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莫迪开启第三任期以后，美印随即互动进入新一轮密集期。此前访印日程多次拖延的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有着“印太沙皇”之称的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已到访印度，重点讨论加强美印合作，共同开展对华竞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联系热络的背后，美国和西方媒体围绕“印在美策划刺杀”的舆论龃龉却不断发酵，甚至出现外交言辞交火。考虑相关历史先例，他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土上遂行刺杀无疑已触碰美国底线，但目前这一事件似乎进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状态。有趣的是，印媒也开始炒作“美国情报机构在印孟缅边境策划基督教独立国家”作为反击。

这种现象不禁使人揣测，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要搞清楚美印战略合作的基础和限度。可以说，对华共同敌意是美印战略趋近的基础，而美国的意愿——而非印度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印合作的理论上限，但印度的意愿却能决定美印合作的实际水平。

当地时间6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意大利的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会晤。图自：视觉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因素是决定美印关系的基础因素，而中印矛盾是美印关系走近的主要动力。总体看，在中美战略竞争走向长期化、激烈化的大背景下，印作为人口体量与中国相当、经济潜力举世无双，且与中国存在既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已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当然关键伙伴。中印两国近年来多次发生边境武装对峙，美国因此有动机，也有机会采取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历史上面对大陆国家之争历来奉行的离岸平衡战略——如果中印进入19世纪“德法之争”那种长期彼此互耗的状态，美国自然也能像当年英国一样坐收其利。

尽管美印理论上享有共同对华的动机，但在小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印美、中美关系几乎处于两条平行的政策轨道——中国因素极少被纳入美印关系框架。例如，2008年小布什政府在印度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背景下就同意其获取民用核技术，这一举动虽隐含“针对中国”的意味，但“拉拢印度”的用意显然更加突出。再如，奥巴马政府2010年宣布“重返亚太”，但这个旨在系统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却没有为印度安排任何角色。此外，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涵盖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设想，但仅召开一次会议就匆匆解散。之所以产生这些现象，是美国当时认为中印关系总体稳定，因此印看起来并不值得美国信赖，同时美也不认为中国威胁已大到需要动员印这种“不可靠的伙伴”。

然而，中印近年来的冲突客观上都成了美国推动对印关系发展的契机。早在2013年，奥巴马政府就高度关注中印“帐篷对峙”，但对峙很快和平解决使奥巴马政府认为边境问题并不足以影响中印关系大局。到2017年夏的中印“洞朗对峙”时，虽然印仍未直接向美求助，但莫迪政府对美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秋“洞朗对峙”解决后，美日印澳2017年11月随即利用马尼拉东亚峰会“复活”了已冻结10年的四方机制，召开2007年后首场副部长级会议。此后，美印关系缓慢步入快速发展期：2018年印破例成为首个获美先进无人机技术的“非北约”伙伴；印获取有权自美购买军民两用技术的“战略贸易授权1类”地位；印美还建立“2+2”防长外长定期磋商机制。

2020年“加勒万冲突”某种程度上是美印关系的分水岭。在美印2017年以来迅速深化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到2020年中印暴发“加勒万冲突”时，美方已在技术装备、情报信息等领域全面做好“给予印度任何所需支持”的准备。“加勒万冲突”之所以成为美印关系的分水岭，就是因为美在冲突期间对印有求必应的支持很大程度打消印高层对“美国在中印冲突中是否可靠”的长期顾虑。这也解释了印为什么选择在“加勒万冲突”期间刻意宣扬一些此前难以想象的战略动作，包括允许美军P-8侦察机在印安达曼群岛着陆加油，美印航母编队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演习等。事后看，“加勒万冲突”已深刻改变印精英对华态度，特别是为他们在敏感领域对美合作解决了基础互信问题。

