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莫斯科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发生火灾，大火肆虐面积达2000平方米，持续十余小时，给科学界带来了巨大损失。承载着百年历史的图书馆付之一炬，俄罗斯精神也在火光中饱受摧残。本文为俄科院文学所博士研究生糜绪洋的两篇译作，特此呈现，以观昔日之景，或许能为火灾的发生做一些解释。】

1月31日，莫斯科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发生火灾

第一篇回忆。译自电影剧本作者康斯坦丁·切尔诺扎通斯基（Konstantin Chernozatonsky）的脸书页面。

苏联科学院情报所。

鬼知道我的妈妈在那儿一共工作了多少年。82年也不知83年，我生平第一次碰电脑就是在这儿。十年级时，我在这里花了100卢布（注：根据作者出生年份来判断的话，这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100卢布是个不小的数字）检索他们那有如宇宙般庞大的数据库。特别平淡的建筑里都是装图书卡片的阔气黄橱柜。简直像是在外国：到处都是玻璃，空间十分宽敞，地上铺满地毯。先是有Acorn公司的8位游戏机，随后是在IBM PC XT上玩波斯王子。天花板上是一个个圆形的塑料窗户，冬天里就能看到一个个乌鸦的屁股在那儿跳来跳去。

新进期刊部，那儿的大叔大妈都可爱得很，他们会和孩子们玩游戏，给他们发蜜饼吃，他们中的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老头我以后还去他在阿尔巴特街上的家里做客呢（他那时就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但没有显示屏，用的是字符串）。电脑厅里的姑娘们（她们座位下的地板被抬高了整整一米，因为底下有电缆）有时会倒卖匈牙利冬靴，最后终于也都嫁出去了。

大得惊人的HP 9000服务器，数据打在纸带和Videoton终端上，可以和它玩井字游戏，如果很厉害的话，还能打赢它（妈妈行，我不行）。一个年轻员工给大家展示日本买的电子琴——这个小伙子在一年后被人杀害了。阅览室里总会有些面色惨白的读者，这些人很难缠，最好离他们远一点。阅览室的厕所又臭又脏，二楼的就还不错，不过得自己带厕纸。

图书馆发行一次性的彩券，可以赢汽车或者进口磁带（我赢过）。图书卡片总是会被人偷走，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系统的。每周四食堂都会烧鱼，节日前则会派发食品礼包。打印纸，在上面能够画画。新年晚会和新年老人，在会议厅（注意，不是礼堂，是会议厅！）里举办的著名电影演员见面会。在图书馆玩了一天后，赶上末班电车去见初恋女友。特藏室和复印室的凶保安。大得无边无际的普通书库。差不多是列宁图书馆的三分之一，是国会图书馆的十分之一。

所有这一切在昨晚被烧掉了。

第二篇回忆。译自vas_s_al的Live Journal博客，原文撰写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

“情报所反对！”

12月31日我要从早上8点半开始上班，就像我们部门所有的男性职工一样。所以我要在这里宣泄一下我的年前仇恨。

去年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科学院改革。引起最多争议的是把各科研机构管理财产的权限移交给政府。一番口水战后，法案还是被签署了，但是公众的同情在学者一边。“科学的殉难者被剥夺了进行科研的最后机会，因为反人民的政府想派贪赃枉法的官僚来管理他们的财产。”

我呢，虽说是个公务员，科学的殿堂至今很少拜访，却也想投身于知识的海洋。我这就告知大家我最近一次拜访科学殿堂的经历。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博客中写过，地铁工会站附近大量聚集的科研机构就是我心目中那座闪闪发光的智慧的山巅之城，它总是在我心底里向我宣示着美好的未来。很遗憾，钢筋水泥表面的理想实则是脆弱不堪的。

在工会站附近的各种科研所中，最吸引我的建筑要数社会科学科学情报所了。

大楼前的喷水池早就干枯，芳草丛生。

穿过水池的优雅小桥被铁门拦了起来，因为已经开始坍塌。

楼周围的区域胡乱种了些树，要是里面不开灯的话，情报所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一座废墟。

这就是学者自己管理的财产。就是这么一件财产，他们不想交给外人，担心外来的经理人会把它弄得更遭。更遭？呵呵。

情报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座大型专门图书馆。在苏联时代，政府不想让公民接触腐朽堕落的西方影响，情报所则追踪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新动态，并让其读者有机会知道这些动态。情报所的员工们努力出版一些“内部发行”的国外文献摘要集。上周，我听说了许多关于情报所机密藏书的趣闻，于是就去注册了。注册花了我一个小时整，注册的过程值得详细描述一番。

