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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柔柔:从法国汉学家看西方理解中国的艰难

2019-05-02 08:26:04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苗柔柔】

前几天,笔者在法国文化中心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会,主讲是一位法国汉学家,他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已经70年了,是法国学士院院士。讲座的内容不多说了,老先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给了笔者颇多启迪。讲座结束后的提问时间,参会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

1.讲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纪骑士制度,您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骑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认为中国商业为什么不像西方那么发达?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认为中国没有骑士,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法。中国社会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宗法束缚了宗族内的成员;而且中国人以文人为主,讲究从文的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骑士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二,他认为中国的文人阶层打压了经商者,因为中国的文人一直歧视商业。

笔者很尊重这位汉学家,他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贡献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独到。但是就这两个问题,笔者觉得他给出的答案尽管不是完全不沾边儿,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骑士,按照定义,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但是在广义上扩展为为领主服务的地位较高的军事人员。在后来宣扬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文学中,骑士以勇敢忠诚为原则,不惧牺牲完成领主交付的任务,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征。

中世纪骑士壁毯

翻译一下,就是说,骑士是奉行忠诚道义、具备军事才能、为某个他认可的主人拼命完成任务的战斗人员。这个描述是不是很眼熟?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曾经大批量地出现这类人物:春秋战国。其间的各种侠客,无论是专诸刺僚,还是要离刺庆忌,豫让刺杀赵襄子,到荆轲刺秦王,还有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而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这些人物,除了没有骑马(因为中国古代马匹难得,很多任务也用不上马),无论从个人身份,还是效忠君主,还是他们的武力行为以及奉行的报恩护国等原则,都和西方的骑士別无二致。

但为什么中国的侠客不像西方的骑士那样,给人印象深刻?

比较一下春秋战国和中世纪大环境就知道,这两个时期都是小国林立,各地大小诸侯互相争战不休的动荡岁月,都处于一个没有强有力的上位控制者、胜者通吃的暴力时期。每个地方领主既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又为了夺取别人的利益,不断地投入战斗。在群狼环伺、朝不保夕的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忠心的战斗者是各方奉迎的目标,乱世出英雄,这给武士阶层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武士们的战力出众和忠心耿耿,是各个领主最看重的品质,自然也就是最极力提倡的特征。

既然动乱的年代为武士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随着秦汉一统的国家建立,社会环境趋于稳定,诸侯纷争的现象不复存在,诸侯王的私人卫队基本仅存了保护主人的职责,不再有战场厮杀的任务,武士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自然湮灭在众人中。何况,“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里,只顾私人情感、不论法令规则的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别镇压的对象。

春秋战国和中世纪,由于资源和权力的极度分散,各个领主都不可能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西方,例如11世纪末的巴约主教,手下有百余名骑士为其效命,按规定,他向直接领主诺曼底公爵只提供20名骑士。14世纪标准男爵拥有1000户3500口人,管理12骑士,其他军事人员不过两百名左右。可见小领主的骑士只有十来个,大诸侯也不过拥有百十名,而战争规模通常是千人左右。在这种小规模战争状况下,一个勇武过人的骑士就可以起到定胜负的作用,而他的功绩也很容易得到大力的宣扬。

而中国,在秦灭六国时,各国军队就已经扩张到了三四十万人以上,战争动不动以百万人计,而且军队发展成为弓手、长枪手、战车等各兵种配合的合成部队。面对这么一个敌人,能力再强的骑士也只有妥妥被全部碾压的份儿。史册记载的已经不是小部队中搏斗出色的勇者,而是王翦、白起这样无需自己动武的大军统帅。

中国的侠客们,早早就被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和多军种的庞大军队淘汰掉了。这一现象同样在西方体现。中世纪后,各国政体逐渐进入集权的稳定阶段,地方诸侯不再互相争霸,而且军队也由于集权的发展而上升至万人级别,十几个几十个骑士完全没有了对抗大军的能力,所以中世纪之后,骑士文化逐渐没落,指挥战争的将领才是众望所归的主角。

所以中国侠客的失意,与中国比西方更快的历史进程有关,与宗法的关系基本不大,从专诸到荆轲,谁被宗法束缚住了?

