中期，因为之前工业化社会还太弱；但也不会太晚。因为1970年毛泽东77岁了，他不会到临死才做一件不知道持续多久的事情。有90%以上的概率，毛泽东会在60年代后期发动文革，而且第一个动作必然是动员青年学生。所以说，文革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选择。

我并不打算给文革翻案。一方面文革带动了平等化运动，比如说知青下乡和赤脚医生制度，也冲击了拼爹现象，明显对发展有利；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毛泽东和造反派并没有构造一个真正适合工业社会的制度，而且也无法应付文革在工业社会内部激起的阻力，从这个角度说，文革的初衷没有实现。

而且我们前面说过，工业人口占少数的时候，天生会倾向于稳定。1966年，工业经济虽然开始压倒农业经济，但是工业生产率高啊，创造同样的GDP，工业人口远远少于农业人口，我们回头看前面那张图，从人口比例来说，可以说文革必然会输给旧制度。

重看工业人口比例

但是，50年之后，中国工业化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1966年，这10多亿工业化人口之所以能承受各种矛盾，原因只在于高速经济增长，所以可以用“不争论”当做政治纲领。

不争论

但是，现在再说“不争论”肯定不行了，因为经济在减速，金融投机可能失控，发展遇到了制度性障碍。用我初中政治课本的话说，这就是生产关系在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修改政治结构，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毛泽东50年前没做成的事情，现在必须做成，否则生产力就会自己挣脱束缚。

14 没法再拖的制度问题

当然，文革到现在也50年了，我们的制度已经顶了这么长时间。就算一定要变革，拖一拖行不行？再顶一二十年行不行？

这个我不敢下定论，但是从工业人口的增长来看，再拖下去的风险比较大。前面提到过。从1957年汉阳事件开始，到文革再到80年代，主要稳定因素是那些求稳定的工业人口。只要工业人口还是少数，教育对制度的冲击就可以控制。就连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能压住。

但是，工业人口的扩张早晚都会进入指数增长。有个小学数学题，说池塘里的浮萍面积每天扩张一倍，30天占满池塘，那么多长时间占满一半？答案是29天。就是说，指数增长最后阶段的绝对速度非常惊人。

浮萍的扩张

具体来说，建国50年时还是农民占多数，到2005年也是农民占多数。仅仅再过十几年，工业人口从相对少数变成绝对优势，这就是池塘里浮萍增长的最后一天。到了2016年，人人都要上大学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正确，可以成为人大代表挂到公路上的竞选口号，注意是竞选口号：

中国梦大学梦

这意味着，工业人口占少数的特定结构消失了，体制没有压舱的石头了。所以必须把占绝对多数的工业人口纳入政治体制，让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前进，否则不主动改变，就会被动改变。被动改变的代价要大得多。

工业人口变为国家主体后，一定会提出政治诉求，要求更多的权利和福利。一般来说，如果政府不正视这个倾向，新兴人口就会产生激进的政治领袖，代表自己发言。但是，对抗中产生的政治领袖首先要经过内部淘汰。越激进，越是要求眼前利益，越是强调保护现有自由，越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越容易当领袖。

激进的领袖带领社会集团和政府对抗，连坐下来谈都不容易，往往是先打一通表明立场。即便达成一个妥协，形成的政策往往是最短视、最不顾后果的政策。厦门PX事件、广州江门核工厂事件，都是类似的结果。等到经济因此减速之后，失业率上升，城市平民会更激进，更短视，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现在政府管制不足，投机旺盛，经济减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不想陷进去，就不能眼睁睁看着新形成的工业人口滑向民粹主义，必须主动引导和设计新制度。否则的话，被动地改革，很容易变成拉美国家或是戈尔巴乔夫。

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制度不仅仅是给自己设计的。中国人口不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剩下的大多数人，大多数资源，都被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控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美国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我们过去说不干预内政，不输出革命，是弱势下的防御战略。但中国13.7亿人比发达国家之和还多，这么多人要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必然要冲击世界体系，必然要改变其他国家的现状。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打造适合工业社会的新制度，带动落后国家，一起重建世界体系。从明年开始，俄罗斯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可能也要靠中国带动发展了。但显然，我还没听说有任何境外政权严肃地学习大陆制度。实际上，就连香港澳门都没有被消化。

香港不说了，连续闹了两年，这还幸亏香港教育落后，大学入学率低，才没有不可收拾。而澳门之所以稳定，原因是中央允许他独家垄断赌场生意，过去十几年澳门的赌博收入从几十亿澳元变成几百亿澳元，用牺牲内地社会秩序为代价，换取澳门一个小县城的人口稳定。

澳门数据

我极端点说，如果台湾被和平接管了，我们有把握推行一个制度来保证台湾稳定吗？如果我们想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别人肯定会说，你连南疆都没搞定，怎么给我们当样板？反过来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大陆发达省市也可能香港和台湾的问题，我们能对付吗？要是江苏启东那种占领市政府的环保事件和最近东北的失业潮结合起来，能靠现有体制解决吗？如果一个制度控制不了自己创造的发达工业人口，就必须主动设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制度。

15 “00后”终究是“00后”

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上来首先谈的是00后和95后。因为你们是新一代的工业人口，迟早是他们接管社会。我前面说90末、00后和我这个80后很像，但也要看到某些不一样。

最重要的区别是他们，也就是你们生于互联网时代。你们对前网络时代没有记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有多么巨大。

