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在新德里时间3月11日结束的印度邦立法会选举中，总理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取得压倒性胜利，在邦立法会的403个席位中赢得了324个之多——在人口众多、宗教多元、种姓割裂的北方邦，印度人民党能够取得如此绝对多数，可以说是史上罕见。莫迪政府在历经了2015年比哈尔邦和德里地区选举失利和2016年末的废钞风波以后，这场大胜意义非同小可。

北方邦人口超过2亿，不仅仅是印度人口规模最大的邦，而且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次国家级行政单位，如果成为独立的国家则是位列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北方邦的政治意义也非同寻常，其在印度人民院（既议会下院）的543个席位中占据了整整80个席位，而排名第二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只有48个。北方邦人口比重大，政治权重高，再加上其地方选举和印度全国大选（既人民院换届选举）时间上间隔较短，因此不少印度政治评论家把北方邦地方选举视为印度政治的风向标。此次莫迪领衔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一方面在争议中肯定了莫迪当前强势的施政措施和方向，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印度人民党强势崛起的整体态势。

红色部分为以贫穷和种族分裂著称的印度北方邦

仅仅在5年前的2012邦立法会选举中，社会党（The Samajwadi Party，SP）曾取得过224席的巨大优势，因此成为了北方邦的执政党；而到了2017年，社会党-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加在一起才取得了55个席位。在北方邦代表贱民身份认同的政党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2012年获得了80个席位，2017年仅取得了19个席位，被严重边缘化。在印度人民党横扫之势下，老对手国大党（INC）、前执政党社会党、以及深耕多年的大众社会党都损失惨重，多年来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总算出现了一丝整合的迹象。

莫迪凭什么能吸引取向各异的选票？印度人民党靠什么战胜强大的本地政党？为什么又能在破碎的北方邦政治版图中获得普遍的支持？

从施政方针的角度来说，莫迪本人旗帜鲜明的“发展主义”，对于北方邦这种族群政治盛行的地区有独特的吸引力，为厌倦了反反复复“零和博弈”的选民提供了实现族群和解和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机遇。从选举策略的角度来说，印度人民党成功推出低种姓、妇女候选人，以淡化印度人民党的“富裕-高种姓-男性”特征，并成功利用“废钞令”等事件加强“平民化”色彩。从组织形态的角度来说，印度人民党比其对手更为“先进”，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结构，以及丰富的统战体系，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

在这次地方选举中，莫迪的“发展主义”吸引了不少底层选民

“发展主义”叙事打破族群政治窠臼

北方邦的人口结构呈现交叉割裂的形态：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2成；贱民约占总人口的2成；包括婆罗门在内的较高种姓又占了总人口的二成；其余是占总人口40%的中低务农种姓，而他们又可以被继续细分为200多个更小次等种姓。由于这种交叉割裂，北方邦长期盛行族群政治，而由身份认同集结成的社群就是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基本单位。

北方邦的这种利益格局其实代表了一种“零和博弈”：在社会福利的“蛋糕”总量一定的前提下，一个族群如果能够动员越多的政治力量，就能获取更大块的“蛋糕”，而其他族群分得的“蛋糕”就会相应减少。由于这种族群政治的核心在于分配而不是创造，因此很多政党、政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蛋糕掮客”——他们一方面通过代表特定族群来争取“蛋糕”，比如以社群选票和政党忠诚，从上级政客、政府的盘子中获取扶贫资金、优惠电价、基建投入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用这些被切割出来的“蛋糕”收买、庇护具有特定身份族群，以巩固自身的掮客地位不受挑战。为了夺取更大的“蛋糕”，低种姓和高种姓的矛盾、贱民和其他种姓的矛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就常常成为选举的核心焦点，而各种族群暴力事件也常常在选举之前集中发生。由于这种族群对立，本地政客只能通过增强族群凝聚力以维持自身代理人地位，他们对于这种社会割裂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暗中推波助澜。

正因如此，北方邦的各个族群通常有较为固定的政治倾向和政党选择。比如，穆斯林长期倾向于投票给国大党，因为世俗的国大党对于穆斯林社区较为容忍，且主张让利；贱民倾向于给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投票，因为BSP被认为是“真正”由贱民发起、代表贱民利益的党派；中高种姓不满针对贱民、穆斯林的优惠政策，主张取消特权，因此常常青睐代表保守和效率的印度人民党；而其他中下种姓则常常选择强调福利和平等的社会党。然而，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在这次选举中改变？

北方邦是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再加上族群政治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割裂，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于这种低水平的选举循环心生厌倦，“要安全”和“要工作”成为了很多选民的诉求。而这次印度人民党之所以能够获得北方邦选民的青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了超越“零和博弈”的政治叙事。莫迪的主张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其族群之间为了一个小蛋糕而争的头破血流，不如大家坐下来共商大计，做个大蛋糕再分。

经过长期族群政治的洗礼以后，大部分北方邦民众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因为蛋糕分来分去总共就那么点大。此时，莫迪跳出族群的窠臼而推出的“发展主义”就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发展主义”的核心论点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因此增加一个族群的福利完全可以不损害其他族群的利益。这样一来，印度人民党也就无需刻意通过“族群矛盾”来动员选民。相反，印度人民党恰恰可以将“发展”作为超越族群界限的“最大公约数”来凝集共识，毕竟没有人会反对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物质条件。

