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行行长佐利克召集的记者会上，杜建国现场散发传单，抗议世行报告是“毒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部分内容，自媒体报道之日起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报告发布会上遭遇杜建国“砸场”，更为此增添了几分戏剧性。

这份报告英文全文篇幅长达400余页，外界炒作最热、反响最强的是第三章“为市场经济构建坚实基础的结构改革”。特别是“私营部门发展与国企改革”一节。粗粗阅读了这一节和土地两部分内容之后，我个人认为，对这份报告的炒作很多属于过度解读，因为这两部分内容主张尽管我并不都赞成，但也谈不上如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是一心一意颠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更因为这是研究机构的看法建议，而非决策部门的决策。

“改革”是个中性词

尽管如此，这场风波仍然暴露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和舆论环境的某些变化。铺天盖地的“闪电式改革”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广泛而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这份报告又被众多媒体宣传为是对“闪电式改革”摇旗呐喊的，甚至被说成是改革路线图。给对此感到不安的人一概扣上“反对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帽子，并将这两顶帽子视为罪名是不合适的，因为“反对改革”云云并不是什么法定犯罪行为，更因为中国社会不承认社会存在广泛问题、需要改变的人很少，关键是怎么改？是在“改革”旗号下将改革开放以来大大恶化的某些问题变本加厉使之不可逆转，还是消除新出现的问题？

毕竟，“改革”二字只是个中性词，改变现状就是改革；娃娃感冒了，将他治好，病人变健康人，是改变现状，是改革；把他脑袋砍掉，活人变死人，也是改变现状，也是改革；那么，大鸣大放的“改革”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把颠覆国家基本制度当作改革目标，把国家四分五裂、经济损失超过二战、社会建设倒退数十年当作改革成功，把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并且在很多方面表现远远劣于我们的国家捧作完美楷模，要我们全盘效仿，把全盘抹黑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当作惯用手段，对这样的改革，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强烈反对。这些年来的舆论偏颇已经相当严重，有必要矫正，让社会呼声获得传递的渠道，让社会不满获得排放的出口。

单纯商业问题被复杂化了

同时，这份报告本身在立论和分析上有值得商榷之处。提出的问题真实存在，不等于对问题程度的判断准确，不等于提出的解决方案正确可行，不等于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会引起更大的问题。以我阅读的“私营部门发展与国企改革”和“土地”两部分内容为例。

国有经济问题涉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只要不是一心一意抱着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目的，研究探讨就不妨百花齐放，付诸实践则不能不慎重行事。某些问题和现象确实存在，但造成现象的原因有待商榷。

国企获得的资金份额确实比较大，但将其列为国企效率低下的证据，却未必成立。因为经过广泛而痛苦的国有经济重组，国有经济基本上都集中到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最优负债率本来就低于几乎全部为民营企业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商业银行天然更倾向于给资信等级更高、实力更强、抵押资产更充足的企业放款。近年社会上流行把这样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说成是什么“所有制歧视”的政治问题，那就是人为把问题复杂化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一点不能动摇，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则需要不断因时而进。在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变迁的世界上，国有资本要保持相当的流动性，这样才能确保其产业结构不断保持在最优状态，最终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但国有资本保持流动性又不能成为心怀叵测者侵吞国民资产的契机。

国有企业如何更好地为国民、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但盲目顺应一些非理性主张压力，过多地剥夺国企经营各方面自主权，使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方才造就的国企活力被扑灭，那就完全破坏了我们这么多年国企改革的成果。

批评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有失偏颇

在土地问题上，近年来某些势力竭力推销的土地私有化主张蕴藏着何等风险，这里无需赘述。在这篇报告中，我也不赞成其中对征地中的两难问题考虑不足，片面强调了被征地农民“权益”问题。事实上，发展非农产业中的征地两难问题是一个后发发展中国家潜在社会震荡最大的问题，也是扼杀国家发展希望风险最高的问题。

工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非农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以适宜成本占用一定农用土地；而在非农产业欠发达的国家里，土地又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假如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前景，抵制占用农地、寻求尽可能高的补偿就是农民群众出于个体理性的必然选择，整个国家发展的工业化需求和农民的利益就这样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僵局。

在近代工业革命的现行国家，出现了“羊吃人”之类的现象，但它们可以凭借武力优势对外侵略扩张和移民来转嫁上述矛盾，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可能如同当年西方国家原始积累阶段那样，通过对外侵略扩张移民来转嫁上述矛盾。要打破这一僵局，为工业化起飞开辟道路，出路在于依托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政府协调社会矛盾，向农民提供足够的补偿，包括货币补偿，非货币补偿（如非农部门就业机会或土地交换），或令他们信服的补偿前景。

对于资本稀缺问题突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太高的货币补偿必然因成本加大而损害非农产业项目盈利前景，因此只能给予适宜水平的货币补偿，或是提供适宜的非货币补偿，如非农部门就业、土地交换、令被征地农民信服的补偿前景，等等。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交换土地不太现实，因此非农部门就业和令被征地农民信服的补偿前景更为重要。

之所以需要格外强调这一点，是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需要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如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以免过多农地被占用而贻祸于子孙。但在市场体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是有效率，越是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被征用一方就越有条件索取高额补偿，这种高额补偿要求有时会高到极其不合理的地步。认识到这一点，不难理解，这篇报告中批评现行征地制度补偿标准不以市价为基础，至少是片面的。

中国与世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应该说，杜建国到场抗议，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感情，其声明中也不乏事实，但其思路存在一些偏颇；现场抗议虽不违法，却有些极端。

世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不少不公平的缺陷，其推销的一些理念也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破坏，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一书中对此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但他们的研究报告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客观现实，我们要让国际上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是需要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

世行等机构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等僵死的教条确实已经在很多国家发挥出了毁灭性作用，其研究人员由于出身和教育等经历所限，也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现实认识不清。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有心求真求实的，通过不断的交流、切磋，仍然有可能相互提高。

如果说一个彻头彻尾的弱势国家没有能力走这条路，那么，时至今日，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行份额日趋提高的股东，作为一个吸引了越来越多艳羡目光和学习者的国家，我们已经有能力这么做了。

杜建国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但恐怕还是对我国的力量认识不足。我们曾经是多年名列世行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众多世行项目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也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我们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某些参与，即使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也往往是在国际基金组织和世行框架下参与对我们更有利。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与世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不能看成是截然分开的对立关系。

而且，无论如何，佐利克来到中国，就是我们的客人，且不考虑他算是比较愿意接受承认中国崛起的人物，还是一个反华分子，只要是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访华，我们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礼仪待遇。

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国外曾经不止一次遭遇敌意抗议示威，杜建国此举也没有违法，客观上还有助于让世人知晓某些被人为压制却代表了一部分人意见的声音。但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向西方国家的不良现象看齐，而是力争为世界树立礼仪之邦的榜样楷模。而为了避免类似事情重演，也希望我们的舆论能更加全面、平衡地解读类似事件。

本文选自《社会观察》2012年第04期 作者系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