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斯温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如今，竭尽所能地渲染中国威胁到了美国、西方和亚洲的利益已经成了美国以及某些欧洲国家的保留节目。政客、军官和专家轮番上阵，叙述北京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军事政策、“顽固对立”的意识形态、“掠夺性”经济和技术政策以及“用心险恶的”拓展海外影响力行动将带来怎样的危险。

特朗普政府惯于使用这样的煽动性形容词去形容中国，但在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已开始有意回避使用大多数此类形容词。尽管如此，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仍声称北京对“维护稳定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构成挑战，并将其刻画成全球民主威权斗争的矛盾焦点，拜登声称，这场斗争目前正处于“拐点”。

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各种战略文件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发表的讲话都有一个前提，上述措辞呼应了这个前提：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一场以中国为对手的大国战略博弈之中，美国所面临的任何其它外部（甚至国内）威胁或隐忧与其相比都不重要。

毫无疑问，北京在许多领域的行为挑战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得利益和民主价值观。

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行为当然需要美国和其它国家作出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反应。但要有效应对，还需要准确评估中国未来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期刊载本文

而在这方面，现在很多人断言甚至暗示中国的行为已对美国、西方乃至最终将对整个世界构成全面的致命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北京采取一种冷战式的、你死我活般的遏制措施，这种观点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种极端的立场压制了反对意见，并阻止人们为寻求更加双赢的措施而努力，而且这通常会导致要求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呼声出现。

事实上，没有太多切实证据证明中国构成了致命威胁。这并不表示中国在某些领域不构成威胁，而是说华盛顿在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基于事实而不是危言耸听。不幸的是，正确评估中国挑战似乎是华盛顿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最基本的字面意义出发，致命威胁是指某国既有能力又有意图，可能通过使用高致命性的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去灭绝美国人，从而威胁到了美国的现实存在。对这个词的非常规解释是，通过施加经济、政治、观念和军事压力，严重侵蚀或终结美国的繁荣和自由，从而在根本上摧毁美国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任何无法满足上述两个定义的威胁都不能表达出“致命”威胁的意思。

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中国没有能力在自己不被摧毁的情况下摧毁美国。中国的核实力远低于美国，其常规军事实力虽然在本地区可能很强大，但其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

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使用军事手段把美国赶出亚洲，控制本地区并阻止美国海空力量进入，从而使美国无法支援其在这一地区的重要盟友。由于该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这一做法可能会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正在失去意愿和能力去保持其在该地区的重要军事地位，它将继续与那些反对中国支配该地区的亚洲盟友保持密切关系。实际上，亚洲地区更大的危险在于，华盛顿可能会采用连盟友都反感的军事行动和措施去应对中国。

剩下的就是非传统威胁，在此大概指两方面：经济和技术领域，以及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内部的思想观念和影响力运作领域，包括中国向世界其它地区输出其所谓的统治“模式”。

前一种威胁可能是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影响力方面占有总体优势，而对美国而言（也许再加上成功地运用军事手段封锁美国的海上交通线），则是中国借助这种优势使美国变得贫穷，从而威胁到美国稳定而繁荣的民主体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使得中国最终控制美国。假设来说，构成这种影响力的特定基础将包括中国几乎绝对主导中国和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和供应链，并主导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和军事能力发展的所有关键技术。

几乎难以想象中国对美国的控制能达到这种程度。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人力、技术和其它资源，一个巨大而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海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存量，以及具有国际金融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拥有具备高度企业家精神和活力的劳动力人口，但中国的艰难前行却受到了严重的结构性和政治性制约，如耕地不足、社会迅速老龄化、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等。

北京当然利用了其经济影响力（如市场准入）来向外国公司和政府施压，要求它们支持中国的政策，或停止其认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比如与台湾地区有关的行为。虽然这样的经济胁迫手段并非中国独有，但它肯定会侵蚀言论自由，从而威胁到民主的核心原则之一。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实力的有限水平以及民主国家与之相抗的全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的此种行为很难对美国价值观构成致命威胁。

