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苗柔柔】

今年7-10月，国家博物馆举办古罗马文明展，500多件文物展示了古罗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历史面貌。

展览名称虽然是“意大利之源”，但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罗马从王政时期开始，历经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保持了1000多年的首都（或政治权力中心城市）地位。帝国时期不是出身一家的皇帝换了多少个，罗马却始终屹立不倒，以至于国以罗马为名。

相比起来，中国的朝代不少，首都也不少，西安、洛阳的首都史都超过了1000年，北京有800多年，中间也都历经多个朝代，为什么却没有长安帝国或洛阳帝国的说法呢？

历史沉淀出“罗马帝国”

其实历史上并没有“罗马帝国”这一官方国名，它正式的名称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说明了这个国家的两个特点：

1.元老院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能够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运作。

2.“罗马”人民，罗马才算数， 其它地方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附带品。

很难想象中国的某个朝代叫“贵族世家和长安人民”，国号上的不同已经反映了社会性质的不同。

元老院其实就是氏族或联盟内的贵族长老团，本质上是氏族或联盟内没有一个强势人物能够彻底压服其他人，所以掌握权势者联合议事并作出决定。罗马帝国从王政到共和国时期，君主采用元老院推举制，选择权不在上任君主手里，而是在元老院手里。君主和元老院互为依靠，又互相敌对；和平时期能够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但若有危机，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便宜了第三方。

与中国皇帝大多平稳继承相比，罗马帝国的皇帝更迭可谓波澜诡谲，杀机四起，而且这种非正常状况几乎贯穿了整个帝国时期。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和共治君主大约90位，死于非命和怀疑被杀的倒霉蛋占了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是能安稳终老的。

罗马帝国的女性不能继承皇位，而且西方实行一夫一妻制，尽管皇帝或国王可以有多个情妇和私生子，但在法律上都无君主继承权。一夫一妻制是进步的婚姻制，弊端却是合法婚生子的数量较少，一旦无子或婚生子早亡，就会给王位继承带来麻烦。和平的方式是大家都接受从近支中挑选一个继承者，但若是有多个地位相近的候选人相争，往往会引发政治动乱或战争。

屋大维无子，收养第三任妻子和前夫的儿子提比略继承皇位；提比略的儿子和继子均早亡，第三任皇帝是屋大维外孙女之子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无子，他叔叔克劳狄乌斯当了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的一个儿子早亡，另一个儿子被继子尼禄视为皇位竞争对手而毒死，最后尼禄当了第五任皇帝。五代皇帝之间，没有一代继任者是上一代的亲儿子。

接下来尼禄被推翻后，争位的四帝也都不是父子关系。再往后帝位传承，儿子和继子能和平继位的实在是少数，多数是打打杀杀或靠禁卫军扶持拼出一个胜利者。皇帝血脉的不稳定与贵族军头们的强势，极大地摧毁了帝国的稳定性和皇权，皇权软弱不能保证下一个皇帝是谁，更加激发了权力集团的投机性，一不顺心就暴力换个皇帝。

罗马禁卫军刺杀皇帝卡利古拉。本该护卫皇帝的禁卫军刺杀皇帝成了传统，据统计，罗马帝国59位皇帝，26人被军队刺杀或死于军队哗变，占总数的44％；6名近卫军长官登基称帝。

既然帝位不能保证平稳过渡，那么候选人争取国都权力集团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外省势力远水不解近渴，而且基本只限于上层群体的争斗，不牵涉社会下层，更不会推翻旧有社会机制；皇权立足于国都，国都实力集团把持政权，也就不会轻易迁都。总之，谁能占据罗马，谁就能当皇帝。

这就是说，罗马帝国基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以血脉传承，以家世为标记划分朝代也麻烦而困难，要知道有好几个时期都是多个君主共治，皇帝走马灯似的换，帝国却始终是那一个，最鲜明的标记不是民族、地域、家族，反而是都城，流水的皇帝，铁打的罗马与罗马帝国。

反观中国

中国早期也实行民主推举制或禅让制，但很快就被夏商的家天下传承制取代，因为夏商都出现了权力强盛的君王，能保证帝位由儿子继承。而且中国自春秋以来，在文化上崇尚“仁孝大义”，到了汉朝基本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以忠君护国为荣，以弑君叛乱为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更罔论承认其夺取皇位的正统性；护卫国都的军队都从有财产、身家清白的良家子中选拔，衷心不二，极大地保证了皇权的稳定。

中国各个朝代定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并不拘于前朝的限制。

秦国争霸天下的过程中，随着地盘的扩大，多次东进迁都，最后选了交通方便、易守难攻的咸阳为都城。秦朝建立后，顺势继立咸阳为国都。

秦国迁都示意图，图片来源：sohu

刘邦击败项羽，本想建都洛阳，但是娄敬、张良赞同关中，认为关中既有函谷关、陇蜀的良田可供粮食，南通巴蜀，北联胡地，东方牵制诸侯，可以三面防守，并有渭水通运京师，最后刘邦决意汉朝定都长安。

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有各的都城。

隋唐两代，出于历史传承、政权划分、地势护卫和粮食供给等原因，选择长安和洛阳为国都或陪都。

唐代之后，历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等战乱，原本作为都城的长安和洛阳逐渐荒废，五代十国开始，北方政权先后在开封建立都城。

北宋定都开封，看中其地理位置与洛阳接近，处于疆域中心，便于国家管理；地势平坦，陆运便捷；又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未来的宋太宗赵光义任开封府尹时，精心打造了汴河、惠民河、金水河、广济河组建的“漕运四渠”，极大地解决了首都的物资供应问题；而且赵光义根植开封多年，人脉深厚，坚决抵制一切以外的候选，最终国都花落开封。

元朝起家于蒙古草原，忽必烈定都北京，因为北京北通蒙古，万一失败可以遁回老家；南向汉地，方便控制汉区，东联东北，北京居中的地理位置最适合元朝的疆土管理；而且北京是当年忽必烈父亲托雷的领地，以往已经长期在金朝的统治下，居民对汉政权的向心力不强，非常有利于元朝统治。

朱元璋选择南京为国都，因为北方历经多年战乱，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南京保持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有足够的税收粮秣供应首都；而且元朝残余尚未完全消灭，南京远离蒙古，较为安全。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不少部下是淮西乡党，不愿意离家太远，但凤阳的条件又不足为都城，离家较近的旧朝古都南京就是最佳选择。而朱棣迁都北京，他自己是燕王，封地在燕，而且朱棣自恃武力强盛，北迁北京非但不惧元蒙旧势，反而有逼迫之态。

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大致与元朝相同。

由此可见，中国的王朝更迭是整体性的，是新的地方势力集团对旧王朝的清扫大洗盘，拥有强盛实力的新集团完全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新国都。而罗马帝国基本由国都圈实力派决定皇帝，候选人离开了罗马就当不成皇帝，与此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新任王朝“受命于天”，哪里会受旧国都的限制。

简而言之，在中国，是皇帝决定国都，国名自然也由皇帝决定；在罗马帝国，是国都决定皇帝，皇帝或家族不重要，罗马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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