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华龙】

当我想记述自己在巴以地区的见闻和感受时，突然发觉一切已非常遥远。短短两年多，曾经鲜明的记忆已经苍白，曾经连续的故事情节也只剩下了片段，甚至需要翻看电脑中的相册来唤醒记忆。

而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尚未过去，国际人员流动减缓，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似乎比前几年明显了许多。之前熟悉的街道、建筑和当地人，变得再度陌生和疏远起来。

从2010年开始，我曾先后三次在巴以地区居住。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分别是2010年至2011年的4个月，2012年的2个月和2017年到2018年的9个月，总共刚刚超过一年。和那边的留学生、工人乃至定居的少数中国人相比，我的经历算不上丰富。

除此之外，我与“田野调查”的距离也比较大。我的专业原本是希伯来语，后到美国读硕士、博士期间转到古代叙利亚—巴勒斯坦、《希伯来圣经》、古代西亚北非等领域。

我既不是现代以色列领域的专家，又不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这三次赴巴以地区生活过程中都并未有意识地设计问题、调查并采访，也未曾有意识地去把握自己和他者的距离，以做出符合学科规范的观察和研究。

因此，我在此只能提供一个“非专业”的过客视角，以供读者批评。

法国山——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

我第一次和第三次在巴以地区的学习都在希伯来大学，居住地的地理范围属东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宿舍所在的法国山社区，是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在新占领土上建设的定居点，主要为给北美犹太人移民提供落脚点。

2017-2018年之间，我居住的老旧宿舍楼就是建给加拿大移民的。虽然是犹太定居点，但由于地处巴勒斯坦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所以此处也有一些阿拉伯家庭。

其中有些家族来自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他们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离开被以方占领的家园，逃到当时由约旦管理的法国山地区，而二十年后这一地区也被以色列占领。随着犹太移民的迁入，巴勒斯坦家庭逐渐变成了少数。

 希伯来大学学生村宿舍，位于法国山。图片来源：作者家属拍摄

应该说，至少在法国山地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并不算紧张。在法国山上有一所犹太中学，大门从不关闭。我当时经常带小孩到里面踢球，而去里面玩耍的也有不少巴勒斯坦孩子。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位身体残疾的巴勒斯坦孩子，只能用手撑着身体在地上爬行并用手击球，但他的玩伴仍会很开心地跟他一起玩耍。

法国山犹太中学操场。图自作者

当然，偶尔也有犹太家长带孩子来踢球，只不过从没见到他们和巴勒斯坦小孩同场竞技。其实，我当时所居住的大学宿舍（Aadlson）内部就与几户巴勒斯坦家庭相连，而这也给巴勒斯坦孩子提供了到宿舍区嬉戏打闹的机会。此外，法国山上有一家法拉费（Falafel）店。所谓“法拉费”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种小吃，即用磨碎的鹰嘴豆混合其他作料油炸而成的“素丸子”。

小吃法拉费。图自作者

一般与蔬菜、薯条和炸茄子一起夹在饼里食用。法国山上这家店水平极高，被誉为耶路撒冷最好吃的一家法拉费店。记得有次，一个开车远道而来的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对店主啧啧称赞：“我的朋友们都说一定要来尝尝。大家都说你家的法拉费是耶路撒冷一绝！”而店主也腼腆地用希伯来语对犹太顾客表示感谢。

黎凡特小吃烤饼夹法拉费。图自作者

不过，除开个体因素，这种融洽背后或许只是双方对隔阂的暂时搁置。不知是宗教饮食法的区别还是其他原因，在耶路撒冷并不能经常见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光顾彼此的店铺。

我在巴勒斯坦的村子里买了9个月的菜，却只有一次见到犹太顾客。在宿舍不远处的犹太超市里也只是偶尔才能见到巴勒斯坦人。当然，在一日三餐之外的银行、邮局和政府机关方面，巴勒斯坦人则是无法避开以色列机构的。

