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一、中以民间关系升温背景下我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立场

近几年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蔓延到各个地区，许多一度安定和平的国家和地区也变成了教派纷争、宗教极端势力、西方势力干预的牺牲品。在新闻媒体上，热点层出不穷。从叙利亚内战到“伊斯兰国”，从也门内战到最近沙特的内外冲突，让任何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朋友们都目不暇接。在此背景下，几十年来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矛盾、热点问题，几乎已经被大家慢慢淡忘了——这就是巴以冲突。

当然，对于美国舆论界而言，巴以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和选举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亲犹、亲以社团也会持续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政府批评以色列在西岸建设定居点的态度，多次公开支持以色列。

有消息称，12月初特朗普有可能再次推迟有关将美国使馆迁往争议地区耶路撒冷的提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却可能史无前例地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尽管他有可能不会使用“统一、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这种完全否定巴方对耶城诉求的用词。

美国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有较强的历史传统，需要斟酌和讨价还价的只是具体举措的细节。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声音、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美国及许多西方官方乃至民间话语中，仍然是非主流的声音。

“圣殿山”——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共同圣地

然而，虽然西方世界或许已经慢慢淡忘了曾经中东矛盾的另一个主角，但中国官方却在这一个时期多次表态，公开、一贯地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历史上我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取得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努力。早期巴解组织也有一定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背景。在巴勒斯坦1988年宣布独立后，中国很快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近两年，我国更是多次在巴以问题上表明立场。几天前，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习近平主席向大会发了贺电。

此外，去年初我国领导人访问中东、今年7月巴勒斯坦领导人访华以及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主动提到巴勒斯坦议题，这些只是我国近几年针对巴以问题发声里面级别较高的几次。

在这几次表态中，中国表示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反对以色列继续建定居点，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以1967年战争前边界为领土、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并指出巴勒斯坦议题已经被联合国搁置了七十年，不应再被进一步边缘化。在西方舆论眼中，中国关于 “67年战前边界”、特别是“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这两点表态，可以说力度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近几年来和以色列民间关系似乎升温很快，笔者第三次来到巴以地区，明显感觉到中国游客比七年前第一次过来时翻了几番。尽管以色列媒体和大众的价值观在西方阵营一方并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仍然了解较少、成见颇多，但以色列在我国民间的好感度却得到了大幅提升。曾经贴在以色列身上的“占领军”、“战乱”、“压迫”等标签被“创新”、“旅游”、“圣地”所替代，许多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立场和态度，似乎一点点都被扭转了。

无疑，我国一直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不是例外，而全世界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大多也和我国人民保持着源远流长的友谊。而在此前提下，特别在中以民间关系热络的背景之下，我国官方对巴以问题的表态和对巴勒斯坦坚定而一贯的支持，就更值得我们民间关注和理解。

在这里，我们不将讨论的话题扩展到一带一路和我国与中东、中亚整体关系的大背景，也暂且不谈美以关系、以色列与我国某些邻国之间的一些交往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国与巴、以的互动。

我们不妨回到原点，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新闻联播中我们最熟悉的某些新闻热点地区，回到“占领”、“定居点”这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名词身上，回到我国声明中的“67年战前边界”之内，来看看现在的巴以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们将有机会更生动形象地理解我国立场在战略考量之余的现实依据，以及我国在此议题上的立场能反映出的国际责任感。

二、定居点与希伯伦——巴以和平进程的尴尬体现

即便占据媒体热点的时候，新闻报道也很难反映巴以地区的生活状态。成为新闻的，必然是某种极端化的事件，譬如战争或暴力行为。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我们常常听到巴以双方的暴力冲突，哈马斯的炸弹袭击和火箭弹，以军对加沙的地毯式轰炸，似乎给我们外人留下一个印象，即这是一场两个国家、两股势力之前剑拔弩张的对峙。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这里冲突的双方并不是两个对等的“国家”，巴勒斯坦国有名无实，还陷入了刚刚在名义上结束的十年内部分裂。当我2012年在加沙附近的以色列城市参加考古发掘时，更是体会到真正参与斗争的加沙面对以色列的绝对装备优势时只有侵扰而无真正的攻击的能力。火箭弹天天打过来，甚至能听到被铁穹系统拦截的爆炸声，但我根本感受不到恐惧。

而当我们来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就会更明确体会到巴以的关系：从以色列去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区不经过任何边境检查，而回程却要排队经过核查点。没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可以用几个词总结：对加沙，“围困”和“武力压制”；对西岸，仍然是五十年来没有实质变化的——“占领”和“隔离”。除此之外，还有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东耶路撒冷的城镇和村落。这里已经被以色列立法正式吞并。

耶路撒冷南部的巴以隔离墙

奥斯陆协议将以色列于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领土（本身不到巴以全境的五分之一）分为三个区：A、B和C区。A区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全权管理（巴方有安全警察，但需与以色列军警当局合作），主要是人口聚居的大城镇，但面积只占西岸的18%；B区民事由巴勒斯坦管理，但安全方面由以色列管理，A、B区加在一起只占西岸面积不到一半。

