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几年，中国面临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个是同美国合作建立一个以全球法规为基础的新体系，以取代二战后秩序。第二个是在中国国内巩固法治。这两种情况下的挑战都在于替所有人建立一个稳定与公平的游戏场。要建立这样一个游戏场，需要抵制称霸野心和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还要在国内限制滥用权力和特权。

战后美国领导的“全球化1.0版”带来了安全、稳定和开放，使得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得以崛起。现在这种全球化已经让位给“全球化2.0版”。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中，多种角色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国家处于支配地位。

文章作者美国《世界邮报》总编辑内森·加德尔斯做客观察者网

然而，“相互依赖”不会进行自我控制，并且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独自控制它。美国或许再也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后美国秩序并不意味着“无美国”秩序，就像它同样不意味着中国将作为新的霸主统治世界。

要为21世纪建造一个稳定和包容的秩序，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伙伴，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两个大国不致力于打造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以全球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世界将注定再次分裂为不同集团，这会损害每个人的未来。

在建立伙伴关系的问题上，说比做容易。跨大西洋秩序有着共同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与此不同，美国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文明根基。“跨文明”伙伴关系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的，中国的地缘政治模式由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周边多个附属国构成。相反，美国则通过在全球寻求权力平衡来处理它的国际关系。在今天相互联系的世界，在任何新的地缘政治协议中，伙伴关系必然是权力平衡的一部分，在这点上，基辛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要发挥作用，美国必须能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平等的兄弟”。但这是双向的：中国也必须从全球角度出发来看待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它还是一个地区角色的时候从未遭遇过的。

对中国来说，支撑任何伙伴关系的“相互尊重”意味着，美国承认其一党执政的政治体系。美国人必须明白，如果国内外对中国的批评扎根于这种基本的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并且不被中国人视为一种颠覆他们治理体系的阴谋诡计，中国人会更加从容地接受批评。

如果美国政界更诚实并比较不带意识形态地观察整个世界，它将会看到，同与美国在全球各地起冲突的其他势力相比，中国在社会方面有着同美国更加一致的目标，例如科学发展观、所有公民向上层移动的机会，以及促进女性地位。

同俄罗斯不同，中国并不支持一种防御性的或退化的意识形态。相反，中国务实地致力于一个文化、政治和社会重建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将国家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中国和美国都将注意力放在未来。如果它们合作以塑造未来，未来对两国来说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法治和司法独立并不是西方用来损害共产党的“特洛伊木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优良治理模式的柱石。当然，中国寻求建立这些柱石的历史土壤同西方很不同。

积极的反馈对于一党执政体系来说是关键。中国政治体系的优点是，它有能力通过广泛的协商与争论以在一党内部达成共识和形成统一目标，而无需通过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来分裂国家。当任人唯亲得到控制，就能根据经验和能力来提拔干部。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制定限制着眼于长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策，并让这些政策得以持续实施。

当然，这个体系的不利方面在于，它很容易变得守旧和腐败。要让它有效运行，必须有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相对开放的言论和一个能有效处理腐败与滥用权力的司法体系。

（本文来自香港中美聚焦网12月15日文章“中国和美国：必不可少的伙伴”，《参考消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