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晖】

近来，遥远的沙特阿拉伯以一连串亮眼动作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特别是该国申办2030利雅得世博会的宣传片，凭借现代感打破了大家心中的固有印象。

视频中出现了欧、亚、非与沙特的四位小少年，沙特男孩谈到，他得选择最喜欢的地方，明天在课堂上进行专题介绍，于是三位小伙伴儿争相推荐心中的首选。欧洲女孩认为该是埃菲尔铁塔，而非洲女孩则举出乞力马扎罗山，亚洲男孩说：“当然是中国的长城，人们能够从太空看到它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人对中国越来越关注，他们对长城也越来越崇敬。阿拉伯语媒体上在介绍长城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从太空中看不到长城，那只是一则传说，但沙特的宣传片仍然采用了那一则美丽的误会，看来是宁可信其有吧。

2030利雅得世博会宣传片截图

视频里展示了对现代化的憧憬。如同中东多国的领导人一样，以国王和王储为代表的沙特精英群体对中国的成就深感折服，他们相信，中国是领头的龙，能够把亚洲各国带入“财富世纪”，一带一路倡议尤其让中东看到了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因此，沙特采取掉头东转策略，主动把本国的发展计划“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2022年1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沙特，会谈中，国王萨勒曼直言，“中方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抵达麦加的七勇士

西方媒体强力打造了阿拉伯半岛的固化形象，让我们一想到那里，脑海里立刻自动弹出沙漠和骆驼。然而，媒体提供的很多流行概念和说法实际上会造成误会。

比如，一谈阿拉伯半岛，就会提到“贝都因人”，实际上贝都因就是阿拉伯语里的“游牧的人”一词，因此，在阿语里，世界上一切游牧民族都是贝都因人，例如介绍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时，也会称他们为“贝都因人”。按照如此推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祖先也曾经是贝都因人。历史上，半岛的人民分成两种状态，一类是贝都因——游牧民，另一类则是定居的居民，所以贝都因人是与定居者同时存在的，他们的主体是阿拉伯人，但在不同时代，因为各种原因，不断有其他民族融入或者共居在一起。

好莱坞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照

中国与半岛的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伟大的郑和下西洋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章。有趣的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均为半岛及海湾（波斯湾）沿岸的富庶城邦，所以，舰队接触的都是当地的定居者，因此，在明朝人留下的记忆里，只有定居者，却没有贝都因人。

其中的神奇一节，乃是明朝与麦加统治者——谢里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西洋”所指的对象在历史上有变化，当郑和的时代，西洋是指今天的印度洋，七下西洋，实际上是从东海到红海的一次地理与人文探测，舰队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由近及远，不断积累经验，一次比一次航程更长。

郑和及其随员表现出了惊人的探险家勇气，也可能是明朝的强大给了他们无比的信心。航程中，郑和会根据形势所需派出分遣船队，叫“分䑸”。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第七次下西洋启动，浩浩荡荡的船队到达印度洋后，一支分䑸由太监洪保带领，前往古里国。古里国位于今天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当时是“西洋大国”（明人马欢《瀛涯胜览》）。早在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已然率宝船抵达古里，开读皇帝诏书，颁赐诰命与银印，正式册封该国国王，然后，在那里建了一座碑亭，刻石为碑，树于亭内，“永示万世”。此后每一趟下西洋都会途径古里，双方建立了和睦与信任的关系。

第七次下西洋时，洪保率领一支分䑸前往那里开读赐恩诏书，例行赏赐，结果得知，古里国开辟有前往麦加的直达航线，那时正准备派遣专人驾船前往麦加。洪保果断地决定，挑选“通事人”(即翻译)等七名随员独立组成一支颁赐天恩小分队，搭乘古里国的朝觐船随同前往。

非常可惜，史料似乎没有留下那七位勇士的名字，但他们不仅成功完成了使命，而且留下了珍贵的一手信息。据几度作为通事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记录，从古里国出发，靠着季风吹动船帆，要航行三个月，斜穿半个印度洋，由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才能达到吉达（“秩达”）。然后骑骆驼在陆路上走一个月，七位勇士才同千百年来的朝觐者们一样，抵达默伽城，明人亦称其为天方国，即麦加。七勇士带着明朝皇帝的敕封诏书，以及麝香、瓷器等多种宝物，孤身跟着异国人海陆兼程，足走了四个月，最终平安，吴京在《战狼》里表演的情节，早在六个世纪之前就真实上演过。