这种经济和消费行为上的隔阂其实比双方的文化隔阂更有趣。说起文化隔阂，主要是指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乐于关注自己语言的媒体，并因而对于很多话题（包括对华看法）都分别秉持自己的价值观。

以色列人对中国的看法更接近受BBC、CNN影响的西方人，而巴勒斯坦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我们的看法则更接近一些。当然，关注不同媒体和文化圈这一点在双语地区并不罕见。而在经济上，除了彼此大多光顾自己族群的店面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比邻而居的犹太和巴勒斯坦社区也很可能有两套不同的物价体系。

当2010年希伯来大学内的法拉费卖到13谢克尔（约人民币25元）时，法国山上的巴勒斯坦人店却只卖10谢克尔。直到2018年，耶路撒冷老城附近比较简陋的巴勒斯坦摊位还有仅卖7谢克尔的饼夹法拉费。此外，似乎巴勒斯坦人在服务业方面的劳力——不管是餐馆还是理发店乃至租车行——总是没有犹太人的劳力值钱，即便两家店相距并不算远。

回到法国山，巴勒斯坦最负盛名的那家法拉费店旁边的一家店的招牌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此处并不平静的过往。那家店名叫Liftawi——表示店主的家族来自耶路撒冷郊外的Lifta村，而这个村子的居民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战火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一些家庭迁居到法国山至今。

而法国山周边的街道名称也充满了“征服者”的气息，如莱希街（Lehi St.）和不远处Ramat Eshkol社区的“六日战争街”（Sheshet Hayamim）。

莱希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准军事组织，以暴力恐怖活动和暗杀行为著称，曾刺杀联合国巴勒斯坦事务调停官福克·伯纳多特。而六日战争则是1967年让以色列一举夺下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一场胜仗。因此，稍加留心，就能发现这里到处可见的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痕迹。

美丽的泡泡——希伯来大学本科交换生活

尽管法国山社区内仍然存在不少阿拉伯元素，但只要愿意，我完全可以做到宿舍和图书馆两点一线，完全不和阿拉伯人打交道。在2010年10月读大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交换就几乎是这种状态。

希伯来大学校园和宿舍生活区的设计很巧妙。我曾经住过的希伯来大学学生村宿舍就在Aadlson的隔壁。从大宿舍门出去则矗立着几座犹太居民楼，再往前走还有一家犹太会堂和另一片犹太居民楼。而我每日上课，则需从后门出去，经过一战时留下的英军公墓再一路上坡，路过以色列人的Hadassah医院和大学的若干办公楼后，很快便可走到瞭望山上的大学校门了。

希伯来大学瞭望山校区与宿舍区之间的一战英军公墓。图自作者

校区依山而建，整体呈长条状。进校门后，左手边是学校设计的一座狭长的植物园，刚好将山谷中那个拥挤的巴勒斯坦村落彻底挡上（在下文中我们还会谈谈这个村子）。在校园中一路向前，很快就会到达学校主楼。在校园Forum地下有一个公交枢纽，由此处乘公交可驶往耶路撒冷市的公共机构（如政府、博物馆）及西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

在这种或有心或无意的安排下，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完全可能这里读上好几年书都将自己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元素隔绝开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在大四交换的那个学期对东耶路撒冷几乎没有概念。与许多人一样，由于没有每日接触的机会，我那时对阿拉伯社区也有一种淡淡的抵触和恐惧。

学校对我这种短期学生很是“照顾”。一方面，他们会组织一些浏览活动，带大家去参观以色列的各种锡安主义“教育基地”，如死海马萨达遗址，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还热心地告诉我们：东耶路撒冷要少去，阿拉伯村子不要去。

至于约旦河西岸，如果想去伯利恒这个传说中耶稣的出生地，则可以结队前往，至于西岸其他地方，不论是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马拉，还是文化名城希伯伦，都尽量不要去。总之，学校要我们离阿拉伯村子远一点。

