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世界正处在严重危机当中。新冠病毒疫情正飞速蔓延各国，其规模和严重性，是1918年灾难性的西班牙流感以来未曾见过的。除非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加以遏制，这一传染病疫情很快就将同时成为经济和金融疫情。

这场危机的量级要求各国政府介入。它们是正在介入。各国都在刺激经济，同时拼尽全力，试图减缓疾病的蔓延，保护易感染人口，并帮助开发新的药方和疫苗。这些干预举动的规模和密度令人想起军事冲突：这是一场对抗病毒蔓延和经济崩溃的战争。

但还是有问题。当下亟需的是，政府干预所要求具备的组织架构，与各国政府已经选择的那个极不相同。自19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被告知要甘于寂寞，放手商家去驾驭和创造财富，只在问题出现时，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才进行干预。结果是，政府没有总是有适当的准备和装备，以应对诸如新冠病毒或气候紧急状况之类的危机。假设各国政府必须等到出现巨大的系统性震荡之后，才能下定决心采取行动，那么一路上的准备工作就不够充分。

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广义的公共物品的关键机制，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遭到了削弱。自2015年以来，英国的公共卫生总支出被削减了10亿英镑。

公共生活中商家的地位凸显，也导致人们对政府可以单独实现的目标丧失信心，进而导致许多问题重重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出现，这种项目将商家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例如，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研发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往往青睐“爆款产品”，代价就是在商业上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对公众健康极为重要的一些药品的生产被牺牲掉了，这些药品包括抗生素和预防一些有可能爆发为疫情的疾病疫苗。

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不平等日渐加剧的社会，社会安全网以及对劳苦大众的保护是付诸阙如的；对那些在零工经济领域谋生，缺乏社会保障的人群来讲，尤其如此。

但眼下，我们有机会利用这次危机，理解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搞资本主义。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政府的目的：政府不应只是在出现市场失灵时去修补，而应积极行动，塑造和创造能够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市场。政府还应确保，涉及政府资金时，政府与商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是由公共利益而非利润驱动的。

首先，各国政府必须投资能够帮助预防危机的机构，在有些情形下要设立这样的机构，并在危机出现时，令我们更有能力处理那些危机。英国政府为NHS提供了120亿英镑的紧急预算，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动。但同样重要的是，专注于强化卫生系统的长期投资，扭转近年来的趋势。

其次，各国政府必须更优质地协调研发活动，引导研发活动服务于公共健康。疫苗的发明将令大规模的国际协调成为必要，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的非凡工作就是例证。

但各国中央政府一样有巨大的责任，以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之类雄心勃勃的公共组织一样的运作方式，引导创新服务用于公共目标，借以塑造市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解决卫星通信问题的过程中，为开发互联网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卫生方面的类似动议，或将确保公共资金适应解决重大卫生问题的需要。

第三，各国政府必须系统安排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以确保公民和经济双双获益。全球范围内，卫生部门可以从公共资金中获得数十亿美元: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投资400亿美元。自SARS爆发以来，国立卫生研究院已花费7亿美元，用于冠状病毒研究。大量公共资金进入卫生领域创新工作，意味着各国政府应管理这一过程，以确保价格公平，专利不被滥用，药品供应得到保障，利润被再度投入创新而不是被抽走给股东。

而且，假如药品、医院病床、口罩或呼吸机之类应急物资是必须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得益于公共补贴的一批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绝不能投机和索价过高。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普遍且可负担的渠道都必不可少。这对大规模爆发的流行病来说尤其重要——唐纳德·特朗普试图获得冠状病毒疫苗的美国独家许可，那样的民族主义想法没有立足之地，

第四，是时候最终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了。从航空公司到零售商，很多公司都来寻求紧急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帮助，此时拒绝单纯派钱是至关紧要的。可以附加一些条件，确保紧急援助计划的安排能够改造这些计划正在拯救的部门，这样它们会成为某种新经济的一部分。这种新经济专注于降低碳排放，同时对工人进行投资，确保他们能适应新技术的绿色新政战略。现在必须这样做，因为政府占了上风。

新冠病毒是一个重大事件，暴露了当下经济在愈发全球化和互联互通背景下，缺乏准备和韧性，且笃定不会是最后一遭。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思路引入资本主义的中心。不要让这场危机白白浪费掉。

（原文2020年3月18日刊于于英国《卫报》网站，题为“The Covid-19 crisis is a chance to do capitalism differently”，由微信号“聽贰拾肆橋”编译，译者歧路听桥；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