根据上面的照片，你们已经知道，情报所的正门被堵上了，大楼看上去就像废弃的，而院士们对此早已听天由命。所有渴望知识的人都得从一个很小的边门进，然后您就会踏上一条又长又窄又空又黑的走廊。为了节省经费，大楼里的灯能不开就不开，所以差不多得摸着墙走路。大概，对情报所的员工来说，昏暗和寂静是图书馆的理想模样，但对一个外来人来说，这实在太糟了。

不是每一只鸟都能飞到第聂伯河的中央，也不是每一个从边门进来的人都能走到那间登记新读者的小房间。

这就是被封死的正门，旁边的小门里便是登记渴求知识者的地方。还不是您想登记就给登记的呢，您得有单位开的介绍信，而且您那单位还得有把员工派过来的资格才行。幸而国家权力机关属于此列。在俄罗斯的生活经历教会了我许多事情，比如说，在图书馆关门前两个小时就来登记。

迎接我的是个大妈。她的房间墙壁上贴满了教堂的照片，大概是想暗示社会科学科学情报研究所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学术进展吧。

大妈挑剔地看着我的各种公文，随后开始用一根手指把我的个人信息敲到电脑里去。

大妈提前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说，她的电脑有毛病，每到傍晚就会坏，现在我们必须要希（dǎo）望（gào）自己这一回“能混过去”。她慢慢地、慢慢地，用一根手指输入了我的姓，我的工作地点和我的学历。她按下了确定按钮，然后轻松地说了一句：“瞧，又坏了！”

她乱点了几下鼠标后把电脑给重启了，然后试图打开某个数据库。数据库打不开，于是她建议先给我开两天的临时通行证，然后让我明天再来碰碰运气。

我想了一下，两天之内这伙人肯定会把我的工作证明搞丢，所以就拒绝了。

大妈跑到走廊上叫道：“柳巴！姑娘们走了吗？”

“走啦，早就走了。”

大妈转向我说：“您看，她们已经走啦。11点来上班，啥时候想下班就下班……”那时是五点，而下班时间是六点，“她们一走，我这儿就啥都做不了。我今天什么都没法为您做！”

我提醒她，离下班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希望。大妈已经有些生气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开临时通行证吗。然后您就去该干啥干啥。之后您再来，我们会帮您全都做好的。”

我想回答她，当我“之后”再来时，在这个房间里坐着的还是你，你的电脑还是这一台，而“姑娘们”还是每天只上四小时班，所以“之后”我还得继续这样和你纠缠这些事情。

我忍住了，尽可能有礼貌地回答她：“没关系，我是公务员，我知道该如何对付官僚主义。或许，在情报所里还有别的谁能帮帮我们吧？”

大妈突然想起来，还有几个“电脑工”，当她的电脑罢工时，他们会来捣鼓捣鼓。

她给一个人打了电话，问道：“瓦西里，你已经下班了是吗？你已经不在岗了吧？”

遗憾的是，瓦西里没有听出她的言外之意，回答说他还在楼里。于是大妈只好硬着头皮请他来一次，因为她这儿又啥都做不了了，而偏偏还有个读（chù）者（sheng）想要来登记。

在等瓦西里的时候，我向大妈打听，现在来登记的读者多不多？

大妈说：“不少呢，”然后指了指一本本子，上面用圆珠笔画了表格，表格上每天登记着三、四个读者。“不过有的是重新登记，也有的是新人。”

我算了一下，一天四个人，就是说登记一个人平均得花两小时，我明白了，我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

我走出登记室，想去看看书亭里卖的书，结果发现书亭已经及时关门了。

我享受着空旷和宁静。我拍了拍手，呼喊有人吗，可惜没有回应。

与此同时，15分钟过去了，电脑工并未出现。我请大妈再打一次电话。大妈拒绝了。我坚持让她再打。她建议再等等，因为到5点她就可以下班然后就把我赶走了。

我问她电脑工的办公室在哪里。大妈不乐意地告诉了我。

我再次踏上了那条空旷、昏暗、回声很响的走廊。找到了那间办公室。门关着。前后两间办公室也都关着。

我在所有的办公室之间徘徊，哪怕能见到一个活人也好。

这时走出了一条汉子。我问他能不能在哪里找到电脑工。

“什么问题？”

“注册问题。”

“谁在哪儿碰到了问题？”

“我！在情报所！我是读者！”

汉子搔了搔头，冲着房间里的谁喊道：“瓦夏！出来一会儿！”

瓦西里出来了。看来，他们已经在庆祝新年了。15分钟前有人让他去帮忙，他答应了，却根本没想挪一步，看来他一点都没有愧疚的意思。

我们一起去找大妈。她尊敬地看着我，爱怜地说：“瞧瞧，直接把人给带来了！我都把电脑关了呢！”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瓦西里试着打开数据库，未遂。然后跑去开“姑娘们”房间的门。“服务器在她们房间里。天知道为什么她们每次走的时候都要把服务器关掉。然后就什么都不工作了。你等着，我现在去拿钥匙。”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那为什么不和她们说说清楚，服务器是不能关的呢，更何况她们是在提前翘班。”