从希伯来大学教学楼眺望伊萨维亚村。图自作者

那时我学业繁忙，同时还在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项目，所以基本上没有去过他们不建议去的地方，而逛耶路撒冷则是课程安排的一部分。后来我慢慢不太“安分”，在2011年初快离开时去了伯利恒、希伯伦，但这是后话了。

在学校附近我却是未敢越雷池半步，谨遵教诲，从未进入学校边上的阿拉伯村子。大多数时候我都呆在宿舍和学校，下课后就去国际部或本部图书馆。整个校园洋溢着西方的气息——是的，这也是很多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来源。他们常常把“我们西方”这两个词挂在嘴边。后来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欧洲一年，加在一起听到的“我们西方”也不如在以色列时听到的多。

在我看来，以色列的西方气息是认真的。我们且不去提现代锡安主义与欧洲和西方思想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色列的“西方”认同单是通过一些表面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比如，以色列早就不再参加亚洲杯和亚运会，连类似“好声音”的节目也早已脱亚入欧。而在西方气质十足的希伯来大学校园里，如果你慢慢从图书馆踱出来，在开放式的Cafe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们聊聊天、谈谈历史和哲学——这和在纽约、柏林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时候，谁又会想起巴勒斯坦人？至少十年前我很少想起。每天和一群美国人、韩国人一起上古希腊语、阿卡德语、亚兰语和耶路撒冷考古等课程，那时候，对于我来说，阿拉伯人似乎只是学校里默默无闻的几个清洁工，卖法拉费的小贩，大街上看上去有点流里流气的年轻人，乃至老城里偶尔伸着手找游客要钱的小孩子。

我未曾思考过他们有怎样的人生，没有好奇过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某种举动。当然，去北部或约旦河西岸时，就完全不可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但很大程度上，在东耶路撒冷，特别是阿拉伯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他们只是希大留学生西方式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板而已。

 希伯来大学植物园及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图片来源：wikimedia.org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好像生活在一个美丽且与世隔绝的泡泡里，百米之外就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这个比喻并非我的发明，2015年，当那个巴勒斯坦村落因与以方的冲突被军警围困时，参与村民抗议的一位希伯来大学知名左翼犹太人教授说过同样的话：“当我们日复一日在希伯来大学的教室和咖啡厅里谈天说地时，这个村子里刚刚有老人因为军警围困而无法被及时送到咫尺之遥的Hadassah医院里，最终死在了车上。”

生活在东耶路撒冷

不过，当我2017年再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要与阿拉伯人多打交道了。首先，我这次到耶路撒冷来，不仅是以希伯来大学访问博士生的身份，而且还在某考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这家考古所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著名商业街萨拉丁大街上，是美国人建立并运营的。所内从装潢到人事安排都散发着殖民主义气息，里面的财务人员、厨师等都是巴勒斯坦人。而我哪怕每周只去两、三次，也少不了和他们交往。此外，萨拉丁大街附近就是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区，店铺林立，是买菜购物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这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一家四口。我们阴差阳错地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耶路撒冷东北部舒阿法特（Shu’afat）社区的巴勒斯坦幼儿园。这样一来，我们的“东耶归属感”就更强了。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商业核心区萨拉丁大街。图自作者

其实，给孩子选择幼儿园这件事颇让我们费了一番心思。2017年7月，我们一家还在波士顿，而9月份就要搬到耶路撒冷了。之前我也并没有想过要把孩子送到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所以在网上找了家位于南耶路撒冷的犹太幼儿园。

这家幼儿园老板是阿根廷犹太人移民，似乎对让人提前交学费这件事有着某种的执念：她无论如何要让我们在还没到以色列的时候就提前两个月交学费。但我那时没有以色列的账户，而从美国或中国账户打钱过去的话，手续费是极高的。