拜登政府在美印解决战略互信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美印合作拓展至产业科技领域。在“加勒万冲突”以后，莫迪政府突然开始限制中国投资、中国技术、中国企业，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封杀中国背景APP释放出“印要脱离中国产业技术生态”的强烈信号。这高度契合拜登政府在产业科技领域发起的对华遏制和竞争，也促成美印建立“关键新兴技术倡议”（iCET），并使之成为美印合作最受关注的议程。同时，拜登政府也通过将印纳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力推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替代中国地位，早日成为美构建“排华生产网络”的支柱。

基于以上分析可看出，对中国的共同敌意是美印不断靠近彼此的基础，但中美矛盾更多是结构性长周期矛盾，这构成美印互动的大背景，而中印矛盾更多是事件推动的具体矛盾，起到催化美印关系发展的作用。总体看，美在战略上对印合作诉求大于同期印对美合作诉求，因此美对印通常处于“予多取少”“责多权少”的让利状态，而印对美则通常处在“拉高报价”“刺探底线”的博弈状态——因此，印对美配合的程度决定美印合作的实际水平，而美面对印“拉高报价”的让利决心和面对印“刺探底线”的容忍程度决定了美印合作的理论上限。

2023年6月，一名涉嫌杀害美籍锡克教徒的印度男子在捷克被逮捕，已被引渡至美国（捷克警方）

从上述分析框架出发，可以推测出，莫迪所在的印人党获得连任的背景下，无论美国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赢得大选，都只会影响美印合作的理论上限，但不太可能瞬间改变美印战略合作的实际进度，更不用说双边合作的总体方向。不管美国哪个政党上台，美印都将围绕“中国因素”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战略合作：

一是在军事领域，美将不遗余力加强对印合作，尤其是情报侦察、装备弹药等领域合作。考虑当前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美某种程度上比印更在乎“中印边境”问题，毕竟中印矛盾越激化，美影响印度的杠杆就越大。因此，美一方面将加大力度对印共享情报，特别是涉及中国边境基建的感知数据和侦察结果，确保“不放过每一次拱火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响应莫迪政府打造本土军工生产能力政策号召，甚至期待借印成本优势打造“民主兵工厂”，推动印脱离俄制国防体系的同时，为民主世界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制造、维修、补给、后勤服务。

二是在产业科技领域，美继续推动印度取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地位。尽管2017年以来的美印产业合作经验表明，印目前仍不具备通过“友岸外包”大规模替代中国的能力，但考虑印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美仍对“印度制造”给予厚望。未来，美仍主要通过鼓励企业直接投资、引导投资印股印债、营销印国债等方式支持印，重点推动印改善基建和提高技术水平，促其完成进口替代的基础上，更好提高大规模承接制造业的能力。尽管印渴望自美获得更大贸易让利，但美出于内政约束，只愿用“印度制造”在近似条件下替代既有“中国制造”的份额，而非给予印专门贸易优惠。值得注意的是，美还将推动对印新技术合作，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但考虑印实际水平，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是在外交战略领域，美继续在权利方面给予印度盟友待遇，但在责任方面却并不做同等要求。美政策界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对中国利益的挤压，必定大于对美国利益挤压，因此美更在乎印对华整体战略牵制，而非具体战术行动收益。例如，美虽然欢迎印在南海、台海等涉华方向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加强对日本、菲律宾、越南的合作，但却并不指望印度做出承担“盟友义务”的承诺。再如，美将进一步配合印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遏制中国，但并不要求对等回报。此外，美国鉴于自身面向全球南方的影响力短板，也会继续扶持印度以抵消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强大影响力。

四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将继续按需选择性突出印度总体的“民主属性”和莫迪政府的“专制属性”。虽然莫迪政府对内集权、对外霸权在美引发重大争议，但美印战略合作大方向已定，这些争议反而成为美运筹对印关系的筹码——需要敲打的时候就强调“莫迪政府专制”，需要拉拢的时候就强调“印度民主”。在具体措施上，如果连民主党政府都选择对“印度在美策划刺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常对进步价值观不屑一顾的共和党政府更不可能因此对印实施实质性惩戒。与此同时，印度进入联合政府时代，客观上也压减了美国用价值观武器围殴印度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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