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修·罗简斯基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那你是做什么的呢？”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挑起这个话题的人就是话题终结者，这种讨嫌的人在华盛顿政治决策圈里随处可见。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是专业的政策专家，或者说更糟糕的是，我们是在智库工作的专家。这意味着，我们会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全国性媒体上就欧洲安全和核武器等复杂而又严肃的话题侃侃而谈。和其他专家一样，我们也把一排排的学历证书挂在墙上，并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一个高层朋友圈。

但当我们在和家人一起吃饭时，他们可并不真信这些东西会使我们有何真知灼见。我们的亲戚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名字后面有了头衔或者我们在智库占个职位就能使我们选出更好的政策。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则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堂表亲通常不会看着医学博士的眼睛说：“你说的很有趣，但我对如何进行心脏手术有自己的看法。”

简而言之，我们的家人爱我们，但他们讨厌我们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我们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如果智库专家对政策选择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为什么政策执行结果却总是如此糟糕？即使华盛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围坐在餐桌旁的大多数家人凭直觉也知道，智库行业并未能为国家做出贡献。英国公司Cast From Clay最近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相信智库，但我们可以作证，我们的家人并不在这20%以内。

如果连我们的近亲都不相信我们，那我们是时候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了：智库有一个严重的，也许还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声誉问题。

美国智库早已沦为游说组织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并不讨厌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感谢紧急救援者——消防员、急救医护人员，以及有点勉强地说，还有警察。他们非常尊重穿制服的军人。千人一面的海量联邦文职人员有些官僚作风，这可能会引起大众反感，但当这个官僚体系不运作时，人们又会怀念它。美国人感激那些寄社保支票的人，感谢那些维持国家公园正常运作的人，感谢那些让剃须刀片远离牛奶盒的人。即使人们抱怨邮政服务或国税局，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宁愿自己送信，或者捧着锡杯到处找邻居乞讨。换言之，大多数政府部门履行的是普通人理解的必需职能，即使他们不喜欢这些职能。

与那些高尚的职业相比，一个与政府相邻而居的精英智库只会在首都组织自以为是的鸡尾酒对话会，而其他美国人则对此不以为然。正如一位同事所说，智库成员只会得到飞行常客奖励计划以及其它同行的尊重（由于疫情，现在连航空公司也不太尊重我们了。）出了这个闭塞的小圈子，公众将政策专家视为华盛顿政治建制派的一部分，而这个庞大、多余的建制派做的坏事甚至可能比好事还多。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智库唯一明显的用途就是在政客们展开无休无止的无谓党派斗争时，向他们提供用来互相攻击的棍棒。

在上个世纪，智库被认为是一种能将科学原则和严谨规范引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机制。像大学一样，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知识，成为提供专业知识的中心和孕育潜在革命性思想的孵化器。各种各样的智库将相互挑战，创造出一个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但仍然是基于事实的政策审议过程，以开发政策理念。通过这一过程，真理或者至少是最佳做法将会脱颖而出。智库会像知识风险投资人一样，投资于那些最终可能担任政府要职的人。

智库的所有这些职能直到今日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但正如我们的家人似乎感觉到的那样，现在已没有一项智库的职能可以真正反映出智库的主要作用。事实上，智库的商业模式已经在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随着智库行业的不断扩大，以及智库所处社会的两极对立越来越严重，资金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智库变成了游说组织，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客。政党需要的是忠诚的宣传者，而不是吹毛求疵、模棱两可的学术跟班。潜在的捐赠者希望老练的神枪手们能在正确的时间将他们的政策子弹射向正确的目标。

《纽约时报》在2014-2017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智库的商业模式令人不安地向出售准入权和影响力的方向漂移。对一些智库来说，重点不再是产生新的想法或为审议过程提供信息，而是出售促进出资人利益的想法。这是一桩明目张胆的买卖，而且早就司空见惯了。过去30年来，随着私营部门、富人、甚至外国政府求助于那些华盛顿的“旋转门权力掮客”，以帮助他们在对自己重要的议题上购买影响力，华盛顿的游说业务迎来了爆发期。资助者对智库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但资助者也可以很容易地把钱投向别处，因此智库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必须给资助者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一些资助者甚至越过了中间人，直接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专门智库。

如果说追逐资金是问题的诱因，那么华盛顿根深蒂固的部落性党派政治文化和遍布周边的回音室（译注：回声室效应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甚至夸张扭曲，令身处其中的多数人认为这些声音就是事实的全部）就是引发问题的途径。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社交媒体和彻头彻尾的造谣污蔑构成了一座丛林，而智库则在这座丛林中为了控制信息而互相争斗。在荒野中，一个孤独的声音将隐没无闻，因此政策专家们需要像政党一样组队出击。一些团体，如右派的传统基金会和左派的美国进步中心，甚至明确设立了自己的游说机构，以开展他们的宣传工作，而如果智库设立的是公共慈善机构，那就不会被允许从事此类的宣传。

当一些机构无时无刻不在贩卖影响力和搞游说宣传，而几乎所有机构又都会在某一时刻从事这些活动时，那普通的民众就不可能把诚实的智库和不诚实的智库区分开来。因此，政策圈就变成了一个大沼泽，在这个沼泽里，影响力贩子的胡说八道甚至能影响到最博学和最独立的政策研究专家。这就是为什么智库存在一个形象问题。因为华盛顿存在一个游说和派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

（观察者网由冠群节译自美国《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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