而且西方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开始出现民间文学,被领主们大力颂扬的骑士恰逢其时,正好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素材,出现了《罗兰之歌》等歌颂骑士的作品;而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有讨论哲学社会学的诸家散文,有文字优美的词赋,歌颂侠客的文学作品却实在不多见;在以后的各种记载中,对侠客的评价好坏差距很大,不像西方那样基本以歌颂为主,宣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第二,中国的商业是文人打压的吗?

和中世纪环境相同的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非但没有受到打压,反而是各国诸侯鼓励和拉拢的对象。因为诸国对峙,想要增强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商人经营盐铁,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郑国商人弦高偶遇秦国偷袭郑国,所带商品竟然能够冒充国君的国礼,献给秦军,更不用说吕不韦投资赵异人,最后当上了秦相国。

此时各国优待商人,除了富国,还因为各国战乱不断,人口消亡很快,商业占用的人力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且群雄并立,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打压,就会自然地流动到其他的国家去,打压的国家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汉武帝时期,长期安全稳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粮食产量显然不可能随着人口速度同步增长;偏偏中国又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在农业辛劳收益低,商业比较轻松又收益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扶农抑商,无数农民就会弃农经商,造成粮食短缺。一旦发生大饥荒,轻则流寇四起,社会动荡,重则皇帝身死,改朝换代,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尽管武帝时期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文人阶层,皇帝也已经意识到商业对农业的严重冲击和它的后果,开始打压商业,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变;只要统治阶级不能确定长期解决了粮食问题,重农抑商制度就会一直执行,这不是文人的选择,甚至不是皇权的决定,而是历史的选择。

何况即使文人歧视商业,他们可不歧视商业挣来的钱,各大文人家族都拥有各种商业资源和脉络,不然靠那点俸禄,怎么维持优裕的生活?商业提供的利润,就是生活的保证,文人们只会打压侵害他们利润的商业,怎么会消灭保证他们收入的商业?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对商人也不是始终笑脸相迎的。以圣殿骑士团为例,他们在全盛时,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年收入超过600万英镑,他们向各国国王放贷,并且接受存款业务,这是最典型的商业活动了吧?但就是因为他们放贷太多,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既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又垂涎圣殿骑士团的庞大资产,在1291年和1306年先后两次用暴力洗劫法国境内的意大利银行家与犹太银行家之后,又干脆联络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骑士团一网打尽,总团长雅克·德·莫莱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圣殿骑士团被押上火刑柱

事实证明,无论中外,王权只有在有利可图且又无力掌控的时候,才会大力扶持商业;一旦商业挟持的资本势力扩张到危及王权的地步,只要王权有能力,都会对商业实行打压,这关系到切身利益,不是阶层或族群侵轧的问题。

笔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于中西的历史发展不同带来了文化和政体的不同,所引发的中西观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双方在理解对方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言,一方面,无视中国的独特性质,对中国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现象,经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异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经常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把中国出现的和西方一样的现象,归结到中国独有的原因或责任上去(为达到利己目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除外)。

西方很难理解中国在小到几百万平方公里、大到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维持千年以上的中央集权政体,对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大一统理念也没有任何概念。笔者当年和法国朋友聊天时,谈到了广东一省富裕程度远超周边各省时,他立刻问道:“那么广东为什么不独立呢?”在他们看来,一个富裕省份居然愿意和周围的贫困省份联合一起,简直不可想象。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都是富裕地区,独立的呼声很高;美国一闹经济危机, 就有人想分家单干。共富贵时还好,一旦要共患难了,西方的富裕地区是不想带着穷亲戚的。

中国很多人亦对西方的某些现象怀有幻觉,例如,笔者在朋友圈里曾经看到,对西方迟迟扩展不了移动支付业务,声称是出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看到西方年轻人买房的比率大大低于中国,又以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向往自由,实在是让笔者觉得好笑。这两个问题其实就一个原因:没钱。哪儿有那么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能拘于中国文化,还要了解世界文化;但要了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国文化上站住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样重要。在噪音嘈杂的国际舞台上,维持本心,坚守立场,并推广中国的理念,是我们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苗柔柔

苗柔柔

法国“中国与卢瓦尔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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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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