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捷】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其时卡尔多和罗宾逊等人提出了一种收入分配理论，以代替基于边际生产力的新古典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基于有效需求的收入分配理论被视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60年代，罗宾逊与萨缪尔森等人围绕资本理论展开辩论，史称两个剑桥关于资本理论的争论，其结果是进一步暴露了罗宾逊等人所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异，促进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那时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反对派，即作为一种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得到发展，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相互借鉴和融合，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之一。拉沃在书中用下表（表1）概括了历史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演变，从中可以窥见一个学派理论发展的轨迹。

表1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演变

1972年，罗宾逊曾在一篇文章里总结了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同时批驳了在二战后被新古典经济学“庸俗化了的凯恩斯理论”。[1] 她提出，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在于：首先，以历史观代替了均衡观，从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凯恩斯认为，未来实质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很大一部分活动是在公认的惯例基础上进行的，人们会努力顺从多数人的行为。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恰在于，它试图抽掉人们对未来知之甚少这一点来研究现状。与此相关联，罗宾逊还提到凯恩斯革命的其他要点：一，货币的需求与不确定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生息资产的未来价值是确定的，就没有人会需要现金。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息的性质就清楚了，它恰好反映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解。二，投资以及与投资相关的利润率的波动也是不确定的，投资的波动并不取决于储蓄，也不取决于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物质条件。

其次，罗宾逊提出，凯恩斯革命的另一部分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物价水平是由货币工资率支配的。罗宾逊认为，这个论点对正统经济学均衡观念的打击，甚至要比由变化不定的预期所支配的有效需求概念来得更大。货币工资率的决定，在任何国家都有偶然性，且受到劳动市场的力量对比、即阶级斗争的影响。

这样一来，货币的均衡价值概念就丧失了意义，那些指望回归货币数量论，以论证自由市场经济有可能趋向均衡的想法就被颠覆了。罗宾逊还特地批评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它试图将凯恩斯的物价理论纳入机械的轨道；失业和通货膨胀间的替代关系是纯属骗人的鬼话，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可以并存的。罗宾逊的这一批评在1974-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战后第一次大衰退中得到了验证。

依照罗宾逊的解读，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非均衡理论。然而，战后出现的新古典综合派，却从正统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凯恩斯，这种解读也不无文本的根据。据凯恩斯的表述，他的理论关注的是非充分就业时的状况，只要经济回到充分就业，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在他看来就依然是成立的。凯恩斯将正统理论视为特例，视自己的理论作为一般理论（所谓通论），他这样做，一方面意在开启新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与正统派的某种妥协。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过来将凯恩斯的理论作为特例，将正统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开启了针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从此以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与正统派决裂，成为一种“异端”。反思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凯恩斯通过指认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存在弊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厦上洞开了一个无法修复的裂口，这就难怪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要有一场针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将凯恩斯的理论精髓作为“死狗”来看待了。

1983年，即在新自由主义刚刚崛起的年代，罗宾逊去世了。从那时以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在不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下发展。罗宾逊，以及同时代的卡尔多、卡莱茨基（作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后凯恩斯主义者）等人，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代。20世纪70年代以降，第二代、第三代学者逐渐登上舞台，涌现了如明斯基、帕西内第、戈德利、古德温、摩尔、以及最近因现代货币理论(MMT)而知名的兰德尔·雷等著名学者。经过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容上不断扩展，逐步形成了日益完整而宏富的理论体系。拉沃这本著作的最大优点，就是向读者全面展现了这一体系。从内容来看，本书涵盖了经济学方法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的生产（成本）理论、增长与分配理论、通货膨胀与内生货币理论、开放宏观经济理论等等。通观全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本上完成了在结构和内容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标”，构成了对后者的全面替代。

一般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理论，是宏观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在宏观理论中，有注重劳资分配的新剑桥学派模型，主张需求与分配共同引导投资的卡莱茨基学派模型，以及古典-马克思模型等。这些模型不仅被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长期和短期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调等问题，还在不同程度上扩展到对宏观政策、开放经济、债务、租金、资源使用与排放等领域的分析。在货币金融理论中，则有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摩尔等人的内生货币理论，戈德利、拉沃等人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以及最近引起广泛注目的现代货币理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个最佳例证大概要算明斯基的观点在2008年危机后的流行。所谓“明斯基时刻”在危机后成为大众传媒的流行术语。2016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分六期评述了六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说，其中第二期就是对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思想的介绍。

