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着一副眼镜、稀疏的头发、两撇八字胡、因长期吸烟而被摧残的“老烟枪”皮肤，戴维·比尔斯似乎天生长着一张“不受欢迎的脸”。

 

这位标普公司主权信用评级全球主管，自8月5日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为AA 之后，被媒体戏称为“奥巴马最讨厌的人”，甚至有人说它是“金融恐怖分子”。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穆迪、标普，以及法资背景的惠誉号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分别占据40%市场份额，惠誉占据14%的市场份额。

 

美债危机包括之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成为印证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威力的鲜活案例。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之后的首个交易日8月8日，全球资本市场遭遇了黑色星期一。市场纷纷揣测又一轮金融危机似乎要到来。

 

此前的周末，G7各国首脑曾紧急磋商，然而未能阻止资本市场的惨烈局势。奥巴马不得不在8月8日发布演讲宣称，美国永远都是AAA级国家。

 

穆迪和惠誉并没有跟进，仍然维持了美国主权信用最高级别，但展望为负面。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评级机构在多次金融事件中“后知后觉”，尤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三大评级机构遭遇来自政界、学界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威震资本市场的强大杀伤力。

 

此次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被称为史上第一次美国主权信用下调，标普的举动虽让公众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增加了几分信任。但批评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

 

投资大师罗杰斯回复本刊访问时明确表示，“信用评级机构已经错了很多很多次了，谁相信评级机构，谁就会遭殃。”

 

最新消息使整个事件充满了政治悲喜剧味道：标普全球总裁蒂文·沙玛将要离职，继任者是来自花旗银行的首席运营官彼得森。

 

随后的连锁反应还包括，8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正挖掘历史数据与日本在1998年丧失AAA信用评级后日本债券的交易情况相比较。策略师们认为美国未来几个月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可能将跌至2%以下。这个数字令他们担忧，美国有可能处于和日本类似的经济增长“失去的十年”的边缘。

 

是什么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方面遭遇舆论的大肆批评，另一方面又能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信用评级一遭下调，金融市场便一片哀嚎呢？

 

 

8月3日，中国的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曾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 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此举比标准普尔公司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还要早两天。如此“前瞻性”的评判却应者寥寥。而标普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却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到这个事实，国际评级机构近百年来确立的话语权和公信力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它的评级模型、公信力等各个方面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追溯到100年前，穆迪、标普、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最早涉足债券评级业务的是穆迪。穆迪创始人约翰·穆迪于1909年就开始首创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在那个时代，铁路是美国资本最密集，而且最大的行业。尚未与标准合并的普尔也从《普尔铁路手册》起家，于1913年开始了债券评级业务。之后的1924年，惠誉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信用评级机构作用得到资本市场认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来自标普和穆迪官网的信息说，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股票市场崩溃之前，标准和普尔都建议客户变现了他们的资产，它们提前认识到股票价格会大跌。穆迪也一直在发布和跟踪债券评级。当债券违约突飞猛涨的时候，穆迪给予的高信用级别债券很少出现无法还债的情况。

 

这让穆迪、标普等信用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奠定了名声。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评级公司的影响力随着各种债券交易的扩张而逐渐增大。1941年，标准和普尔合并，组建了标普公司，当时已经覆盖了大约7000只市政债券的评级。

 

到2010年，标普官网显示，标普评级的债券金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而2010年的美国债券市场中，债券总额仅为35万亿美元，包括了国债、地方债、市政债以及公司债等。

 

事实上，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三大评级机构在国家债务方面的一贯表现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评级是衡量主权违约风险的较好指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所有主权债务违约，评级公司至少提前一年就将其评级降到垃圾级以下。从1971年到1997年，没有一家得到标准普尔的AAA评级的债券在评级后的第一年内违约，只有不到1%的AAA级债券在评级后的10年内违约。

 

 

1970年代，评级机构有两项重要的改革，为日后的堕落以及不断遭遇的批评埋下了祸根。

其一便是收费模式。一开始，三大评级机构作为一个金融信息的提供商，只向订阅户收费，到了1970年代，标普、穆迪纷纷开始对债券发行人收费。

 

穆迪官网对此的解释是，“债券发行人为了入场交易，应该为如此重要的价值标的评级付费。而且，经过验证，范围日益扩大、日趋复杂的资本市场要求对于更高的评级进行补偿，而不仅仅是承担订阅出版物那部分。”