C区则坐拥西岸地区大部分自然和旅游资源，包括死海的大部分，里面星罗棋布的是1967年以来不断建立的非法犹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有些由海外犹太基金会赞助或投资，建在被以色列政府征用或者完全属于巴勒斯坦家族的土地之上。建成后，由政府提供能源和其他服务。定居点完全对巴勒斯坦人关闭，有一些连接定居点的道路都不允许巴勒斯坦人使用。少数定居者拥有武器，以色列政府也会配备军人守卫定居点，因而往往定居点和以军事基地成对出现。

总之，向西岸长期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以色列政府的默许乃至鼓励。而西岸整体的A、B、C三区，也凸显出以色列占领几个特征：区别对待、分隔管理、军事管制。近两三年来时而见诸报端的巴勒斯坦青年示威、偷袭以军或定居者以及以军镇压等消息，除了东耶路撒冷和老城之外，大多发生在军事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

奥斯陆协议下的巴勒斯坦A、B、C区

我不久前第二次探访的耶路撒冷南边重镇、西岸人口第一大城市希伯伦恐怕是对“占领”、“分隔”等概念最直观的诠释了。希伯伦是一座古城。根据犹太教《圣经》传说，犹太人概念上的先祖亚伯拉罕在这里从当地人手里买了一块土地，安葬了他的亡妻撒拉。

此外，希伯伦也曾经是大卫攻下耶路撒冷之前的的王座所在。进入传说后的历史时期，在罗马帝国的附庸犹大希律王朝统治时（希律家族是一支被迫改宗犹太教的以东人，来自今约旦中南部），希律王在这里建了一座建筑来保护传说中的犹太先祖墓。

这栋建筑及其周边历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统治，身份在教堂和清真寺之间多次变换。最终在以军占领后将这一建筑的一半变成了犹太会堂，按照《圣经》传说将其重新命名为“双墓之洞”（Ma’arat ha-Makhpelah），而剩下的一半留给了穆斯林，仍称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阿拉伯语版本）清真寺。

如今，以军在建筑中间建立核查点，进入清真寺者需要经历一系列的检查。三教的重要遗址，如今于内于外都已经被分为两个世界。

宗教场所的犹太一边

核查点

清真寺一边及后面的隔离装置

然而被分成两个世界的不只是这座宗教建筑。希伯伦本身就是“分隔统治”最好的体现。和一般巴勒斯坦大城市（如伯利恒、杰里科、纳布卢斯、拉马拉）不同，希伯伦城市本身都并不完全归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辖。1995年奥斯陆决议和1997年达成的希伯伦协议将这座古城分隔成H1和H2两个部分，H1归巴勒斯坦管辖，H2由以色列全权管辖。H2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基本关闭，从H1到H2需要经过核查点。其中H2部分住着一些大多属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定居者，其附近建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犹太定居点Qiryat Arba；这些地方的居民意识形态都较为极端。

希伯伦的犹太定居者与当地巴勒斯坦居民关系长期紧张。在英国托管时期，1929年双方冲突造成了近七十名希伯伦犹太定居者死亡，总共那次骚乱造成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死亡上百人。1994年，一个来自美国的定居者持枪杀死近三十名正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打伤上百人。在凶手被愤怒的居民活活打死之后，赶来平息混乱的以军又打死了另二十多名巴勒斯坦人，打伤百余人。

除了暴力事件外，2011年我第一次去希伯伦时，看到老城阿拉伯市场有一部分被一层铁丝网遮住，上面盖着生活垃圾。当地人告诉我，居所地势更高的犹太定居者经常向巴勒斯坦市场投掷杂物，于是巴勒斯坦人不得不用铁丝网将垃圾挡住。令人苦笑——希伯伦城中的物理“隔离”已经发展到了立体阶段。

2011年1月摄于希伯伦

“隔离”的另一绝佳标志是宗教遗迹周边的一条街。那里曾经是热闹的市场，但因为“安全”考虑，所有临界店铺自2000年开始被强制关闭，十七年来形同鬼城。临街的店铺有些被定居者挂上以色列国旗，有些则被直接画上了大卫星。

这次去希伯伦，幸遇一位当地志愿者为我们一家讲解，我们了解到当地居民仍然被允许住在楼上，但临近的商业活动被一律禁止，很多人失去了生计来源。这一地区也有一座小学，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在经历严格的检查之后方可被占领军允许入校。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不知对“和平”有怎样的理解。

被强制关闭的临街店铺以及定居者悬挂的以色列国旗

除此之外，这条街曾经也被实体隔离带隔为两个部分，一边走犹太人，一边走巴勒斯坦人。那位志愿者告诉我们，在2011年，军事当局面对外国游客，终于意识到这个情形有碍观瞻，于是最终移走了隔离带。但仍然地面上仍留有当初的痕迹。