当时，我已经交了两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作为定金，总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但她还执意让我续交一个月。无论我怎么恳求她，她就是不答应我到以色列之后再继续交学费的请求。之后她开始写邮件威胁我，号称要找议员朋友吊销我的签证（但那个“议员朋友”的邮箱早已作废），让我作为外国人小心点儿云云，出言不逊。

于是，我最终只得放弃这家幼儿园。因为，就算吵架吵赢了，我也不敢把孩子送到她那里。我不认为她是坏人，但在误会之下，她会如何对待我的孩子呢？至于那一万块钱，我只能自认倒霉。在那之前我已在以色列居住过两次，虽然已经知道当地服务业水平一般，但这样直接抢的情况，却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学阿语的北大学弟给我介绍了一家巴勒斯坦人的幼儿园。我写邮件过去，对方回复很简单，只是让我把两个孩子的护照首页复印件发过去。我看着带有错别字的回复，想起在巴以地区华人圈里广为流传的“阿拉伯人办事没谱”的传言，心里也没抱太大期望。

接下来几周我们都没联系。由于没交定金、占位费，我曾以为对方早已把这件事抛到脑后。9月初，我们从美国飞到巴以。在租车、买SIM卡后，我就开始联系巴勒斯坦幼儿园园长。对方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下午过来就行”。当我走进这栋看起来和巴勒斯坦民房差不多的幼儿园里时，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看到三十出头的园长拿出早就打印好的护照首页跟我说：“孩子的档案我已经建好了。”

这让我很惊讶。与其说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很靠谱”而惊讶（这样想也是带有成见的脸谱化看法了），倒不如说我惊讶于他对我的信任。我刚刚在以色列幼儿园那边亏了一万块学费，而这边连定金都没收，居然给小孩留了位置？

我两个小孩就读的巴勒斯坦幼儿园。图自作者

刚坐下，园长就热情地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到巴勒斯坦来吗？”

“巴勒斯坦？”我一时语塞。是啊，对于他而言，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巴勒斯坦，特别是东耶路撒冷。我小心翼翼地说：“第三次。”我推想他不会对我学过希伯来语很感兴趣，于是就没有提这件事。但很快他又打消了我的疑虑，他说自己在以色列开放大学学过法律，因为“想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之后我还和他聊了两句政治，感觉他是个有知识储备且关心这些议题的耶路撒冷市民。他还告诉我自己住在西尔万村（Silwan），这是老城外一个很大的巴勒斯坦村子。近些年以色列政府在那里修建了“大卫城遗址”，成为了著名景点，村里也有不少从欧美过去的犹太定居者。

大卫城所在的Silwan村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村落。图自作者

当然，从简单交流中我很难看出他对以色列的看法。他去以色列上过学，但另一方面，他说自己不愿从事法律工作，“用以色列的法律去压迫同胞”。但他收的是谢克尔，给我的信用卡小票也写满了希伯来语。

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无论如何也很难在生活中摆脱以色列的痕迹。在后来的东耶生活中，虽然偶尔有巴勒斯坦人跟我说“不喜欢外国人跟他们讲希伯来语”，但也有少数英语不好的巴勒斯坦人只能用希伯来语和我交流。

在萨拉丁大街上，尽管从建筑的样式和颜色到贩卖的商品，看起来都和约旦河西岸乃至约旦的城镇无异，但街道尽头以色列警察局上高悬的大卫星旗、路边的持枪军警和犹太节日时的庆祝标语，还是让人能轻易地感受到空气中的一丝不适和紧张。接下来9个月的生活，除了写博士论文、听讲座、去图书馆之外，我就是日复一日去巴勒斯坦幼儿园接孩子，隔几日到老城附近的巴勒斯坦区买菜。

在幼儿园，几个老师都是女性，其中有三位包头巾、一位不包头巾。久而久之，当我去接小孩时，他们就会跟屋里面喊一句：“Abu Zhaoxi来了！”Zhaoxi是我儿子的名字，Abu是“父亲”的意思。有些阿拉伯人的名号是Abu加长子的名字。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从没以“中国人”、“中国孩子”来指代我和我的儿女，倒是很快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代号，仿佛我和他们本地人也没什么两样一般。

