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在当下的美国政坛，一股难以平息的对华敌视情绪正在形成，而且左右两派在这方面并无分歧，而中国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也为美国国内的那些对华鹰们派提供了大量弹药。

那些在背后支持“美国优先”民族主义思潮的战略家们在寻求与中国构建公平互惠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希望孤立中国并阻挠这个国家走上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种做法是个历史性的、愚蠢的错误（a historic blunder），这将注定导致美中冲突的爆发。

《世界邮报》主编、伯格鲁恩研究院高级顾问内森·加德尔斯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遏制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历史性错误》

中国的领导人们在思考未来的时候从未有一刻忘记过去。他们在心中最为重视的一点就是，中国再也不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中国在明清两代就曾陷入这样的窘境，结果导致这个国家遭受了从1839年至1949年被外国殖民侵略的“百年屈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会见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时划出了中国的底线，他指出“中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China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its own development path）。

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达了对美中关系迅速下滑的担忧。他警告称，世界可能会见证“经济铁幕”的落下以及一场“全面冷战”的爆发。保尔森语带忧虑地评论称，“当占全球GDP40%、全球增长贡献50%的美中两国的国家道路发生冲突，当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在脱钩，当两国有人处处撼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时，我们的国际体系怎么可能还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呢？”

本周，在《世界邮报》编辑部，我们讨论了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时该如何化解当下这一具有划时代特征的冲突局面，以便确保战后秩序的解体不会导致战前局面的重现。我们认为，最优策略不是遏制中国，而是在亚太地区构建一种均势，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该地区。当地区内各国在气候变化、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时，各国的国家利益便会发生重合。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为了避免下一场大战——美中之战——的爆发，对100年前那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他还在文中还回顾了近几十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以便对美中关系的本质给出新的定义。约翰·肯尼迪总统曾重新界定了美苏对抗关系，这可以为我们处理对华关系提供思维灵感和行动线索。就在他被刺杀几个月之前，他在为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毕业典礼所做的一场著名演讲中提到，美苏两国应该超越无止境的冷战，为人类的多样性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build a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虽然肯尼迪总统从未放弃‘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比共产主义阵营优越’的信念，可他还是认为，美国应该能够找到与信奉令人厌恶的价值观的死敌（a deadly adversary）和平共处的办法”，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样写道。

“美国和中国能否共同构建一种和平竞争的互动模式呢？我们能否提出一个新的理念，从而促使两国把在一些领域里的激烈竞争与在另一些领域里的深度合作结合在一起呢”，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样问道。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指出了美国短视政策的危险，他认为短视的美国正在促使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历史上的对手结为一个事实上的针对西方的联盟。

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自己对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上个月提出的“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崛起新举措”（Trump’s new approach of containing China’s rise）的赞同与反对之处。“我们手中并没有对华政策（a China policy），我们只有亚洲政策（an Asia policy）。我们的亚洲政策由两党共同制定，至今已有70年之久，我们的亚洲政策是个富有原则性和包容性的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融合了我们与很多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我们并没有一对一的针对某个亚洲国家的单独政策。美国所制定的这个政策体系为北约无法覆盖的亚洲提供了有利于创造经济奇迹的和平环境”，阿什顿·卡特在谈到美国近几十年的战略定位时这样说道。

“放弃这一政策体系就意味着把战场上的阵地让给中国人，而中国人十分擅长把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结合在一起使用来处理双边关系。所以说，纯粹的双边主义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阿什顿·卡特继续说道。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一定存在一些带有自卫性质的遏制中国的因素，不过我们曾经在冷战中对苏联采取的那种全面遏制战略是不可能使用在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身上的。我们当时与苏联之间并不存在贸易关系。即便我们与中国正式对立，也不会有亚洲国家愿意加入美国阵营或中国阵营。不过，当中国自我孤立时，美国的优势便会得到加强”，阿什顿·卡特补充道。

我们再回到美中贸易摩擦的话题。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贸易保护主义为我们进行重要改革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政府最近出台的关税措施违反了WTO规则，但这却使我们受到触动去修订那些规则，WTO规则的修订已经停滞多年、毫无进展。对于那些希望促进构建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人们来说，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解开美中死结。

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反弹心理以及中央王国致力于推动技术现代化的努力，这两者的对冲反映了全球贸易体系当下的病症。中国的贸易政策（包括那些不透明的、扭曲贸易状况的、对高科技产业的补贴政策）需要受到WTO规则的更严格的约束。不过从技术角度来讲，北京的‘自己遵守了现行WTO规则’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现行WTO规则在产业补贴方面的描述非常模糊。北京甚至很可能提出‘农业补贴方面的WTO规则也应该进行更清晰严格的修订’，而美国农民肯定不愿意看到WTO规则在农业补贴方面进行这样的修订”。

帕斯卡尔·拉米更深层次的改革主张在于，WTO已不再符合“21世纪里‘一个世界、三种体制’（one world, three systems）的实际情况”了。美国的体制是超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企业家（hyper-capitalist, individualistic and entrepreneurial）的体制；中国的体制是把强大的集体主义国家与不均衡的市场竞争相结合（mixing a strong collectivist state with uneven market competition）的体制；而欧洲的的社会市场体制（social market system）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这些体制必须实现共存，三者之间必须能够交换商品和服务，必须能够促进美国人、中国人和欧洲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之间实现流动。

2018年11月11日，法国巴黎，美、德、法、俄等国家的领导人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视频截图）

最后，我们不应错过这个时代里一个令人十分惊愕的瞬间（a striking snapshot）。上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仪式上，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把巴赫的乐曲带到了全球紧张关系的舞台中央。他的听众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些大国领导人们都在马友友面前站成了一排，仔细聆听他所演奏的一曲带有忧伤旋律的挽歌。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11月1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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