或许是由于犹太先祖墓遗址的特殊性，或许是为了保护老城和周边的定居者，抑或是因为据说希伯伦相对于其他西岸城市更支持哈马斯，以色列对这座城市一直重兵驻守，即使在部分撤军之后，这里的军事存在仍然十分明显。在宗教遗址周围随处可见持枪军警，也能看见他们与当地人争吵、交涉。军警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流血冲突。

2016年3月，希伯伦居民沙里夫（al-Sharif）在冲突中被以军击伤倒地不省人事后，以军士兵阿扎里亚（E. Azaria）突然开枪击中已经毫无反抗力的伤者头部。根据网络视频显示，开枪瞬间他的同僚们纷纷堵上耳朵，却并未阻拦。

今年初，阿扎里亚被以色列军事法庭定罪，但只需入狱一年半。虽然刑罚较轻，仍然有大量以色列人上街抗议，声称阿扎里亚的行为并未失当，并表示胆敢袭击以军的巴勒斯坦人该杀。

考虑到以色列全民参军的现实，长期的军事占领不仅仅给被占领居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苦难，也异化了征服者的人格和价值观。这对双方恐怕都是精神上的摧残。

阿扎里亚射杀躺在地上的伤者之前瞬间

但并不是所有以色列军人都对希伯伦乃至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境遇抱以冷漠的态度。2011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暑期课程，参与者除了我自己和少数几个人，都是欧美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当时同屋的室友是希伯来大学当时的一位学生，曾经驻守希伯伦。在一次晚饭时他谈到军旅生涯，他说，希伯伦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城市，我们长年驻守在那里，那座老城已经死了，毫无生机。

E. 埃弗拉蒂

而一位叫埃弗拉蒂（E. Efrati）的前以军士兵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发一句感慨了。最初驻守希伯伦的他，曾经多次执行任务维持“宵禁”秩序。所谓宵禁，是指在犹太节日期间，所有希伯伦老城周围十几万巴勒斯坦居民被禁止踏出家门，以保证各地涌来的犹太人可以“安全”地在宗教圣地附近完成节日庆祝。

埃弗拉蒂深感困惑，为何巴勒斯坦孩童见到他如见鬼似的逃走？后来他反思了以色列人一代代的军事化教育和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开始专职调查以军在占领区的不当行为和疑似战争罪行。2014年他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以军在加沙军事行动中的疑似报复屠杀行为被以色列逮捕。

根据他在2017年TeleSur电视台接受采访中所言，目前他似乎已经不再在以色列生活。在故乡，他被许多人称为自我仇恨的“反犹”主义者。或许，恰恰是希伯伦的那种隔离感让他最初开始审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三、尾声——死城还是商贸中心？

长期的军事占领给希伯伦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翳，也让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颇为拮据。虽然老城市场看上去仍然热闹，但两次希伯伦老城之旅我都遇到了巴勒斯坦小朋友“围攻”索要钱财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去过的其他巴勒斯坦城市几乎没有遇到过。拉马拉到耶路撒冷的核查点附近最多也只是有小朋友试图强卖一些小物件。

希伯伦的这些孩子并没有什么攻击性，只是围住你哀求。如果稍有耐心，不一会儿就会过来一个当地成年人，面带自尊和歉意，怒冲冲地将他们轰走。

孩子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有机会接受良好地教育，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军事占领之下，孩子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力恐怕也会越来越匮乏。

但驶离老城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虽显杂乱但相当繁华的新城。这里的餐馆水平很不错，街边店铺也可谓鳞次栉比，不输国内小城市。虽然有人说希伯伦是西岸宗教上较为保守的城市，但这里的女性穿着入时，街边时装店里衣物、饰物琳琅满目。

和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这里的居民对我们十分友好。我去买东西店家没货，他就让自己的孩子带着我步行几百米到他知道的另一家店，然后再带我回原处。这位小弟不会几句英语也不会希伯来语，我们只能靠我那为数不多的几句阿拉伯语交流。他对外国人充满了好奇，问我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来巴勒斯坦。听到我是中国人时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一样，跟我说“中国很好”。

漂亮但死气沉沉的老城，人和车川流不息的新城，这都是希伯伦。如果说前者告诉我们占领和隔离能怎样剥夺一个城市的生机的话，后者则告诉我们哪怕这种外来压力减少几分，巴勒斯坦人就还是有机会建设好自己的家园的。

短暂的又一次希伯伦之旅并不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以及军事占领的所有影响。但通过这个侧面，我们能够对巴以的现实有一个更真实客观的感知，而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理解我国一贯对此议题立场的第一步。

我们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占领与抵抗，民族解放也曾是我们先辈的梦想。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鼎盛期或已过去，但被遗忘的巴勒斯坦，仍然在等待一个未知的明天。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