 

三大评级机构在日后的评级丑闻，以及次贷危机中，为了争抢客户，将有毒资产调高级别的举动，其动机正为了逐利。

 

另一项便是，政府为了加强监管采取的NRSRO（全国公认的统计评级机构）认可制度，实质上强化了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以及垄断地位。

 

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漫长的历史时期，政府对信用评级业基本上不存在专门的监管，市场自律占据主导地位。评级公司依赖自身的独立分析判断奠定自己的市场地位。

 

到1970年代开始，美国信用评级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引发了债务危机，监管部门由此意识到了信用评级的重要价值，进而开始借助信用评级指标对监管对象的投资风险进行监管。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次将NRSRO之评级结果纳入了联邦证券监管体系。SEC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制度，旨在保证其评级的公信力，从而为市场提供可靠的信息。

 

这样做的结果是，标普们拥有了半官方监管机构的身份，并能把它们的判断渗透到监管银行、保险商和基金的规则中。例如，评估资产标准时要用到评级，中央银行有关抵押资格的规则也要使用评级，欧洲救援提案的主要考量依据就是评级机构将会如何定义主权违约风险等。

 

原先多少带有自愿性质的信用评级演变成了“准强制性”评级，因为NRSRO在资本市场上的话语权亦得到了空前强化。

 

当年首批获得NRSRO资质的评级机构仅有3家：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惠誉评级公司。直至2003年之后，全球范围内具备NRSRO资格的评级机构才增加了4家。但因为公司创立时间不长，在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凭借NRSRO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所谓的

 

“评级霸权”，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融市场“守门人”。

 

 

然而，正当金融市场日益倚重评级公司的时候，三大评级机构的“后知后觉”让投资者大跌眼镜。更糟糕的是，按照IMF的说法，评级机构还导致所谓的悬崖效益，即资产降级（或可能降级）时，尤其是降到投资级别以下时，人人都会争先恐后地离场，起到了放大危机，客观上“落井下石”的作用。

 

1996年9月，穆迪及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券评级为“A1”及“A ”，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随即连降八级至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及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改变。但因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为亚洲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此后，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穆迪及标普都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其信用等级。

 

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的前四天，尽管信用评级机构好几个月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公司的问题，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仍然将安然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在“投资级”，这一评级极大地误导了投资者，而此后的匆忙降级更是加剧了市场动荡。

 

2008年金融危机，评级机构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信力危机。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对次级债风险毫无警觉，而且与华尔街金融巨子们沆瀣一气，将价值3.2万亿美元的绝大部分次贷产品的评为“AAA”的最高级别，向投资者贩卖“有毒资产”，赚取高额利润。

 

 

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家均为私人公司。前两家为美国本土公司，惠誉是欧洲评级公司。标普的母公司为麦格劳·希尔集团，为纽交所上市公司，其股东包括了麦格劳家族、Jana Partners LLC和安大略教师养老基金等；穆迪也是纽交所上市公司，其最大股东是巴菲特，其余均为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高盛等华尔街金融巨头；惠誉97%的股权由法国FIMALAC公司控制。

 

私人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不过，评级机构之所以遭受舆论抨击，是因为它们有时候为了逐利，而放弃了作为评级机构最重要的独立性原则。

 

穆迪曾为德国汉诺威再保险公司做“未受邀评级”，随后写信给汉诺威表示，“期待着有

一天汉诺威愿意为此支付报酬”。汉诺威管理层拒绝了，随后穆迪连续多年给汉诺威降级。汉诺威的股东们感到震惊的是，当支付报酬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2004年，穆迪将汉诺威的债券降至垃圾级，即便是其他评级机构给予很高的评级，汉诺威为此市值缩水175万美元。

 

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将信用评级机构的工作比作天气预报或投行的研究部门，“报错不可避免，评级机构也是人的机构，对事件的判断也并非每次都准确。”陶冬对本刊记者说。

 

“不过评级机构又好像是食评家，他对食客的影响取决于他的信用记录。实际上，在次贷危机中，食评家不仅仅是吃饭，还向餐厅供应了有毒的食材，这就不可能再保持中立。”