为了说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社会影响力的增长，拉沃在书中还提到几个例子，其一是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观念上的转变。波斯纳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也是一位法官，他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拥趸，在危机后转向凯恩斯主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在2009年问世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波斯纳认为，由于银行部门具有其他产业部门所不具备的系统性意义，需要对其严格监管。在《我是怎么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波斯纳写道：“自2008年9月以来，我们就发现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一无所知”。在他看来，凯恩斯《通论》尽管有些内容稍显陈旧，但仍是理解危机的最佳指南，因为“凯恩斯竭力探索以务实的方式进行决策，而不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毫无顾忌地假定，人们以近乎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开展决策”。

另一个例子是威勒·比特（Willem Buiter），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一度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比特在金融危机后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了猛烈批判，他写道：“在过去30多年间，盎格鲁-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所接受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训练实际上已陈旧，它使我们对总量经济行为的认真观察和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倒退了几十年。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这都是在时间和资源上的严重浪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托马斯·萨金特、罗伯特·巴罗等新古典理性预期革命和迈克尔·伍德福特等构建的新凯恩斯主义——不过是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其研究动机缘自现有研究纲领的内部逻辑、知识的沉没资本和美学困惑，而非出于理解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强烈欲望，更别提理解危机及金融不稳定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了……”。

拉沃在书中还提到，2008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起了一项调查，以探究为何他们的政策建议在许多国家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他们发现，错误正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所捍卫的理论。西方大学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早在2000年就在法国等国家发起“经济学国际改革运动”的学生，在2013年又发起“经济学多元主义运动”，他们抗议在课堂上被洗脑，因为教授只传授一种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而没有告诉学生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经济学理论。2008年11月，甚至英国女王也开始抱怨，为何没有人能预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英国主流经济学家耗时一年半才给女王一个回复，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想象力所致。[2]

[1] 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罗宾逊主编：《凯恩斯以后》，虞关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14页。

[2] 对这些情况的介绍和与此相关的文献，还可参见史正富、孟捷主编：《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贾根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二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为当代非正统经济学的一支而发展的，为了理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必要将其与其他非正统经济学相比较。哪些学派可以算是西方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呢？拉沃引用了弗雷德里克·李在2009年出版的《异端经济学的历史》，该书列举了如下学派：“后凯恩斯-斯拉法主义、激进马克思主义、制度演化学派、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生态经济学”。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尽管互有区别，但作为非正统经济学，却有着共同的方法论特征。拉沃在书中以下表概括了异端经济学在理论预设和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以及它们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见表2）。

表2 两种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拉沃认为，在区分非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时候，要将下述两种人区分开来，一类是“主流外部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另一类是“主流内部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只有前一类学者才是真正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后一类学者、即主流阵营内部的非正统学者，其典型代表是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他们也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在批判主流经济学同行的时候往往言辞激烈，某些批评甚至与真正意义的非正统学者并无二致，然而，在拉沃和其他非正统学者看来，他们充其量只是“异教徒”。

真正意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是“渎神者”。将异教徒和渎神者作比较可以发现，前者信奉主流理论的研究纲领，其批评仅限于对个别教条作出修正；相反，渎神者反对的是主流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他们是主流理论的对立面，故而无法为主流所容忍。在读到拉沃的这些评论时，笔者不禁回忆起自己数年前在国外参加非正统经济学会议的情形，当时有一位“渎神者”、著名的斯拉法派经济学家库茨（H. Kurz）发表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向堡垒进攻（attack the citadel）。这个堡垒，就是居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渎神者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凯恩斯《通论》发表前，卡莱茨基——日后被看作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在以波兰语发表的论文中，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得到了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类似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通论》发表不久，中国学者樊弘注意到，凯恩斯的理论与马克思有着深刻关联，并发表了以此为主题的英文论文。樊弘此文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马克思和凯恩斯加以比较的论文，在樊弘看来，凯恩斯实际上是以另一套术语表达了马克思业已表述的观点。[1]