在这9个月生活中，我感到东耶路撒冷当地人其实很像我小时候的邻居们。我小时候生活在天津城乡结合部国企宿舍。有段时间我跟着姥爷姥姥，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我交给邻居。邻里间吵架拌嘴难以避免，也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高素质”和“守规矩”，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热络，也守着传统社会内部大家都懂的“规矩”。

 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军警在老城大马士革门前设立栏杆以阻拦巴勒斯坦群众聚集抗议。图自作者

在东耶路撒冷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时候比较脏乱差，车辆也会乱停，甚至大吵大闹。但人与人之间似乎多了份理解。

有次去Wadi al-Joz村买菜，少带了现金，再加上他们没有信用卡和手机支付，一时间很是尴尬。因为差的不是三毛两毛，而是整整60谢克尔（人民币120元）。我非常为难地开口告诉摊主大爷实情时，生怕他要骂人。结果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下次再给我吧。”生意太忙，他没空跟我说太多。可是他怎么知道还有下次？我是个外国人，难道我不会三天后回国吗？外国游客不会自己买菜？恐怕这位老人家还不知道“民宿”这样东西。

当两三周后我又去那家店买菜时，他们已经对这件事毫无印象了。我对他们说：“我欠你们sixty谢克尔。”而这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巴勒斯坦人有个特点，英语的sixteen和sixty几乎无法分辨，因为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然后他点点头，以为我只欠他16谢克尔，然后据此把零钱找给了我。我说：“您错了，是sixty，sitin（阿语），shishim（希语）！”他才恍然大悟：“啊！Shishim！好的。”然后，他对我笑了笑，把这次买的菜递到我手上。

就是在这种点滴交往中，我慢慢把自己当成了东耶社区的一份子。在国外居住的八年中，东耶是我住得最短但最认真的一个地方。

我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便宜菜，我知道哪家的shawarma好吃，我帮想去中国进货的巴勒斯坦店主大叔定过机票，去老城和巴勒斯坦小伙子一起排队理过发，也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引起轩然大波后到大马士革门附近观察当地人的态度。

我还曾采访过幼儿园园长，了解了普通东耶路撒冷市民眼中的巴以问题及其前景。我发现，其实像他这样关心政治和时事的巴勒斯坦人，对局势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比如，当时他们就明白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并不十分在意巴勒斯坦的利益，相反他们会很快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已回国工作，每每想起那些日子，还是深深地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去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图书馆徜徉或在媒体上发声都不如在当地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来得有意义。总之，虽然老城里的小商小贩可能会坑游客，但在景点外却是踏踏实实的街坊感。慢慢地，不管是理发还是租车，所有事务我几乎都在东耶办理。

因为同样的服务，这里比西耶路撒冷要便宜、灵活，态度也要好一些。于是，我很快又想起了希伯来大学边上那个神秘的巴勒斯坦村子——那个“千万不要去”的村子。那里会是什么样呢？ 

不是边界的边界——大学附近的伊萨维亚村

上文说到，2010年第一次到希伯来大学时我曾被学校工作人员教育“永远不要到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出国，没经验，所以很小心也很听话。

那个村子位于希伯来大学东部的山谷中，但进入校门后的长条状植物园刚好把它挡得严严实实。不过从教室窗户向外眺望时，还是很难避开那一片拥挤、杂乱而单调的土黄色楼房。

那里几乎没有像样的绿化。而如果不仔细看，大多数人都会错过更远处的景象——蜿蜒曲折的水泥高墙，将墙两边一样的黄色土丘和黄色楼房隔成了两个世界。没错，那就是著名的巴以隔离墙。

