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全球首座贫民窟博物馆——“达拉维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 Dharavi）。”

这可不是什么噱头，而是印度孟买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计划，过不了多久如果去印度旅游，不仅可以看到满大街的牛、各种令人惊奇的开挂表演，还能一睹以往总要被政府掖着藏着的贫民是如何生活的。

看官可能会问，为什么印度要建博物馆对让城市管理者避之不及、欲除之而后快的贫民窟加以保护和纪念呢？这种“印度惊奇”式的费解让人联想起英国王储查尔斯2009年访问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时的惊人之语，他宣称“印度的贫民窟是世界的版样，比西方建筑更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爆炸问题。”查尔斯当然没有住过贫民窟，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看，但贫民窟的居民却每天都生活在脏乱差中，并不引以为豪。2008年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映之后，为数众多的印度贫民窟居民曾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抗议电影“抹黑”贫民窟的生活。

在印度，贫民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虽然对外人来说这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贫困遍地、政治混乱、黑帮横行的“城市之癌”，但是这却并不妨碍人们发现贫民窟的可贵之处。这种可贵来自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看似漫不经心的贫民窟其实“来之不易”，这也许是印度现行体制之下所能做出的最优选项。虽然在外人看来贫民窟面目可憎，但是如若印度没有这样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缓冲垫和社会安全阀，可能问题就不是市容市貌问题那么简单了，其内生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就可能撕裂社会，产生足以动摇这个国家根基的剧痛。

印度贫民窟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贫民窟是一个令印度头疼难题，不如说是印度面对诸多社会、经济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因此，只有把贫民窟放在更为宏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图景中，才能体会贫民窟背后之于印度的意义，使我们这些旁观者获得猎奇之外的更深思考。

产生贫民窟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无法被城市正常吸纳，也无法回到农村重新安置。比起凋敝的农村，城市能够为迁居者提供就业机会，但这却不足以使他们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因此，为了满足最低程度的需求，这些迁居者只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的简陋窝棚作为安身之所。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窝棚犬牙交错，开始蔓延向城市的空隙，逐渐形成规模惊人的贫民窟。形成贫民窟需要两个最重要的触发条件：其一，农村人口吸附能力下降，且无法重新安置流出人口；其二，城市发展滞后于人口流入，无法将新增居民纳入常规城市生活。

从60年代开始，印度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从菲律宾引进高产杂交水稻，从墨西哥引进高产杂交玉米和小麦，这使得印度农业粮食增产高达2倍左右。然而，“绿色革命”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却没有明显改善农民的生活。原因很简单：农业新增的产出被用来养育更多的人口。虽然农业产出的总量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同步（或者更快）增加，大部分新增的产出被用于维持性的粮食消费，且人均耕地占有量快速下降，因此最后大部分人依然处于赤贫状态。由于耕地面积、肥力、水热等硬性约束，更多的农民参与生产并不能带来相应增加的劳动成果，劳动力的农业产出呈边际递减的状态。然而，因为缺乏出路，这些农村新增人口往往只能受雇于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的农业部门，反过来又加剧了印度农业的“内卷化”趋势。在这种情形下，长年临界于温饱和饥荒的农民就会想方设法逃离之间“糊口经济”，转向城市寻找哪怕是多一丁点的经济回报。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的人口爆炸和农业的高度内卷化解释了大量移民的来源问题。

伴随海量移民来到城市，城市却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经济、社会能力吸纳他们，这是贫民窟形成的直接原因。一般来说，制造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吸纳就业、消减贫困方面有突出作用，但是印度制造业发展却长期落后。印度在改革以前，受到行政体制僵化、投资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发展长期缓慢，效益低下；而在1991年实施改革之后，发展环境虽然有所改观，但是仍受基础设施、土地政策、劳动法规等因素掣肘，制造业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服务业却由于制造业发展滞后而相对繁荣。服务业极少像制造业一样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生产效率，推高工资。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酒店、餐饮、家政一类的服务行业往往倾向于压低工资进行过度雇佣，能用人力的就绝不用机器，毕竟在印度语境中，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贫民窟附件就常常出现万人规模的纯人力露天洗衣场。这种密集雇佣的结果就是人均工资被压到极低，低到只能令工人维持基本生存，而无法进行改善生活的积累，长年无法逃离贫民窟。