在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为了从证券发行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它们在协助华尔街的投行方面居功至伟。

 

研究机构Graham Fisher的董事总经理乔希·罗斯纳，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特稿里提到，在结构金融市场中，评级机构成了构建交易的主动方。

 

美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中只有一小撮的比例得到最高的AAA级。但是，在接受评级的债务担保债券中，几乎有90％被给予了这个等级。原因在于，评级机构协助投行们进行客户设计、构造复杂的抵押贷款证券，而在此之前，这些产品甚至都还没有评级。

 

好比次级贷款公司用鸡屎做了一盘鸡肉沙拉，它没有评级，卖不出去，那么在评级机构的指导下，投资机构通过“最伟大的金融创新”，经过组合打包等点金术，将其做成了法国小牛排，成了拥有AAA级的抵押贷款证券。

 

2010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名叫《华尔街与金融危机——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批评信用评级机构为了钱，任由华尔街的投行们干扰其分析和独立性，丧失了其令人信赖的威望，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当“帮凶”。

 

报告披露，“三大评级公司从2002年至2007年收入翻倍，从每年的不到30亿美元，上升到每年60亿美元，绝大多数收入来自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标普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投资银行承担了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的承销，其中的36%达到4350亿美元是次级抵押贷款。所有的证券都需要评级，穆迪和标普在2006和2007年间，每家给大约1万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评级。”

 

美国国会从标准普尔和惠誉公司员工那里获取的文件更让人吃惊。一位在标准普尔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员工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可以评级，哪怕它是头（被结构化过）母牛。”另一位员工说，“评级机构创造出一个更大的怪物——债务抵押债券市场(CDO)。但愿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富裕地退休了。”

 

穆迪高管面对调查时的一次会议中也爆出惊人之言：“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自安然事件之后，舆论对于评级机构加强监管的声音不断。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明令禁止四种评级机构业务中的利益冲突：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评级；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评级等。

 

看似非常简单的商业回避原则，但对于信用评级的监管尚属迈出的第一步。

 

次贷危机后，奥巴马于2010年7月签署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美国证交会对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其中包括降低评级行业利益冲突、评级机构对其评级担负相应法律责任、降低投资者对评级机构的依赖程度等。该法案要求政府监管机构检查各类金融监管条例，废除其中“信用评级参考”相关条款。

 

穆迪和标普高层的意见也很明朗。标普总裁迪万·沙马7月28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时指出，“金融体系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如何利用评级结果。他们依赖评级结果做出监管或政策决定，可能造成对评级机构观点的过度关注。”

 

“比较好的做法是废除使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指令，避免让信用评级成为政策决策的唯一依据。这将降低评级对市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将解放评级机构，让它们完全凭质量自由竞争。”

 

不过令政府沮丧的是，多德法案的939A条“无人问津”。关于NRSRO评级的条款，在法规和私企合同中已经无所不在。在7月底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相关听证会上，一位美联储官员表示，联邦法规中提及信用评级的地方不下46处。一旦按《金融改革法案》第939A条删除对信用评级的法规依赖，整个NRSRO体系就只得推倒重来。

 

在陶冬看来，“政府对信用评级进行监管是很有必要的，但监管不能使信用评级更聪明，任何商业行为一方面要有外部监管，还需要自我监管。”

 

面对舆论的讨伐，标普也对信用评级标准及透明度方面进行改革。2010年11月26日，标准普尔发布了更新主权信用评级方法草案，并向市场投资者及各国政府征求意见。这在国际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截至8月25日，美国SEC正在调查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是否存在内幕交易。不过，标普母公司的股东们已经坐不住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标普母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两股东对冲基金Jana Partners LLC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建议标普寻找一名出色的独立监管人，能帮助公司有效应对复杂的国际监管环境，并加强与投资者、监管者和公众的沟通联络。

 

这两个股东指出，最近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对标准普尔的评级业务进行审查，这凸现出把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业务放在一起的缺陷。针对标准普尔的公开审查将对麦格劳·希尔的估值构成拖累。

 

评级三巨头的地位一时似乎难以替代。危机之后，著名投资者朱尔斯·克罗尔在2010年成立了“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希望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然而克罗尔发现，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通常“要求”企业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出具的评级。“这无疑说明，现行体制仍在不断巩固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克罗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