 伊萨维亚村远处的巴以隔离墙。图自作者

2010年时我并没有关心这些细节。记得刚去时，我对着教室窗外，满眼都是让人感到绝望的土黄色。我心想：“那里是不是快到‘边界’了？再远处，就是古代亚扪人或摩押人的地盘了吧？”（亚扪和摩押这两个王国位于今天约旦）记得当时还照了张照片发到网上，注释就是类似的话。

是的，虽然那时候地图早就记在心里了，可是在现实中我居然觉得耶路撒冷向远处眺望就已经是约旦了！和许多到这里来的外国留学生一样，不知为何，在我们眼中“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似乎是不存在的。

2017年时我才明白，误将这个村子的所在地当作“边界”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位来自国内的老教授说自己曾问守在学校大门口和村子入口处的以色列士兵：“那里就是边界吧？”对方并没有否认。他说：“看看以色列人多辛苦！一流学府就建在边界上，还需要士兵驻守！”

从希伯来大学校门处眺望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一种边界感油然而生。图自作者

当然了，我在2010年很快就明白了，那里根本不是什么边界地区，而只是学校毗邻的一个阿拉伯村子而已。但由于学校国际部工作人员的教导已经铭记在心，我一直没想过进村看看，甚至也没关心过村名是什么。

2012年，我已经在美国读研。暑期，随学校到亚实基伦参加考古发掘。其间，学校又组织了耶路撒冷一日游，导游是哈佛近东系考古学的学长。我们一行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散步时，他突然对大家说：“对了，希伯来大学附近有个阿拉伯村子——那里你们千万不要进去。里面的人可能有枪，据说他们手里还有毒品。”可以持枪，可能还有毒品？“那你们美国不也是这样……”我心里开着玩笑，但并没有说出来。人家毕竟是好意，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到了2017年，我发现去希伯来大学国际部读书的一些中国同学也得到过类似劝诫。有趣的是，那年十月，有个国内自媒体大V团访问巴以，据随队媒体人士说，他们的以方导游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这次把对象放大到整个东耶路撒冷：“你们不要去东耶路撒冷，那里治安差，人很野蛮。”

而那时，因为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东耶的幼儿园，经常去东耶村子买菜，所以再听到这种话就感到愈发诧异了。这也激发了我要看看“野蛮”村子的兴趣。当然，在去之前，我也特意询问了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过阿语的中国留学生，毕竟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了解往往比我们多。几位去过这个村子的同学都告诉我里面一切如常，让我不必担心。

于是，有一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我们就开车顺着加油站边上的小路进入村子。这个村子名叫Isawiya，据说这个名字可能与“耶稣”（阿拉伯语ʿĪsā）有关。不过，现在村内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村中耸立着一座宣礼塔。周边的民房一般是几层小楼，有些看起来很新，而也有些则明显是后来加盖的，因而看上去有些杂乱。村中基本上都是柏油路，但十分狭窄，有的地方错车很困难。在村里，我们自然并没有看到什么危险的人物。由于天气炎热，一路上并没有看到几个人，大概村民要么外出工作，要么在家休息。

与老城外、橄榄山以及幼儿园所在的社区不同，这个村子从地势上看似乎更封闭。除了那条公路之外，想进村可能只能走大学门口的土路了。村内并不热闹，没什么商业设施。有一家肉铺，名字也不出奇，就叫“Isawiya肉铺”，铺面招牌上的小羊面带和蔼的微笑。此外，村里还有一家卖阿拉伯三明治的小餐馆，但没有卖法拉费的店。

路边的孩子告诉我，想吃法拉费得去法国山——也就是我熟悉的那两家。这种萧瑟和封闭的确给人一种身处边界之外另一个社会的错觉。

村中涂鸦：巴勒斯坦国旗及口号。图自作者

真正引人注目的，除了村民在拥挤环境中还开辟出一小块养马场一事令人称奇之外，就是街道上悬挂着和墙上涂画着的标语和涂鸦了。这些在其他东耶巴勒斯坦村落中并不常见，标语和涂鸦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国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先驱画像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面我们并未见到什么伊斯兰宗教元素。

