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美国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暗杀以及伊朗随后的反击，使伊美关系和中东局势再度恶化。事件的升级过程中，人们很难忽视中东的另一支政治力量：以色列。一方面，美国的做法让人想起以色列利用国家军事力量对敌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惯用的暗杀作为（所谓“定点清除”）。

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恐怕比美国的经验还多。另一方面，人们想起以色列，当然是因为它与伊朗长久以来的敌对关系。

一、以色列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吗？

在美国暗杀引发伊朗举国激愤之后，以色列方面很快试图撇清自己与袭击的关系。尽管在特朗普上台后美以关系似乎重新进入了蜜月期，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是声明美方的暗杀行为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与以色列无关，并据称警告了自己的内阁成员不要插手此事。而伊朗方面则在8日凌晨袭击美军基地后立即威胁：若有第三轮攻击，“锡安主义”政权的海法将是目标之一。看起来，内塔尼亚胡的免责声明并未获得伊朗人的采信。

内塔尼亚胡曾在联合国鼓吹伊朗核威胁，图自路透社

这也难怪。近五六年来，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都是伊朗核协议获得通过的最大阻力之一。伊朗核协议也是造成奥巴马政府与以色列关系不睦的主要原因。大家恐怕也不会忘记2018年内塔尼亚胡站在一墙光盘之前声称掌握了伊朗“秘密”核计划的经典画面。而这似乎也不仅仅是以色列右翼政治领导人自己的观点。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在核协议通过后，近七成以色列国民反对此协议。而在2018年的一次调查中，六成以色列人支持内塔尼亚胡对核协议的攻击立场。在以色列政治人物中，不管是右翼、中右还是中左，大部分人本质上反对伊朗核协议，并希望伊朗的力量得到极限压制。除了部分军方人员认为核协议会给以色列带来集中对付周边其他威胁的机会之外，只有左翼政治家如赫宁（Dov B. Khenin）赞扬伊朗核协议会带来地区和平。 换句话说，尽管内塔尼亚胡因为腐败弊案在以色列国内饱受批评，在将视伊朗为大敌这方面，大多数以色列民众和他们的右翼政府立场一致。这恐怕也是近年来以色列社会右翼化的体现。

二、巴列维时代的伊以关系——共同盟友与共同敌人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将伊朗视为敌人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一直敌对呢？讨论这一话题，我们必须把历史上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双方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1941年-1979年），伊朗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并不完全独立的君主专制国家。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政治家穆罕默德·莫萨迪克（Muhammad Mosaddiq）推行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前，伊朗的石油几乎完全由“英伊石油公司”等境外势力控制。

在运动失败后，伊朗自然也未获得对自己石油产业的完全控制权。整体上，巴列维王朝几乎就是英国和后面美国势力在伊朗的代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彼时的伊朗在政治和对外关系上与今日的沙特阿拉伯颇为相似：君主专制、英美附庸。当然，在世俗性、西化和最终对自身石油资源的话语权方面，1979年之前的伊朗和沙特还是颇有区别的。

1979年，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

而那段时间的以色列属于哪个阵营呢？虽然1947年刚建国的以色列在内部制度上似乎有一些社会主义表象，但作为西方锡安主义犹太人在中东建立的外来政权，在强敌环伺的前提下，在国际关系上很快还是明确了其亲西方的色彩。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当中，因为共同的利益，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与以色列走到了一起。后来，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愈发高涨的时候，以色列与西方传统殖民势力以及新兴霸权美国一样，将试图赶走外来势力、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大敌。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以色列战绩不俗，打击了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同为欧洲外来移民所建立政权的美国和以色列似乎在文化价值观、立场上也愈发有共同语言。总之，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之前，以色列和伊朗一样，都是美英和西方势力在西亚地区的同道者或代理人。

除了同为美国盟友之外，作为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伊朗也难免和他们的美欧盟友一样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颇为忌惮。在地缘政治和族群矛盾（波斯、犹太与阿拉伯）的背景之下，尽管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从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但二者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合作关系。

在能源上，巴列维政权向以色列提供石油。在军事和情报方面，以色列曾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情报合作关系。此外，以色列也曾向伊朗出售军火赚取利润。据称巴列维时期的国内安全机关“SAVAK”就是在以色列的协助下建立的。而这个“SAVAK”曾经在1963年逮捕了反对伊朗出售石油给西方势力以色列的宗教人士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首任最高领袖。

三、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初期的伊以关系——延续与变化

巴列维王朝过于依赖西方的立场在伊朗国内饱受批评，社会上反西方思想由来已久。几十年当中，世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宗教人士等各类政治力量试图改变伊朗的现状，提高国家的自主性，捍卫国家尊严。最终，宗教人士在1979年初完成了伊斯兰革命，伊朗从亲美附庸变成了中东地区反美排头兵。革命成功伊始的伊朗，对于西方势力在中东的代表——以色列——自然没有好感。但随着两伊战争（1980年-1988年）的爆发，伊朗新政权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也开始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首先，虽然埃及已经与以色列议和，但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势头并没有减弱。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是地区军事强国，并且拥有雄心勃勃的核计划。而这样的伊拉克显然对于以色列和伊朗而言都是很大的威胁。在两伊战争进程中，1981年以色列悍然发起“巴比伦行动”轰炸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巴比伦计划”之后， 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圆形穹顶彻底坍塌，中心大楼被夷为平地，工厂厂房成为一片废墟 图自BBC

