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查理周刊》被宗教极端分子袭击事件在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和尊重宗教的大辩论，西方媒体甚至因此陷入“精分”。与此呼应，一部以讽刺、揭露宗教陋习为主题的喜剧电影恰好也在印度上演。曾执导《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拉吉库马尔·希拉尼（Rajkumar Hirani）继续联合阿米尔·汗（Aamir Khan）推出了《P.K.》这部“印度史上最具争议”的电影。片名“P.K.”是Peekay的缩写，在印地语中意为“醉汉”，因此也有人将片名译为《外星醉汉》。影片描写了外星人（阿米尔·汗饰）误打误撞来到印度，在经历了各种荒唐、伪善、愚昧的宗教陋习之后，用近乎喜剧的手法揭示了宗教麻醉、扭曲、误导印度社会的现实。影片跌宕的情节，演员精彩的演出，以及富有争议而又引人深思的主题，使《P.K》风靡印度，掀起全球观影热潮。目前该片已斩获48.2亿卢比（约为4.7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位列印度电影史上第二，并有望冲击宝莱坞票房冠军。

《P.K.》电影海报，描述外星人赤身裸体降临印度拉贾斯坦沙漠的一幕。

一位天真诚实，不谙世事的外星人，来到了充满宗教陋习的印度，碰撞出了一地令人捧腹而又引人深思的思想火花。比如，外星人以最最虔诚的态度向神奉献了500卢比，希望神能够将满足他的愿望，但是神显然做不到，于是外星人就向警察报案 “神收了钱不办事”，最后却被臭名昭著的印度警察以“神经病”为由草草拘捕；再比如，外星人用软刀抽打自己的躯体，用这种传统而又残忍的方式表达对神的虔诚，但是除了身体受伤他一无所获，因此四处张贴“寻神海报”，打算找神说理……诚然，当一个社会被重重迷信元素包围，而人们早已对愚昧盲从习以为常时，一位天真诚实的外星人，就突然之间就被赋予了“社会改革家”的光环，尽管他仅仅是认死理而已——那位在童话中指出皇帝赤身裸体的小孩，也大抵生产了同样的效果。印度极度浓烈的宗教氛围和外星人极度天真诚实的态度形成强烈鲜明的反差，使得印度观众在捧腹大笑之后不禁思考：究竟是外星人过于老实，还是信众过于自欺欺人。

在印度，宗教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人们习以为常。如同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所述，“你说‘宗教大师’是骗子，没人会理你，只会当你喝醉酒说胡话”。因此对于导演希拉尼来说，想要在印度社会这个体系下完成对宗教的反思和批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这个已经将宗教内化的体系，导演只能从外部引入强力元素，用最荒诞手法挑战这些早已深入骨髓的现象。“面对电脑游戏中无法克服的bug，按部就班不可能赢，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作弊器。” 这个赤条条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就好比这样一个作弊器，他可以无视世俗传统，他可以鄙夷道德范式，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挑战宗教禁忌，以最朴素和诚实的态度挑战宗教权威。

对于推崇“神明至大”的印度人来说，导演的这种讽刺手法近乎残忍，因此这部电影也在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焚烧海报，打砸剧院的恶性事件。大批的印度教信徒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要求印度政府出面干预，逮捕涉嫌“诽谤神明”的《P.K.》主创人员。除了宗教极端主义者之外，《P.K.》还要面对来自民族主义者的质疑。在印度的历史记忆中，英国人也曾扮演印度宗教陋习“揭批者”的角色，只是当年的所谓“现代性”的另一面是残暴的殖民主义，而“教化”印度人只是殖民话语体系中 “西方文明的责任”。攻击印度宗教“愚昧、落后”往往会触动印度敏感的历史记忆，导演因此面临来自民族主义者的喊杀声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文化相对主义者（cultural relativists）也对《P.K.》口诛笔伐。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只有种类之别，没有高下之分，《P.K.》所指出的种种所谓“宗教陋习”其实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无需外界横加指责。总之，导演希拉尼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从这点上说，《P.K.》在印度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图为2014年12月30日新德里印度教激进分子包围了一家剧院，并烧毁海报表达愤怒。

细细品味，《P.K.》这部电影在印度风靡全国其实有更深的意味：近年来印度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使得很多印度人开始思考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宗教对于印度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为其政治结构带来了超常的稳定性，为物质生活匮乏的人民提供了精神满足感，为缺乏治理的基层社会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尽管如此，宗教（以及借宗教之名行事的陋习）却也对印度经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可以说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表现。面对宗教带来的种种桎梏，《P.K.》呼应了印度社会对宗教的反思和对传统的挑战，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长期以来，印度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比较低。因此很多普通印度人根本不在乎常常“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机构，而更在乎高度稳定的本土化宗教权威。印度基层社会成员每天所接触的宗族、部族和种姓势力也都通过宗教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高点，并借此施加影响。比如家族首领的权威受到宗教传统的认可；地主们通过奉献财务获得神佑加持；而占据种姓制度最高层的是婆罗门僧侣……这样的社会结构脱胎于印度延续千年的封建-农业经济，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稳定性。印度之所以能够在中低收入的条件下就能实现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宗教发挥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

然而，这种分散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却不利于现代的资本-工业经济的发展。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提出经济振兴计划，然而印度想要持续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工业，但发展工业又需要国家强大的执行力提供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比如种姓平等、男女平等（促进人力资源供应），文化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保证水、电、交通、网络）。然而，目前印度这种分散而独立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无法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还常常阻碍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在印度农村“父权”、“男权”受到宗教加持，而“男女平等”的理念如果没有国家强力推广，就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妇女因此就不能彻底投入社会生产；再如，印度有数以万计的“转世神仙”和各色“大师”，围绕他们常常形成封闭的社区，将国家管控和公共服务一起排除在外，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割据势力”。观察者网就曾报道过多起政府和各种宗教“大师”起冲突的新闻：《印度“圣人”唆使400名信徒自宫被捕》、《印度宗教领袖被拘捕，上万信徒与警方冲突》

图为2014年印度一个宗教领袖被拘捕之后，其信众公然占领街垒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

无独有偶，《P.K.》就对这些集中体现宗教陋习的“圣人”大加刻画：女主角的父亲从事金融行业，属于现代高收入群体，但他居然衣食住行不离“圣人”，洗澡要先拜“圣人”，股票买卖要拜“圣人”，甚至女儿交男朋友也问计于“圣人”，对“圣人”更是言听计从。现代高收入人群尚且如此，物质条件匮乏、知识文化缺失的底层人民只能更甚。影片中描述很多印度穷人，生病之后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只能问计与“圣人”。很多人于是赤足苦行到喜马拉雅神山之中，或者用极端的自残方式以期感动神明。毫无疑问除了精神安慰之外，他们再虔诚也难以获得神迹的物理治疗。

凡此种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似乎和几个世纪之前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印度人物质生活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封闭、愚昧、反智的氛围和印度社会所热切期待的全面现代化格格不入，而《P.K.》的辛辣讽刺获得成功则集中反映了一部分印度民众正在逐渐从“习以为常”到开始反思。毫无疑问，随着印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这种理性的觉醒会越来越猛烈，蠢蠢欲动的新兴阶级对落后文化枷锁的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各种各样宗教陋习的桎梏面前，印度社会需要调整，而且是革命性的调整，唯有如此印度十亿级别的人口才能真正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去，爆发出几何级增长的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日渐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因此但丁《神曲》缓缓掀开文艺复兴的序幕。我们能期待《P.K.》这样一部电影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社会文化改革的先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