“我解释过啊。但她们听不懂。她们在同一个插座上还接了个热水壶。总之她们就是把所有的电器都关了。还有您跟着我干啥？”

我其实真的很担心，这位根本不想离开自己办公室的电脑工，如果我不看着他的话，会借口自己去拿钥匙，然后就溶化在这走廊的黑暗里，所以我一直小步跟在他后面。

“您知道吗，那女人前面打电话叫了某个师傅，我们等啊等，而他没有来……所以我最好还是跟您一起走走。”

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人在此时都应该感到脸红。但电脑工平静地往前继续走着。

我们终于走到了保安台，拿了钥匙，打开了“姑娘们”的房间。电脑工打开了那儿的电脑。

电脑工的技术支持到此为止。

我们一起去找大妈。起初这位“电脑工”试图自己打开数据库，然后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对于数据库没有任何知识。大妈先是告诉她，哪个框里输入什么，后来还是自己亲自操作。她开始在数据库里找我。找不到。于是她慢慢地、慢慢地，用一根手指，把我的信息重新输入了一遍。按下了确认按钮，啊，奇迹！数据库生成了我的读者证。

大团圆结局。大家都幸福美满。大妈下班回家。电脑工去他的地下室。我拿着读者证走上三楼。

迎接我的是老式卡片橱、橡胶树和一片空旷。

情报所的大楼顶上开了许多洞，透过这些洞，阳光能照射到三楼（也就是阅览室的所在地）。

遗憾的是，在我和大妈搏斗的时候，天黑了。

这儿坐着两三个读者和一名馆员。我走到了经济学阅览室。一个女人问我要去了读者证，打开了网格本，开始用圆珠笔登记我的信息。她的桌子上没有电脑。

她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姓名、单位、学历……慢着！这不就是我刚才办读者证时填的那张吗！

“对不起，可是所有这些信息我的读者证里和读者数据库里都有啊！”

“是的，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数据库。”

我懂了，想必在登记我的二楼和放书的三楼之间横亘着一道万里长城。

“请问书要怎么预约呢？”

“您瞧着啊，您拿一张读者需求单，对折，在当中夹一张复写纸，然后填上。如果在13:30前填好，那么当天就给您把书送来。如果晚于这个时间，那就隔天来看。”

“那能不能不在情报所里填表呢？”

“那要怎么个填法？”

“在网上填啊，或者打电话……”

“不行。”

复写纸，复写纸……呸！你们还有谁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了？工厂大概已经有十年不产这玩意儿了吧。

我的读者证上有个啥条形码，情报所呢有自己的网站。如果读者在这里借书，既用不上这条形码，也用不上他们的网站，一点点都用不上，那这些玩意儿要来又有XX用啊？！有XX用？！

“怎么找书？”

“楼梯旁是书目卡片。还有罗列新刊文献的杂志，每月出一期。”

“也就是说，如果我想知道当前研究新进展的话，我得每个月来情报所看一次杂志？”

“对。”

“这个杂志就没有电子版吗？”

“没。”

“可如果我要按主题搜索，或者书名记不清了呢？总不见得把每一年的杂志一本本看过来吧？”（因为如果我知道书名的话，我就会在网上找到这本书。但通常的情况是，我对某一个题目感兴趣，这时就得去书店找相应书架，或者在图书馆翻相应的卡片）。

“我们有电子目录。106房间。”

“如果你们有电子目录，那为什么只能在情报所楼里用呢？！”

“因为检索是收费的，一次100卢布。”

次奥。人人都能找到致富的方法。贪婪愚蠢的学者们为自己找到了“预算外拨款”的方法。

情报所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帮助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有关某个题目——无论新与旧，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的文献海洋中找到方向，但是这对情报所的工作人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读者寥寥无几、正门被封死、运作体系陈旧落后，这都没有让研究所感到羞愧。

情报所存在的目的应该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然而它却高高在上，把一切篡在自己手里，于是乎学者们只能诅咒它，然后自己在网上用试错法来找书。

他们封死了入口。他们11点上班，16点提前下班。他们用一根手指打电脑。他们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就连打电话都不能把工作人员叫来，必须让读者亲自去抓着每一个工作人员，看着他们，不让他们消失在黑暗中。研究所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库，每个图书馆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登记读者信息。最重要的是，检索他们的书籍还要付费！

所以，你要么提前知道你要找哪本书，然后去卡片堆里翻箱倒柜地找啊找，用复写纸写下你的读者需求单，等上个半天然后读你的书，要么就估摸着等这些败类在上班、服务器又没有被关掉的时候去乖乖掏钱，然后看看你能检索出些什么来。