一些观察家声称，北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制定关键技术领域的标准，并在世界各地安装科技硬件，最终中国能够在商业和军事领域将美国永远踩在脚下，以此威胁到美国的生存。但这也极不可能。

中国企业肯定在参与制定某些关键领域的标准，包括5G通讯技术。但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竞争非常激烈，美国、亚洲和欧洲的公司都掌握着这些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标准而言至关重要的专利，正是这些专利构成了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基础。中国企业主导这一进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许多科技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在标准制定和硬件发明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种进展所能引发的最糟糕后果也只是造成技术生态系统的支离破碎，有可能使所有国家都受损，而不是让中国拥有足以战胜美国的实力。

更现实的情况是，北京可能会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高科技公司逐渐排除在其市场之外，这可能会使它们难以继续发展和创新。中国的融资能力和供应链可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将这些国家锁定在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中。但考虑到其它外国高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以及面对外国公司的竞争，任何中国高科技生态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影响力都很有限，这些新情况都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

后一种致命威胁是一套所谓的行为规范或意识形态威胁，这一威胁的众多组成部分包括北京可能会推翻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针对美国社会展开的拓展影响力行动、中国输出其政治价值观和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以及出售监视技术和其它有助于威权国家崛起或巩固的产品。这些威胁乍一看都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它们虽然很严重，却被过分夸大了，其严重程度并没有达到致命威胁的水平。

中国政府没有多少兴趣去输出其治理体系，即使输出，也几乎完全针对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确实在强迫或积极劝说各国学习他们的经验。

此外，有观点认为北京正试图控制其它国家，通过让它们陷入到债务陷阱之中，并向它们出售监控系统等“老大哥”硬件来使这些国家变得更独裁，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事实根据。

中国的银行并不想发放无法收回的贷款，而之前出现的坏账往往要归咎于贷前调查不力以及贷款人和/或借款人的无能与过度热情。此外，在发放贷款和销售监控设备方面，中国对民主和非民主国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偏好非民主国家。

即使北京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出口到其他国家，这种模式的实际吸引力也将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促成中国成功发展的模式对于其它大多数（如果有的话）国家来说是不可复制的。其中包括高储蓄率；高度进取和渴望创业的人文环境；国有银行体系和不可兑换货币；规模庞大的国有行业，这些行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党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并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

此外，考虑到中国具有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严重、社会安全网不健全等问题，这样一种模式（如果可以称其为一种模式的话）如不发生改变就几乎肯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

尽管中国这种经济改革政策和威权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自愿或在中国胁迫下采用这种体制。在中国周边当然有许多独裁国家和脆弱的民主国家，但在它们中没有一个是中国制造的。

其它被夸大的还有中国挑战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首先，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全球秩序，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观察家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由不同起源的各种制度所组成，其中包括国际人权条约体系、多边经济体制和国际法院。

美国当然在众多此类机制中发挥着重要或主导作用，但它并没有建立和推动所有这些国际体制发展，而且事实上它还不支持其中某些制度，比如国际法院，它也没有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条约。许多非常重要的国际机制（例如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贸易和投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问题的机制）与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本身并没有深刻的联系，而且这些机制也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尽管常常是心口不一的支持。

现在美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如何抵御想象中的中国致命威胁，而是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有限挑战、威胁和事实上的机遇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基于现实的总体认识，并拿出应对之策。“中国正威胁着美国，要摧毁一整套美国生活方式”的观点似是而非，摒弃这种观点将使美国的应对任务更容易完成。

为完成此项任务，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发布了一份东亚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有必要出台一项对华政策，面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共同威胁，中美两国应该既竞争又协作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盟军在西太平洋应采取更具防御性、以拒止为目标（而非以控制或称霸为目标）的姿态；商议出范围更明确、大家共同遵守的国际经济和技术规范、体系结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制定协议限制军备竞赛和管控未来危机。与其出台一项战略，把中国当作致命威胁并就此几乎完全专注于中美战略竞争，还不如进行上述活动。从长远来看，这些活动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