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图片来源：CCG

芮泽（Martin Raiser，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

当前，大部分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都聚焦于资金缺口的问题，资金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有充足的资金资源。

我愿意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却仍然没有弥合资金缺口？我们为什么没有投资足够的资金到基础设施上？为什么对中国而言，基础设施是强劲的驱动力，对其他很多国家而言却并非如此？

我认为这可能与投资质量相关。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国家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其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发展规律是不是能够真正回补这样一种投资？我们也要思考，是否将风险和其他的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诸如，公共事业部门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以及私营部门付出资金投入之后，是否能够做到资金回本等问题。

我们还要注意，在整个项目的规划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了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问题都是过去40年里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项目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充分承担了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发展中不断优化其自身项目规划，最终的成果是，中国从自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大大获益。我们要把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国家。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期待加强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的投资机构和有志之士应该和我们携手一致，共同合作。我认为亚投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亚投行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很多项目，与世界银行也开展了多项合作，但我们此前的共同合作是基于潜在的意识，我们还需要设立更完善的投资标准。

其次，这次会议之前，有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内部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各个国家需要中国的产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现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复苏的重要驱动力。这种模式不断被复制，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不例外。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供应商品，而其他国家由于疫情的影响暂时无法接受进口部分中国商品。

我认为中国自己接下来进一步的经济转型方向，就是把自己作为一种消费的驱动力，而且不仅仅是对外出口，更要重视消费品的内循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对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经济更加低碳、绿色，朝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零碳经济”以及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不断进步，整个经济发展模式会更加完善。

最后，我们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着眼探讨世界经济是否能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各国会不会因为心怀担忧，而把自己的产业链撤回本国？我们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多国家更加融入到了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之中。所以我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各个不同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

在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份经济预测报告中，我们讲到了贸易恢复的潜在可能性，如果进一步减少贸易和物流，将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很多贸易条约都是基于世贸组织的体系，但是这也是整个国际框架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贸易规范，同时希望进一步促进物流发展。

总而言之，贸易将是全球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目前关注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图片来源：CCG

朱光耀（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

我想围绕“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同时也孕育着全球化新阶段机遇”的主题展开发言。

这次疫情无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下降3.3%，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保持了2.3%的增长。在疫情冲击下，居家办公、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对保障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所有国家都加大了对数字经济的投资。数字经济现在出现了四个主轴，并相应呈现出四方面的政策趋势。四个主轴即指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四个主轴已愈发彰显出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于支撑整体数字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世界各国在支持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四种政策趋向也已经非常明显。

首先，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制定相关的国内管理规则，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国际一致认可的数字规则来指导和治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多边层面，欧盟推出了GDPR（General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但这是一个区域性规则。在全球层面，我们急需通过合作制订规则，G20最好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其次，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在数字经济下显示出特殊意义。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供应链方面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供给端、生产端不平衡，例如芯片制造产业的80%集中在亚洲；二是运输端的梗阻，现在全球贸易规模的90%依靠海运，但是疫情对全球海运造成了重大冲击。在疫情之初，海运公司为保护自身利益反应过度，导致全球集装箱在经济迅速恢复之后，价格急剧上升，造成集装箱短缺，发生运输梗阻；三是仓储端的贫血，这给我们提出挑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零仓储”理论。要恢复供应链，前提是要控制住疫情，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最先稳定住、控制住疫情的国家，经济迅速复苏，在稳定全球供应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显示了中国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特殊韧性。供应链的稳定、韧性和安全是当前需要进行国际协调的重要领域。

第三，高度重视ESG原则对投资的指导，环境、社会和良好的治理，成为投资的重要条件，这在数字经济下表现更加突出。

最后，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在数字经济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即国际资本对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投资的高度重视和追逐。这种模式反映在国别的宏观政策应对上，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前兆。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推出了“全球无形资产最低收入税”，这是针对知识产权形态快速变化出现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设定的税率是10.5%，只占美国国内所得税21%的二分之一。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新税收计划是将这个税率提高到21%，他所提出的美国国内企业税率是28%。我们需要研究新形势下新商业模式带来的变化，这是一个新挑战。