七位明朝的和平使者在麦加的经历不见详细记述，《瀛涯胜览》简单介绍，他们在麦加受到了国王友好的接待。所谓国王，实际上是统治麦加的“谢里夫”。

谢里夫（英译为sherif）一词原意为“尊贵的”，公元十世纪时，古什莱家族获得麦加谢里夫的头衔，成为麦加的行政长官，从此，那一称谓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初。历代谢里夫都与各个王朝的哈里发保持友好关系，承认哈里发的统治。而郑和舰队的使命是向各国统治者宣读明朝皇帝的诏书，对地方统治者加以册封，然后赏赐中国宝物。所以不知无名七勇士那时与麦加谢里夫怎样进行了交流，双方都怎样理解那一场接触，谢里夫是否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根据后来的情况推测，双方都以丰富的外交经验圆滑地处理了情况，获得了各自满意的结果。明朝特使把随携的中国贵重特产“赏赐”给了天方“国王”，并且住下来，花时间采购珍奇物品。他们不仅在当地买到了“各色奇货宝物”，还买到了活宝麒麟！——实际上是长颈鹿。他们还买到了狮子！他们还买到了鸵鸟（驼鸡）！当中间，他们还走过半天路程，朝觐了天房克尔白，并给天房画了写真图——“天堂图真本”。他们也向西完成了一日行程，到麦地那朝觐与参观。

在明代绘画中，长颈鹿被称为“麒麟”

对孤身处于麦加的七位明朝特使来说，回家成了难题，他们赶不上郑和的大部队了。然而，古老的红海—印度洋贸易航线早已成熟，由麦加通往印度乃至东南亚的朝觐路线也早已成熟，于是，谢里夫帮助七勇士解决了归家之路，他派沙瓛（据《殊域周咨录》）等特使，携带天方特产，陪同七勇士，一起走过从麦加到北京的千万里旅程。推测起来，他们是搭着从吉达到印度次大陆的朝觐船原路返回，再搭乘由那里开往东南亚的航船，在东南亚改乘前往中国沿海港口的商舶，最终回归祖国。

总之，无名七勇士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奇迹中的奇迹，不仅活着归来，还把非洲的狮子、长颈鹿和鸵鸟也带到了北京。而麦加沙里夫的随同特使一起也到达了明朝，将谢里夫送给皇帝的礼物献上，按明朝人的理解，是“贡献于朝廷”。

其时，拜占庭帝国仍然缩在君士坦丁堡内，维持着名义的存在。直到二十二年（1453）后，奥斯曼人才打下君士坦丁堡，将其变为自家的首都。又过了六十六年（1497），迪亚士才率船抵达印度西海岸，由此，欧洲人开始加入已然繁荣一千多年的印度洋贸易，终于能与东方人直接做交易。

明朝与麦加维持双边关系

七勇士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北京与麦加之间，就此建立了点对点的直接外交联系。

在明朝停止下西洋之后，麦加一方保持了积极的态度，极力将双边关系持续不断。由于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红海-印度洋-南海）耗时太长，成本巨大，麦加谢里夫竟智慧地转而利用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

因为地隔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双方的往来当中难免发生龃龉。据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麦加谢里夫（天方国王）曾经派贡使随同吐鲁番贡使一同前来，结果，在所上的阿拉伯文奏表里附列了其治下的众多“小酋”，即领导各定居绿洲或游牧部落的埃米尔，多达二十七位。可翻译不精，把那些埃米尔一律给了“王”的译称（也可能是两地统治者有意制造的国际阴谋，吐鲁番的上表更夸张，列了七十五位王），于是礼部大臣韩文写了篇长疏，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政治思想，他指出“此等事体大有关系”，而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包括：

一是，不能放纵他国滥用王号，于天朝形成僭越的事实；

二是，如果明朝稀里糊涂地回复，那么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成了朝贡国，会让麦加谢里夫与其附属埃米尔没有君臣的分别了呀！

三是，按天朝的惯例，贡使带来的东西价值有限，可赏赐一律从重。忽然冒出那么多王，假如悉数重赏，便会变成定例，今后那是无底洞。

韩文的建议是皇帝降敕对天方国王进行耐心教导，“丁宁天语”，让对方明白，在双方关系来说，存在着“华夏君臣之大分”；在麦加方面，确立“国无二主”也是顶要紧的。

最终明朝如何处理此事，麦加方面收到了什么信息，严从简并没有介绍。不过，此番龃龉并没有影响天方派遣使者的兴趣，因为精明的麦加人在接触中认识到，加入“朝贡经济”有利可图。结果，嘉靖四年（1525年），以天方使者进贡的玉石为导火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朝堂斗争，重臣费宏的政敌借机试图扳倒他。那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场厮闹，过程曲折，这里没有篇幅介绍，但要指出，相关记录留下了诸多历史信息，如：

麦加派来的十六人使团中，为首者是位阉人（“火者”）马黑木，看来是谢里夫信任的阉人奴隶。他携带来的玉石惊人地量大，仅质量不过关的玉石就有二百六十三斤。阿拉伯半岛并不出玉石，所以马黑木肯定是在来路上购买西域玉石，转手挣差价。另外，他还带来其他特产，最大的兴趣是能够做买卖，而朝廷也确实准许他“开市二日”。