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但仍然是地区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因此，从伊斯兰革命伊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伊朗和以色列仍时有合作。两国虽然失去了同为美国盟友这层关系，但共同敌人还存在，而这就是萨达姆这位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统治的伊拉克。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宗教因素开始更加明显地与地缘政治因素相结合。在革命后，伊朗新政权曾经试图团结中东其他地区的什叶派一起推进赶走外来势力的事业。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造成了六十万什叶派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在伊朗的支持下，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成立，这也标志着阿拉伯什叶派也开始将伊朗视为后盾。作为什叶派大国，伊朗影响力超越了波斯民族。共同的宗教背景和反西方价值观跨越了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族群的什叶派群体。宗教因素似乎代替了民族主义，成为了中东族群挑战外来势力的新旗帜。

四、新世纪——伊以宿敌关系的产生

不管是伊朗宗教势力和社会整体的反西方传统这一整体背景，还是什叶派真主党大本营和以色列接壤这一具体事实，都预示着摆脱美国附庸地位的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终究会爆发。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陷入乱局，成为实际上的政治真空。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虽然约旦和埃及这个曾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军者已与自己议和，但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还没有完全消失。和盟友美国一样，似乎以色列在对外关系上也热衷于寻找新的敌人。

1979年，签署完埃以和平协定之后，埃及总统萨达特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以及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白宫前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首先，为了最大限度削弱、瓦解现有和潜在敌人，以色列积极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并支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独立，力求中东地区的碎片化。其次，随着萨达姆政权的消失，伊朗的影响力随“什叶派之弧”很容易就能抵达以色列家门口。伊朗有一定的军工实力，能造导弹。2006年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真主党就曾用伊朗导弹击中以色列护卫舰。此外，伊朗同之前的伊拉克一样，拥有自己的核计划。而在叙利亚内战和近期了伊拉克局势中，伊朗的影响力的确非同小可。应该说，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新的重点敌人并不出人意料。

反过来，对于伊朗而言，敌对的萨达姆政权消失之后，什叶派人口占比达百分之六十的伊拉克自然也是伊朗扩大影响力的主要方向。而这也对伊朗提升牵制海湾地区逊尼派美国盟友有很大好处。总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消失，让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失去了屏障。正如我们看到的，从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开始，伊朗和以色列逐步变成了死敌。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乐于抨击以色列“锡安主义”政权，而以色列也我们开头看见的一样，是伊朗核协议最积极的反对者。

五、伊以矛盾背后的反西方背景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伊以关系的恶化源于萨达姆政权消失伊朗对自身评估的改变。他们声称，伊朗开始视自己为地区当仁不让的强国，以色列则成为伊朗扩张势力的眼中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地缘政治背后的深层历史矛盾。

伊朗新政权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与其说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传统，倒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古国对西方外部势力控制本国的极大抵触。在“反帝反封建”都尚未取得胜利的中东，反美、反以只是中东各民族试图摆脱外来势力的努力在现阶段的体现。因此，在宗教和地缘政治背后，真正已经跨越族群和教派差异的，也有中东族群力图驱逐西方及其代理人、取得真正独立自主和发展的渴望。

中东各国什叶派人口的分布，绿色程度越深，什叶派人口比重越大

这一特征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这个事实：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力挺作为阿拉伯人的黎巴嫩真主党，而什叶派的真主党和伊朗一道，成为本世纪以来巴勒斯坦这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基督徒为辅的阿拉伯民族及其解放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总之，不论是族群还是宗教，最终诉求的落脚点都是反对西方政治势力在中东地区的霸权。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伊朗和以色列两个现代国家间的矛盾，并不等于波斯和犹太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巴比伦之囚后，居鲁士大帝曾被视为古代犹大王国遗民的解放者。而至今，在德黑兰仍然存在着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团。

我们希望，未来取得真正独立自主的中东人民可以在和平的氛围下共生。希望他们能和他们在亚欧大陆东部的老邻居一样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建设美好的家园。

参考资料：

Ben-Meir, A. Israel’s Response to a Nuclear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27(2010): 61-78.

Buyniski, H. “Netanyahu backs away from Soleimani assassination, warns ministers to ‘stay out’ of purely ‘American event’.” 今日俄罗斯

https://www.rt.com/news/477604-netanyahu-distances-israel-soleimani-killing/, 2020年1月7日

Cleveland, William L., and Martin P.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6th ed. Philadelphia, PA: Westview Press, 2016, 794-825.

Kaye, D., A. Nader and P. Roshan, Kaye, Israel and Iran: a Dangerous Rivalry. Santa Monica, CA: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9-18.

Sommer, Allison K. “Top Brass vs. Netanyahu's Government: Where Israel Stands on Nixing Nuke Iran Deal.” 国土报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where-israel-s-leaders-stand-on-the-iran-nuclear-deal-1.6070237  201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