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网络谣言应同时防范、打击浑水摸鱼，为什么？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好事都会有人企图浑水摸鱼，如果对此没有足够防范，初衷良好的事情完全有可能被心术不正之徒推向邪路，其结果要么是好事变成坏事，要么是为反对办好事的势力提供话柄，导致好事夭折，打击网络谣言也不例外。

纵览中国历史，这样的“好事变坏事”可谓多矣！旨在富国强兵、荡涤国家萎靡不振习气的王安石变法，包含了许多堪称后世宏观调控先声的内容，但众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就是变法遭到广泛反对、最终被司马光全盘废除的重要原因。

而司马光全盘废除王安石新法，连其军事成就也企图全部废弃，此举为其后人埋下了国破家亡的祸根：靖康之耻，围城金人点名索要司马光等名臣全家，被金人掳掠北返的宋朝宗室、名臣、士大夫及其家属备受蹂躏、侮辱、折磨。有学者估计，北宋一亿人口死亡一半以上……

那么，打击网络谣言会不会重蹈覆辙？假如掉以轻心，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某些心术不正之徒、心胸狭窄之辈会企图挟嫌打击报复，给与自己有过节或这样那样争端的人扣上“造谣”的帽子；也因为人都是复杂的，某些制造了网络谣言甚或以此敲诈勒索的人也揭穿过骗子骗局，打击过腐败分子，当他因其造谣、敲诈勒索之类罪行而被绳之以法时，那些以前被他揭穿的骗子，被他打击过的腐败分子，很可能就会跳出来扮演“受害者”角色，企图为自己的骗局和罪行洗白。

如果说此前几天我对此仅仅是认为有理论上的可能，那么，今天，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被传受警方控制后，曾经以所谓“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区主席”头衔示人的欧阳坤急不可耐通过微博，并向纸媒发布消息，声称自己以“受害人”身份去公安局作证，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我不曾见过“花总丢了金箍棒”本人，也不曾与他联系交流过，不了解他别的行为，所以不排除他可能犯有造谣、敲诈勒索之类罪行；但仅就他与欧阳坤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言，即使他对欧阳坤的揭露有些夸大之处，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欧阳坤以所谓“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区主席”头衔发布的那些奢侈品消费报告、数据完全属于捏造虚构，极端荒谬，完全背离基本的经济逻辑和经济常识。他不仅误导了公众，由于这些荒谬的捏造数据曾经为许多媒体广泛传播，并被一些“两会”代表委员引用作为论据，要求政府调整相关税率与进出口贸易政策，他的捏造、欺诈行为有误导政府经济决策之虞。

2011年8月，我应欧阳坤邀请参加他举办的某个论坛活动时就发现，他在那次会上发布的奢侈品消费数据荒诞不经，并在会场上就当场指出，会后又写成一篇文章《防止荒诞的消费数据扭曲奢侈品进口税制》公开发表。

当时，欧阳坤的所谓“世界奢侈品协会”（World Luxury Association）发布2011年度报告，声称中国内地2010年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同时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近500亿美元，比国内市场消费额高近4倍之多，并据此判断是国内外价差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溢。此说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引用。

在《防止》一文中，我依据国家正式的国际收支和旅游统计数据剖析了他这些说法的荒谬之处，指出：如果他的说法成立，那么，2010年中国大陆5738.6万人次出境者在境外的住房、食物、饮料、娱乐、交通、学费、食宿费、住院费、医疗费、挂号费等项目支出，外加在北美、日本、香港特区等非欧洲地区购买的奢侈品消费合计只有48.80亿美元，平均每人次85.04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575.67元，但这样一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欧阳坤发布的那些数据肯定是夸张了很多倍。

当然，这篇文章招来了他的激烈反应，但我坚持了我的意见。在那之后，我没有主动关注过此人的行动，今年春节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摄制节目，我才知道欧阳坤又发布了新的春节期间境外奢侈品消费报告，我看了那份报告，应该说，与被我那篇文章揭穿的所谓2011年度报告相比，这次的报告进步了不少，但不合经济知识的捏造痕迹仍然非常明显。