村中悬挂的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前领导人头像。图自作者

比如，有一张画像的主角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前领导人瓦蒂耶·哈达德（Wadie Hadad）。他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东正教家庭，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成为难民并流亡至黎巴嫩。

他是个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背景的政治活动家，并强调巴勒斯坦需要武装抵抗以色列的占领。1978年，哈达德在民主德国因白血病去世，但也有人声称他是被摩萨德所毒杀。

除此之外，村内还能看到其他带有社会主义和武力抵抗元素的内容，比如巴勒斯坦人十分喜爱的切·格瓦拉。

村中悬挂的格瓦拉头像。图自作者

在一户家庭的院子里，我还瞥见了高悬的巴勒斯坦国旗。如果只看这些标语和涂鸦，这里似乎和我后来去的位于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营有点类似，只不过此处涂鸦的形式和内容没有难民营里那么丰富而已。

而这种与一墙之隔的希伯来大学全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氛围，自然也让这里更像是边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了。我们后来又去了几次Isawiya，有时去买肉，有时去散步，我发现他们对中国人还是和其他东耶居民一样比较友好。

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村子似乎比较桀骜不驯。或许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他们和以色列军警经常发生冲突，有时还会和上文提到的一样被军警围困，甚至造成村民伤亡。当然，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当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建设法国山定居点的时候，似乎从这个村子罚没了大概540亩土地，难怪村子的两个入口每天晚上都有闪着警灯的警车驻守。

从村中向外走，村口闪烁的是以色列警车的警灯。图自作者

有天晚上，我带着当时不到三岁的儿子去村口遛弯，而那时他已经习惯了那里闪烁的警灯。此时，一位巴勒斯坦妇女也正带着儿子从村外回来，六七岁的小男孩很是淘气，偏要走马路另一侧，于是正好遇到了正往村外走的我们。

他好奇地打量着我儿子，问他几岁了，他妈妈在哪儿。这几句其实是他的话里为数不多我能听懂的。这时候，正在马路对面的妈妈以为他在“骚扰”我们，于是很大声地骂了他一句。他随即朝我们做了个鬼脸，向村内跑去。这就是“危险”的阿拉伯村落？显然，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而言谈不上危险。倒不如说，这里是比大学校园更真实的东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某些工作人员千方百计要“保护”的，与其说是外国学生的人身安全，倒不如说是大家的思想认识和自身形象吧。他们希望我们呆在那个文明、和谐且充满学术氛围的泡泡里，不要去刺破它。因为泡泡外面的世界真实而粗糙，有着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言语，不一样的立场和对未来不一样的期许。

写在最后

那个学年在耶路撒冷，我不仅推进着博士论文的写作工作，而且还真正地浸入了当地的生活。由于带着两个孩子，与大四时作为本科生到此生活有很大差异，少了些游客心态，整体上更加接地气了。

9个月里，还有很多其他人和瞬间也深深留在脑海中，比如，带着我们参观所谓“大卫城”遗址及周边犹太定居点的左翼犹太考古学家；在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后，在大马士革门口拦下我激动地告诉我“这里是巴勒斯坦”的大叔；老城里握着我的手说“美国不好，中国才是我们的朋友”的老爷爷。

在东耶路撒冷之外，我也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带着孩子走访了西岸的城镇、村庄乃至难民营；还记得我们在拉马拉，当地警察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推开车门下来就一把抱起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激动。

上述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回忆不可谓不珍贵。不过，我也深知，作为“田野”观察，我的经历是不合格的。除了开头所说的专业性不够之外，在东耶的这9个月我的看法是不完全客观中立的。

作为从小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作为看惯了自己祖国在西方受误解的留学生，我们在情感上的确更容易与处于弱势的东耶巴勒斯坦群众产生共鸣。因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观察者。

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种景象，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希望我的经历一方面可以启发大家去了解一个群体以及一个地区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又不会束缚读者们自己的思路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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