作为结尾，还要提一笔，在情报所的厕所里没有厕纸。厕所的墙上钉着大架子，上面应该挂的是那种公厕专用的大卷防盗厕纸，然而架子里都是空的。

在走出情报所时，我在昏暗的楼梯旁找到了告示栏。周围空无一人，我也找不到电灯开关，于是我拿下一份告示，在有光线的地方读了一下。原来这是情报所的学术委员会对科学院改革的愤怒抗议：

所以说呢，亲爱的学术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们，“数百家研究所的长期无序工作”并不是改革的后果。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因为这些研究所不愿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本是建立它们的目的所在。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因为社会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因为人们进不去，因为员工上班开小差溜回家，因为半幢楼的照明被有意切断了，因为它们把自己的主顾当XX一样踢来提去，而这些研究所对此根本不在乎。

在我们的年代，大多数的书籍早晚会出现在网上。只有那些小地方的科研机构在本地出版的印数很少的著作是例外。更何况，如果我在搜索栏输入“50年代苏联经济”或“苏联工业化”，我能获得无穷多的链接地址。我要做的只是在这堆信息垃圾中挑选有用的出版物。

90年前，人们根本还没有听说过信息爆炸，在一贫如洗的新苏俄，建立了这么一个专门的学院，以拓展社科研究者的视野，让他们知道其他城市和国家的同事们在干什么。那时搞研究的人也少，互联网也没有发明，研究院也只对莫斯科开放，更确切地说，只对那些准备好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花在翻卡片上的专业人士开放，他们这么做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现在再这么做，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你们写了慷慨激昂的抗议信，然后把它贴在楼梯下面没有照明的走廊里。就连你们自己的员工都不会看见它。自然，它也不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任何影响。考虑到现在的局面，这真是太好了。因为就凭你们这管理水平，我是想不到还能怎么个更差法了，除非让读者把书带进厕所，这样你们忘记买的厕纸，他们就会用书页来补上。

2015年1月31日的补充：

今天我惊奇地发现我一年前的帖子被顶到了Live Journal的首页，相应地也引起了对我简陋主页的大量关注。

因为评论中的许多问题和表述都是相似的，我认为有必要对意外走红和情报所火灾有所表态。

1. 我痛惜书。我相信那里的馆藏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馆藏本应被妥善数字化，并能让公众在网上浏览。我在情报所注册是为了找关于苏联经济的书，请相信我，这个题目被人彻底遗忘了，很难找到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手资料。

2. 我觉得，许多评论者的意见可以被分成两极：a) “活该”；b) “就这么点工资你指望他们能干啥”。对于第一类评论，我想说的是，知识——任何一种知识——都不应该被消灭。如果一本书作为对世界的信息源已经过时了，那么它依然有价值，因为它成为了对自己时代的信息源。为情报所大火感到高兴，就像为一个病人被杀感到高兴。

对于第二类评论，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你们假装付工钱，我假装干活”这种态度是极不可取的。一个人可以为了高工资而干不喜欢的工作。但为了低工资干不喜欢的工作就纯粹是自虐。如果一个人月薪只有1万卢布（1000人民币，按当前汇率），却继续留着工作，这只能说明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这表明他将干得很好，因为他是在全身心地工作。或者表明他觉得自己是块废料，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当然还有其他更复杂的情况（小城市、偏远地区），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莫斯科。如果一个人终究同意做一份薪水低微又不喜欢的工作，签署了劳动协议，可是却自说自话地决定不做好自己的义务，那么这就完全是道德败坏，这种现象应该受到谴责和根除。这既是为他们自己好，也是为雇用他们的单位好。再重复一遍。所有这数以千计、数以百万计不好好干活、把责任推给工资低的人，假如他们现在不再做这份工作，友好地、公开地拒绝干薪水那么少的工作，那么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雇用他们的单位都是件好事。因为你心怀牢骚、抱怨，在口袋里悄悄地竖着中指干活，事情并不会有任何好转。要是您就因为工资少所以不好好干活，那么您既是在害自己，也是在害您的单位。一份有尊严的薪水不是靠上班睡觉或者向朋友发牢骚就能得到的。它是靠斗争得到的。

3. 我的学术兴趣是苏联经济的职能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已经将数以百计相关题材的书籍数字化了。2014年前数字化的书籍您可以在https://yadi.sk/d/858t9RtldfSoE 找到。2014年以及之后数字化的书籍，您可以在我的博客中通过“книга”标签来检索。我知道大家来看我的博客，都是冲着我在情报所的经历和有关火灾的新闻，但我想我做的事情多少（虽然很少）能够弥补一些火灾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