既然城市生活如此不堪，为何这些人不回到农村呢？实际上，印度农村如果能够重新吸纳迁出的流动人口，保障农民在城乡间自由迁徙，那么城市贫民窟问题就会大为缓解。“土地私有制+农地租佃”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农业生产的主要的特点。意识到土地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社会公正、维护国民基本生活的重要性，“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国大党的经济理想之一。虽然国大党从1955年起也推出了“限制土地最高限额制度”、“减租保佃”，“地主土地赎买”等多种旨在消除土地过度集中现象的政策，但是由于政党动员能力低下、官僚体制执行力欠缺、政体效率过低、利益集团横行等原因，印度版的土地改革始终没有真正贯彻落实。虽然一些旧时代的弊政如柴明达尔包税制、多层转租被废除，但是印度土地依旧集中于地主手中。根据《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所载，直到1990年无地少地农民占比仍然高达75%，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多达40%是无地农民。

“绿色革命”以后，无地农业劳动力供给暴增，因此市场话语权向握有土地的地主严重倾斜，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佃农、雇农的权益更加无法保障。大部分印度农民一旦断绝租佃关系离开农村，就意味着彻底打破与土地的联系。毕竟，他们对原本耕种的土地并无所有权和决定权，因此也不可能自由迁徙。可以说正是“土地私有制+农地租佃”的特点使得印度农村缺乏弹性，失去了调节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功能。

在农村无立锥之地，徘徊在饥荒边缘的农民，流入城市后只能靠极低工资，在贫民窟的夹缝之中求得生存，因此贫民窟就成了承载他们生活重担的唯一依靠。这种“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处境使得贫民窟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上升为一个关系到印度国家价值观问题的深刻命题。因此，面对生活困苦、走投无路的贫民窟居民，印度从“宪法人权”的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措施，旨在缓和贫民窟造成的社会对立和政治动荡。其中最著名的判例莫过于奥尔加·泰利斯诉孟买市政当局（Olga Tellis v.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一案。

根据《孟买市政法（the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贫民窟居民非法占据了城市公园、人行道、行车道，严重影响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应该予以驱逐和清除。1985年，成千上万“非法占地”的贫民窟居民集体向孟买地方高级法院提起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要求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即贫民窟在没有获得赔偿的前提下不能被驱赶、强拆。这些居民声称贫民窟不仅是栖身之所，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拆除贫民窟意味着彻底毁灭，他们无路可退。经过艰苦斗争和反复审议，这个案件最终被提交到印度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援引印度宪法第二十一条“生存权（right to life）”来支持了贫民窟居民的立场：因为贫民窟维系着居民们的生存，他们无路可退，所以为了保障他们的权利，他们理应被允许继续生活在人行道、公园等地方，而如果驱逐他们，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居所和生活便利。

印度贫民窟中的孩子

事实上，最高法院援引“生存权（right to life）”为原本合法的驱逐行动加上前提，事实上就把“居住权（right to shelter）”也纳入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列。这一点与印度宪法第十九条“保障公民在境内的自由迁徙、定居”结合在一起，为其他贫民窟居民的维权斗争提供了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决贫民窟蔓延的问题，印度多个地方政府采取了特殊政策。在孟买，只要一块城市土地被占据的时间超过一定年限，那么占据者就有权利向政府提出免费置换宅地的申请，孟买地方政府希望以此逐渐消解贫民窟。这项孟买地方政府于1996年提出的贫民窟整修计划，事实上确认了贫民窟居民对于占据土地的权利。这些计划最早提出的控制年限是1995年，既1995年之前形成的贫民窟可以获得资格加入整修计划，但是因为执行力极差，不仅大量老贫民窟没有得到消除，反而出现了很多新贫民窟。因此，政府只能再一次把控制年限推后到2000年。然而，因为财政资源缺乏、组织建设不力、行政管理混乱，就算按照1995年的标准，也只有4%的合格居民获得政府免费置换的宅地，大部分人还是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

贫民窟居民人口数量众多、生活水平低下、且普遍对现状不满，因此极易沦为本地政客的廉价票仓。为了获得选举，这些本地政客常常做出各种承诺，换取贫民窟老百姓的政治支持。虽然本地政客诸如免费水电、赠送家电、清除垃圾的承诺却远不能解决贫民窟的根本问题和长远处境，却强化和陶冶了贫民窟居民的政治认同和诉求。

与争取“居住权”宪法斗争、与市政当局对立、政府的免费置换“诱惑”结合在一起，生活在脏乱差的贫民窟不再代表羞耻，而是一种无路可退、绝处逢生以后产生的英雄主义沧桑。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金融中心的孟买居然要建造世界第一座贫民窟博物馆—达拉维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 Dharavi），毕竟贫民窟对于印度来说不像一个令人羞耻的问题，反倒更像针对问题的提出的“精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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