这样以来，印度人民党就把北方邦的选举议程从“低种姓vs高种姓”、“贱民vs其他种姓”、“印度教徒vs穆斯林”的族群叙事，转化为简单而有力的“发展vs不发展”的发展叙事。与以往几个族群争权夺利相比，印度人民党这种主张发展经济、引入外资、活化市场的策略，对于渴望发展的民众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任何强调“族群”认同的政党则可能被视为“反对发展”，而难以获得道义制高点。

此外，莫迪本人也是“发展主义”最好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此次在北方邦并没有推出强有力的本地候选人，而是把竞选的焦点放在了总理莫迪身上。相比族群政治盛行、裙带关系猖獗的北方邦本地政客，莫迪为官清廉、行事果断的优点就凸显出来。作为总理他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进一步为这种正面印象背书，使其在选民面前显得更加可信。通过引入莫迪的明星招牌，印度人民党成功利用了当地民众对北方邦政治现状的失望和幻灭情绪，为他们提供了跳出本地政治的泥淖进行变革的机会。

印度人民党的竞选策略

仅靠莫迪的明星效应和“发展主义”的招牌，并不能完全解释印度人民党的大胜，毕竟北方邦的族群政治已经深入骨髓，且经济发展的这套叙事也绝非印度人民党一家的专利。如果仅仅靠强调“经济发展”，印度人民党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例如，穆斯林政党就会援引莫迪治下古吉拉特邦的大规模骚乱，证明经济发展会恶化少数宗教的处境；而贱民和低种姓政党则可以强调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会进一步伤害弱势群体……面对北方邦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印度人民党的策略并不是直接藐视，而是先巧妙地融入其中，再展开其与众不同的政治叙事。

印度人民党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拉近了选民的“心理距离”。由于浓厚的印度教保守主义色彩，印度人民党长期以来都是“富裕、印度教、高种姓、男性”的代名词，这种印象使得在北方邦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中低种姓、贱民和妇女对印度人民党甚为厌烦。然而，在这次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却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极为成功地淡化了民众对于印度人民党的负面印象。

印度执政人民党支持者高举总理莫迪肖像，庆祝该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包括赢得关键的北方邦

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大胜消息传来后，人民党总部外面一片热烈欢腾气氛

例如，虽然莫迪2016年底出台的“废钞令”备受争议，但是印度人民党却成功利用这一事件拉近了和底层民众的距离。废钞令对拥有可观财产的中产阶级、富裕阶层、腐败官吏影响很大，但是对本来就没有多少财产的平民却影响很小，后者反而能通过替前者到银行排队、跑腿赚外快。当印度平民发现各种达官显贵、巨商富贾都被莫迪逼着去银行门口排队时，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就油然而生：“我吃点亏无所谓，反正我天天受气，但是能看见这些平时趾高气昂的人也受气，我就开心了。”在“废钞令”的问题上，印度人民党成功向中下阶层占大多数的北方邦选民传达了其“心系穷苦”的亲民立场和“说到做到”的强大执行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的竞选活动中不厌其烦地再三提起“废钞令”。

此外，印度人民党对于贱民、中下种姓和穆斯林的务实态度，也使它能够做到先各个击破，再整合统一。印度人民党对于中下种姓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莫迪自己。莫迪属于Ghanchi种姓，被列为“其他落后种姓（Other Backward Caste, OBC）”之一，但是他卑贱的种姓背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政党领袖，而印度人民党传统上恰恰受到婆罗门等高种姓的支持。因此对于印度人民党来说，莫迪就成了最好的选举广告，告诉选民印度人民党可以跨过种姓的鸿沟。

与此类似，印度人民党对于贱民群体的策略也颇为成功。贱民虽然在印度教体系中处于最底层，但大部分仍属于印度教的生态系统之中，同样崇拜印度教的神灵。因此，印度人民党就通过宗教为纽带对贱民社区开展工作:一方面强调印度人民党与贱民群体的社会身份“兼容性“；另一方面，发动附属的义工组织和福利机构对贱民群体提供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服务。由于社会服务奇缺，印度人民党的这种策略在贱民群体中取得很极好的效果。

与应对贱民和中低种姓的“吸收”策略不同，印度人民党对于穆斯林群体以“分化”为主。由于印度人民党的宗教保守色彩和莫迪本人的执政轨迹，穆斯林群体和印度人民党几乎不可能达成完全和解。2015年，一位北方邦穆斯林因为食用牛肉而被暴民杀害的“达德里惨案”更是增加了和解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不同议题分化的穆斯林选民就是印度人民党最现实的策略。例如，印度人民党在伊斯兰教离婚（Triple talaq）的问题上采取了支持扩大穆斯林妇女权力的立场，这样一来就得以分化自由派穆斯林与保守派穆斯林，穆斯林妇女与穆斯林男性。这样一来，原本抱团投票穆斯林选民就可能因为意见不一而难以统一行动，降低了印度人民党面临的威胁。

结语

这次印度人民党之所以在北方邦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施政方针的角度来说，莫迪本人旗帜鲜明的“发展主义”，对于北方邦这种族群政治盛行的地区有独特的吸引力，为厌倦了反反复复“零和博弈”的选民提供了实现族群和解和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机遇。从选举策略的角度来说，印度人民党成功制定了针对低种姓、穆斯林的差异化策略，淡化印度人民党的“富裕-高种姓-男性”特征，并利用“废钞令”等事件加强“平民化”色彩。从组织形态的角度来说，印度人民党比其对手更为“先进”，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结构，以及丰富的统战体系，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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