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罗宾逊夫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她指出，马克思“提供了有效需求论的原理，并且为资本主义运动法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 今天，后凯恩斯主义者一般也都承认这一点。所谓“成本悖论”是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它的意思是，如果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了更高的消费、更多的销售、更高的产能利用率以及更高的投资支出，利润率将会上升。

成本悖论意味着，在危机中，尽管降低工资对个别厂商可能有利可图，但就整个经济而言往往是有害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巴杜里明确指出，这些看法是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演变而来的。

不过，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时，罗宾逊曾指出，这两种经济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过去的封建经济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其次，正统派经济学主张社会各部分之间利益的调和，而马克思则以为在经济生活中，不从事劳动的财产所有人和不占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3]

今天看来，作为非正统经济学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二点上与马克思经济学是一致的，在第一点上则有分歧，正如拉沃在本书提及的，“一般而言，后凯恩斯主义者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他们只想要驯服它，并承认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动态性质。”拉沃表述的这一立场意味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虽有深刻的分歧，双方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存在奇妙的一致性。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针对这种一致性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从完全竞争的基础开始，然后引入不完全竞争作为对基础理论的适度修正。非主流经济学（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文引者按）则通常接受完全竞争适合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观点，但认为不完全竞争支配着现代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服务于保护和维持以下理论基础：把完全竞争作为必要起点和基本参照，同时又在那个偏离真实世界的清单中不停地添加内容。”[4] 从这个角度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不像拉沃等人所说的，是彻底的渎神者，而是还留着一条异教徒的尾巴。

谢克的上述批判触及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总体而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一个独立的参照系理论，该理论的任务是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即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机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这样的理论，这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解释了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这个理论也被看作参照系理论。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看来：现实中的产权结构与参照系理论所指的效率标准相一致，解释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5]

值得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事实上假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组织的最终形态。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这意味着，这一参照系理论只限于分析在特定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及其历史正当性；一旦这些条件不再成立，参照系就将失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走向历史性衰落。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参照系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化。[6]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有自己独立而明确的参照系理论。其他经济学流派，无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追随熊彼特传统的演化经济学，都缺乏这样一个理论。这也意味着，从所谓范式或研究纲领的意义来讲，当代经济学流派中能够作为一种范式或研究纲领来看待的，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他流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具备成为一种独立范式的充足条件。

不过，尽管有上述缺失，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有必要向后凯恩斯主义学习。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为代表非正统经济学（笔者曾将它们概称为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时代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区分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他向伟大的英法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1830年以后，古典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庸俗经济学自此流行于世。这个判断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沿用到今天。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不仅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当代庸俗经济学，也有当代古典经济学。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非正统经济学，就属于当代古典经济学。[7] 非正统经济学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域外经济学革命的领航者。在中国，学习和借鉴非正统经济学，则可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理论的养料。

孟捷教授领衔翻译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中译本于2021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敬请关注

[1] 樊弘：《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张雪琴、王丹译，《政治经济学报》第12卷。原文为Fan-Hong, ‘Keynes and Marx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ey and Intere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 No.1, 1939, pp.28-41.

[2]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9页。

[3]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4] 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上册，赵准等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5]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页。

[6] 参见孟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迈向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报》第1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7] 以斯蒂格利茨等人为代表的“异教徒”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划归当代古典经济学的行列。

本书的迻译是从2016年秋季开始的，2019年春天竣稿。翻译工作借助了读书会的形式，即在各章初译完成后，在读书会诵读，当场提出意见，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各章的初译者如下：张雪琴（序言和第四章）、谢戈扬（中文版序）、马梦挺（第一和第七章）、孙小雨（第二和第五章）、秦蒙（第三章）、秦蒙和孙小雨（第六章）、余超（第八、第九章）。各章的校译者如下：袁辉（中文版序、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八章）、张雪琴（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怡乐（第五章和第九章）、骆桢（第六章和第七章）。孟捷监译了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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