网络最重要的影响是交互性。过去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几乎没有直接交流。必须通过报纸、电视这才能有一点间接了解，而且都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信息。

网络时代的交流是即时的，也是跨阶级，跨地区的。大家都能透过网络看别人的生活。如果积极搜索信息，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整个社会。当然，网络也会扭曲一部分事实。但这依然比过去进步多了。

我回忆一下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的情况。1994年，我同学的哥哥去石家庄读书，同宿舍8个人，4个没爬过山的，3个没见过山的。1998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同宿舍有四川山区同学，来上海是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方便面是奢侈品。同时他还以为自行车很罕见，因为他家乡的地形起伏大，很少有人骑车。2002年，我妻子去上海看我，在水果摊上看到枇杷，不知道什么，以好奇的心态买了几斤尝尝。我和来自农村的高中同学聊天，发现他们不仅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邻近的乡镇也完全不了解，只熟悉自己家附近的几十平方公里。

互联网把这些隔离都消灭了。我和95后，00后聊天，他们谈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之后，往往会加一句：“我的看法和生活环境有关系，换了其他地方，其他家庭的人，就会不一样……”。这个认识相当深刻。我的同龄人十几岁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有局限性，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受社会地位影响。

他们能自己总结出观点的局限性，让我非常震惊。因为95后、00后接受的政治教育比我们这一代人少的多。我小学有历史课，讲社会发展史，90年代小学取消了历史课。我读初中有思想政治课，高中有政治课，他们初中是思想品德课，高中才是思想政治，没有专门的政治课，而且阶级分析的内容基本是选修。

270 八十年代小学历史

280 八十年代中学思想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00后”依然有更深的社会认识，说明现实比书本更教育人。95后、00后能自己发现物质基础决定思想意识的道理，这是21世纪的的马克思。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对阶级社会的认识，对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要比我这一代人深的多，更容易因为共同的诉求组织起来。

00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去传统化。你们出生就是工业社会。在你们的童年，家族解体了，单位大院解体了，农村熟人社会也逐渐崩溃。这些社区是传统文化的主要传递者，现在一起消失，00后可以说是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更多地来自学校，以及21世纪的城市，和传统没什么关系了。

我举个小例子，不用说95后，00后，作为一个80后。我周围所有到大城市生活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不婚前同居的，必然经过试婚阶段。从目前的趋势看，我看当前的婚姻模式持续不了几年了，我儿子这个00后恐怕会和我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毕竟稳定的一夫一妻双职工制度也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

这里我也不想分析新的婚姻模式是好是坏，我只是说，新一代人理解社会的深度，创造新生活方式的能力，都超出以往任何一代人。他们有能力把中国工业化水平再提升一个台阶。但是，如果社会不主动利用他们的创造力，不能提供一个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制度，那迟早会出大乱子。

结做从来没人做过的事

到现在为止今天我一共谈了两件事，一是分析新中国历史，二是批判现实，唯独没有说具体方案，没有说中国工业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制度。

这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完整的社会制度，必须动员全社会进行反复实验才能确定。我只能观察到必须变化的趋势，但是有两点基本可以确定，那就是必须在基层建立新型民主制，提供政治参与感，也增加动员能力；同时，必须增加对经济的调控力度，用强势政府创造最适宜企业发展的环境。

政治上向基层放权，在经济上集权，这确实是一个很另类的方向。但是，给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社会设计未来，这本身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95后和0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眼中的科幻小说。和这个未来相比，现在的任何设想都说不上另类。

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是毛主席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排在专政前面。可见毛主席也承认，不搞民主就不能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既然中国需要继续搞产业升级，要对社会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调控；就必然要对人民开放更多的权力。今年开人大的时候，李总理特意指出，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调动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人民网

调动13亿人的创造力积极性不像动员13个人那么轻松，肯定需要一个制度来实现，否则动员中内部产生的矛盾就会拖垮国家。这个制度说白了，就是民主制度。当然这个词在中国的含义很不一般，以至于谈谈宪法里已经规定好的东西都会受到质疑。比如说，社科院有人就公开说，“搞一人一票的竞选制，中国一定会乱”。问题是，宪法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就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人人都有资格自我推荐当候选人。我们不能公开反对自己的宪法。

为什么谈民主制度这么敏感呢？这就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光谱被限定在一维直线上了，许多问题是互相绑定的。比如说民主二个字虽然写在宪法里，但只要你谈民主，谈新型政治体制，你就是否认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就，就是想破坏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这又是一个思维被压缩到一维空间的例子。我这里用一张图来表达我的看法。

发展成就和制度改革

我前面讲了2个多小时，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几十年的教育进步恰恰制造对制度自身的最大挑战。13亿人的生活工业化了，一半年轻人能读大学了，这是好事，是过去几十年发展的伟大成就，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工业化人口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积极性相对不足，这也是客观现实。经济停滞不是别人骂出来的，而是现有的社会自己制造。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保持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创造一种新的工业化政治体制，三件事完全可以一起做。

我大学专业是土木工程，十年前我还是个工程师，负责修路架桥。在最后，我想说说我的专业。

我大学第一课学到了一句话：“土木工程是一门和重力对抗的科学”。土木工程的绝大多数荷载都来自重力，尤其是修桥的时候，重力会在下部产生拉力。一般来说，承受拉力的材料比承受压力的要贵，工程上最花钱的地方就是抗拉力的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