讲到这里，欧阳坤的这些行为是否属于欺诈，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他借“花总丢了金箍棒”一案以“受害者”身份招摇过市，甚至给自己开脱洗白，对我们的舆论、商业和整个社会秩序会起到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可想而知。

“花总丢了金箍棒”是否犯罪，自当依法处置；但欧阳坤不要指望瞒天过海借此为自己洗白。由此推而广之，某些此前受到过挫折的经济和政治骗子，不要企图借着打击网络谣言的机会给自己的行骗洗白；司法机关要打击网络谣言和敲诈，但不要沦为给骗子保驾护航的“家丁”，也要制止别有用心者企图拉大旗作虎皮，利用自己的权威达到他们的私利目的。

我坚决支持打击网络谣言，净化舆论氛围和网络空间环境，维护正常社会和商业秩序，惟其如此，我也坚决主张同时防范、打击浑水摸鱼，让打击网络谣言正常开展。

2013.9.17

点击下一页，查看梅新育《防止荒诞的消费数据扭曲奢侈品进口税制》一文

 

 

防止荒诞的消费数据扭曲奢侈品进口税制

在全社会掀起巨大波澜的奢侈品进口关税之争中，降低奢侈品进口税支持者的主要论点是可以借此降低洋品牌奢侈品国内售价，缩小、消除其境内外零售价的显著差额，从而消除这种据说是对国内消费者的歧视，并将赴海外采购者的购买力留在国内。世界奢侈品协会（World Luxury Association）今年6月9日发布2011年度报告，声称中国内地2010年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同时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近500亿美元，比国内市场消费额高近4倍之多，并据此判断是国内外价差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溢。

这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支持上述论点的最强有力论据，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引用。毕竟，按照2010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6.7695元人民币计算，500亿美元欧洲奢侈品采购额折合3384.7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中国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998.4亿元的2.2%。若能通过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等于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2.2%，等于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18.3%）提高近1/8，对于经济决策者应当有一定吸引力。然而，只要与可信度更高的中国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对照，就不难发现世界奢侈品协会上述数据荒谬不合实际，由此推断出的应当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率结论相应也不能成立。

在《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当年旅游服务进口额为548.80亿美元。按照编制《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所依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第十二章“旅游”的定义，旅游服务主要包括旅游者（包括因公和因私）在一经济体停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从该经济体所获得的货物和服务，无论是购买的还是无偿提供其使用的，包括住房、食物、饮料、娱乐、交通（国际客运除外）、礼物、纪念品以及旅游者购买且带出旅游经济体的个人生活用品，外加在境外就医的病人和留学学生支出（可超过一年），包括学费、食宿费、住院费、医疗费、挂号费等等。当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人数合计5738.6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数5150.8万人次。

假如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报告声称的2010年中国旅游者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500亿美元的数据成立，那就意味着上述5738.6万人次出境者在境外的住房、食物、饮料、娱乐、交通、学费、食宿费、住院费、医疗费、挂号费等项目支出，外加在北美、日本、香港特区等非欧洲地区购买的奢侈品消费合计只有48.80亿美元，平均每人次85.04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575.67元。但这样一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上述在欧洲市场旅游购物消费奢侈品500亿美元的数据必定夸张了很多倍。

既然如此，为了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千分之几，且受益者仅仅是中国国民的一小部分，而要承担损害国内产业发展、减少关税收入和激化国内因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而造成的社会不满等风险，这样的政策思路显然是不合理的。鉴于在没有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的条件下我国奢侈品消费增速仍然在全世界数一数二，降税的思路就更不可取了。

国内外高收入消费者希望便利自己的消费，奢侈品生产者、经营者希望扩大自己的业务，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他们需要认清并取舍，自己是要可持续的消费享受，还是短期、不可持续的消费享受？是要一个持续扩张的市场，还是一个一度急剧爆发然后因为种种经济、社会乱局而持续萎缩的市场？至于以荒谬的数据扭曲决策，那就更不可取了。

从国家和社会的立场出发，纵览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时时能够看到，为了满足自己对进口消费品的欲望，拥有较大话语权力的高收入精英阶层绑架政府决策，不惜牺牲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长期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比较好，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继承这一传统，而不是重蹈众多失败国家之覆辙。

201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