再如，牵涉其中的会同馆主事陈邦偁在一轮攻讦中把矛头对准了本机构下属，不经意透露了明朝官方翻译机构的有趣情况：最初是给每一家入贡国都配备了相应的翻译，但是有一些国家长久不来朝贡，那些翻译也照样保留着，习惯性缺勤，却能混年资。对他们定期考试，可好多人只能笔译，却不会口语。

不管怎样，嘉靖皇帝对马黑木等异国使者采取了怀柔的态度，并没有把他们牵涉进去，一些明大体的大臣也反对陈邦偁渎职与贪污，把权力斗争尽量局限在内部。于是，双边关系并未受损，相反，天方不断派贡使前来，次数很频繁。《殊域周咨录》大致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严从简写明，当成书之时，麦加的使者仍然时时来到，没有断绝。如此算来，明朝的大部分时期，都与麦加保持着直接的外交往来和经济交流，始终采取“柔远”的策略，让麦加使者借朝贡之名来北京做买卖，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最喜爱的西域玉石等稀罕物。

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堪称基辛格们无法理解的奇迹。

西方谬论流传四方

在当代，西方各路精英遭帝国主义洗脑，竟然反复讨论一项命题：

郑和舰队那么强大，为什么不抢在欧洲人之前，率先征服整个印度洋呢？为什么不去把印度变成殖民地？为什么不像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样，到哪里就在哪里烧杀淫掠？

已故优秀学者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便讽刺：

“在珍内特·阿布—卢格霍德看来，为什么明朝中国会那么做，而非采取最后的步骤以真正称霸欧亚世界体系，这个问题‘在过去至少一百年内令许多严肃的学者困惑不已——实际上已经在他们当中引起了绝望情绪’。”

  而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答案其实相当简单。沃尔夫指出，自罗马时代以来,亚洲一直是欧洲受贡阶级的珍贵物品的供应者,从而从欧洲取走了大量的贵重金属。欧洲与东方贸易的这种结构失衡,强烈地刺激了欧洲政府和企业通过贸易或征服的途径,来寻求一些方法和手段,以恢复正不断由西方向东方流动的购买力。正如达韦南特(Charlws Davenant)在十七世纪所说的那样,谁控制了亚洲贸易,谁就将可以向‘整个商业世界发号施令’。”

郑和下西洋其实是明朝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的一次严肃测试，从留下的记录来看，舰队只能从各地带回奢侈品，包括狮子、长颈鹿等珍禽异兽，成本很高，但收益甚少，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稳定确实有害无益。最重要的是，中国当年在手工艺与农业技术上都遥遥领先，生产力与出口能力超强，但进口需求不大，没有什么大宗用品需要进口。天方与明朝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对方的态度远为积极，因为来明朝贸易可以买到各种其他地方没有的好东西。如今中文网上有句会心的话：“驼兄是懂技术的。”早在五百年前，就是如此了。

法国东方学家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导论”里介绍，在漫长时光中，中国内地产的铜镜，铁制品如火炉、饭锅，钢制品如衣针、钳子和锉刀，以及“珍贵的中国火镰”等各种日用品经陆上丝绸之路源源出口到中亚与西亚，如此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才被使用新技术的欧洲产品（如玻璃镜）代替，“这仅仅是我们从众多例证中信手拈来的几个”。确实，古代中国有很多出乎我们意外的出口货品，像《天工开物》就记载，经芜湖浆碾加工的青色棉布“边方、外国皆贵重之”。

出口能力很强，但进口需求不相称，这一情况直到欧洲人抢到美洲白银之后才改变，对明清人来说，出口可以换回硬通货白银，才终于解决了出口与进口的巨大不平衡，有了热心出口的动力。而在清代中期以前，西方人一样重复着历史，从中国进口五花八门的好东西，包括蔗糖。因此，从汉到清，中国人一直是坐地生财，所以会采取“爱来不来”的对外策略。

珍贵的明代五彩瓷盘（引自艺术家出版社1983年《明代陶瓷大全》），盘底分别描绘了中国港口、鼓帆迎风远航的两艘大船、鱼藻活跃的海洋。盘周题写“近来远悦”四字，展示了中国自古的政治思想。盘上展示的明朝，与《万历十五年》的描绘不大一样。

然而，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的判断却广为流行：

“在十五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该种论调也传入了中东，那里的文化精英们对之深信不疑。2017年，埃及周报《祖国报》发表了一篇《从郑和到新丝绸之路》，就道是：

“十五世纪，由于郑和的航行，明朝的中国一家独尊地统治了中国海和印度洋，可是却没有在那些地区建立殖民地，接着突然放弃了海上力量。然后，中国自我封闭在其天然空间中达五百年。而欧洲列强将占据其留下的真空，征服海洋，殖民世界……如果中国保留其海军力量，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同”，“直到在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相继领导下，中国才再度开放。（原文如此）”