总体上，这四方面的政策都需要国际协调。

自由贸易理论也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自由贸易理论已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自由贸易是以消除国别贸易之间的贸易壁垒，特别是以消除关税为核心，它的基础是比较利益理论；第二阶段的自由贸易是以跨国公司投资的国别选择为理论基础，为跨国公司投资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阶段则更加重视绿色、劳工权利、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自由贸易理论的变化。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全球化会进入新阶段，我们必须要应对好在全球化新阶段将会面临的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环境挑战，诸如自然灾害、大的流行疾病等；第二个挑战是所谓地缘政治挑战，即大国的竞争变成冲突，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第三个挑战是金融危机，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造成的经济风险；第四个挑战是网络攻击，在数字经济下，攻击可能造成系统性的瘫痪，因而带来网络风险。

这些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国际社会进行紧密的政策协调，但当前的现状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全球化是发展大势，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亟待国际社会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使经济全球化走上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陈德铭（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停止，但全球治理要紧密跟上。

朱光耀先生提到的数字经济是WTO的一个新议题，但是成员方始终谈不拢、南辕北辙，很大原因在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探讨方向。GDPR是欧盟的规则和法律规范，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可以接受GDPR哪些条款，哪些还做不到或者不能接受。我的许多欧盟同事认为日本更接近这个标准，最可能接受GDPR。我们外资企业协会也经常和中国企业讨论，中国企业要去欧洲开展业务，现在就要开始接受GDPR了。至于全球层面能就数字隐私保护达成怎样的协定，仍是一个大课题。

陈健先生讲到的基本建设投资非常重要。我们非常希望能创造条件与欧洲、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起来探讨全球的基本建设问题。因为很多国家需要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发展，中国在扶贫事业上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偏远的山村通过基本建设脱贫。基本建设不仅仅是铁路、公路、桥梁，也包括新基建如网络建设、虚拟经济等。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关心，如果大家能给他们的基本建设提供帮助，不仅这些国家的经济可以得到发展，国内市场可以得到成长，我们也能获得更大的全球化市场，我们各国的产能过剩、劳动力出路等问题也能够获得解决，这是双赢的。但是，在讨论基本建设时，不能牵涉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问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可以共同制定投资标准、国际规则来开展基本建设，要在多边基础上达成一致。

赵斌先生讲得也非常好，高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数字化过程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一直致力于高科技开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非常需要和高通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现在在华外企中有一种趋势：有些外企想退出中国，有些还在犹豫不定，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开展的投资，如果转移回本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并且这些企业在中国盈利了，因此想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但他们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预期和人才政策上能够给予更多支持。对中国来说，土地、税收这些优惠政策已经快到天花板了，不宜再作为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因此知识产权、政策可预期性以及留住和尊重人才等，对跨国公司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

最近中国的股市出现了波动，这种波动是否是暂时的，很快又能回到正常的区间呢？这是需要深思的。

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陈德铭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图片来源：CCG

我离开了商务部部长的岗位后，在给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讲授关于全球化的课程。我认为传统的全球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继续走下去存在困难，原因是全球化的治理滞后。二战后到今天的70年间，全球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使社会和人类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财富的分配存在不公。全球治理的滞后导致全球民粹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给传统的全球化带来了问题。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也是波折的、跌宕前行的过程。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在高科技、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 去发展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包括探索太空、揭秘地球、研究人体等。这些都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能单独完成的，人类必须合作，因此全球化的趋势是不会停止的。

但是，如果全球治理跟不上，民粹思想、民族主义的泛滥就会阻碍全球化进程，这是当前全球化面临的复杂局面，需要大家共同应对。很多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部长都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得益丰多，我不这么认为，美国得益并不比中国少，甚至更多。全球化之前的阶段内，在投资要素方面，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更强，土地、劳动力的流动更难，所以谁先开放政策谁就能获益，新兴国家确实也得到了好处。新兴国家获得了经济增长，打破了世界原来的平衡，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成长会比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成长略微缓慢。去年中国消费品总额已经看齐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今后中国还会继续将引进、消化、进口商品作为长期政策。

对全球化，我们要有信心、有耐心，包容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共同治理，通过多边机构和组织把全球化纳入到一个更好的轨道，而这个轨道是由现代技术、数字经济等高新技术所引领的。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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