《从郑和到新丝绸之路》截图

目前，这种论调在国内也流行起来，而它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认定如果明朝当初抢先去征服，就能截断西方人的机会，那么西方的近代史就不可能发生了。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西方列强互相倾轧，后起列强不断致力摧毁旧列强的“世界秩序”，日不落帝国并没有能够阻止美国将其取而代之。所以，假想明朝如果率先“称霸欧亚世界体系”，后来的中西冲突就不会发生，或者中国就一定能占上风，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奥斯曼帝国与沙俄都卷入了列强争霸，结果分崩离析，况且大英帝国如今又安在哉？

而今，以五百年的长时段来衡量，我们反而能看清，传统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中东人的记忆里，中国从来不曾对他们有过武力侵害的行为。2017年，黎巴嫩报纸《东方日报》发表一位法国学者多米尼克·穆瓦西的文章《中国地图在中东》，鼓吹中东急需一位新的调解人，那就是中国，于是乎中国可以正式地、严肃地自我赋权。文中提到中国的优势便包括：

“在该地区没有帝国的遗产，结果就不会因为殖民的历史而受到阻碍”、“中国人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在历史上曾经虐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此也没有那份罪责。”

阿拉伯世界普遍认可如此的观点，故而欢迎中国前去扮演更强有力的角色——这个国家能处！

郑和留下的宝藏有待开掘

郑和下西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传下来的只是一少部分，但仍然有巨大的价值。

近代的西方文化为阿拉伯半岛量身定制了完整形象，那就是漫天黄沙的不毛之地生存着游牧的贝都因人，贫穷落后，民风彪悍。然而，马欢等人看到的景象却全然不同。

郑和及其随员访问了半岛上的三处绿洲城邦王国祖法儿（阿曼佐法尔）、阿丹（也门亚丁）、麦加及麦地那，以及海湾北岸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该城今已不存），而他们留下的记录是非常准确的，其中一些风俗沿袭至今。例如，《瀛涯胜览》等明代文献记载，那时天房内的墙壁是用蔷薇露（玫瑰香水）与龙涎香掺土涂墙，馨香不绝。而在《阿拉伯新闻报》2021年的一篇报道中，沙特塔伊夫一家玫瑰家族企业便介绍，从前，他家生产的蔷薇露曾经用于刷洗天房的外墙。

在郑和舰队成员的经历中，四处绿洲王国都很富有，风俗淳美，但各有特色。例如阿丹国有高超的金银工艺，该国国王送给明朝皇帝的礼物包括两条镶宝石金腰带、一顶金丝珍珠宝石冠。忽鲁谟斯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四方客商云集，于是格外殷富。该地土地贫瘠，粮食无法自足，但外地商人会把粮食运来，所以价格不贵，而且饮食服务发达，人口少的家庭根本不开火，天天直接买现成熟食吃。实际上，这几处的共同特点就是贸易发达，商业繁盛，如天方国的“土产”不仅包括麒麟和狮子等动物，还包括蔷薇露、合香产品、各种彩色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而这些都不是麦加当地的产物，是朝觐者们由远近各处商贩而来。此类记录非常重要，保留了丝绸之路曾经给半岛及海湾带来的繁荣。

然而，西方制造的叙事是，在发现石油之前的漫长时光里，半岛与海湾一直的状态都是极度不发达，满目贫瘠。幸而，明人的见证击溃了这种虚假叙事。那就提醒我们，关于半岛的历史，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深究。例如，在半岛，十八世纪初出现了瓦哈比派，十九世纪又兴起了兄弟会运动，二者对穆斯林世界的重度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且波及国际社会。如何对之进行解释？

欧洲人赶到印度洋之后，便抢占各种关键贸易要地，控制印度洋-南海的贸易路线，靠当亚洲的二道贩子发财致富。半岛与海湾的人们曾经上千年里在印度洋乘风破浪，但却被欧洲人夺去了他们驾轻就熟的海上贸易。沿海重镇经济衰败，由此造成的贫穷在半岛扩散开来，产生连锁反应，让人们陷入生存危机之中，该种情况，是否为促成原教旨主义出现并流行的原因之一？须知瓦哈比教派的要义之一就是恪守清心寡欲的戒律，提倡简朴，反对包括音乐和舞蹈在内的一切享乐，即，把物质享受的水平降到最低，兄弟会则提倡穆斯林之间帮扶互助。是不是极度贫困促使半岛人接受那些思想？

郑和下西洋留下的绝非仅仅是一道记忆，而是一笔宝藏。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那笔宝藏，书写更有意义的中东史、亚洲史、世界史，而不用跟在西方史学后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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