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程度。在1993年到2012年的20年间，作为初次分配，前1%的富人收入增长了86.1%，而后1%的穷人收入仅增长了6.6%。除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作为二次分配的税收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也令贫富差距雪上加霜。由于股票等投资收益的税率低于工资收入的税率，富人的非劳动所得变得成本更低，将依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甩在了身后。

尤其是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顶端的那些超级富豪，他们所享有的税率甚至在2012年之后已经不再公开。但即使在有据可查的年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大的群体的税率变化轨迹。合理避税是个常见的现象，但这个群体的能量不止于此，他们已经利用庞大的资本，将影响力扩展到立法和司法等领域，打造了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私人税收制度”。本文原载于2015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马力全文翻译。】

丹尼尔·罗布、刘易斯·摩尔·培根和史蒂芬·科恩，这三位对冲基金大亨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管理着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日进斗金，而且还在艺术品上大举投资，这几位在政治参选人身上砸下的金钱更是不计其数。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难以为人察觉的税收漏洞避税数百万美元。实际上，这些钱去百慕大群岛这个避税天堂兜了一圈又回到了他们的账户上。

丹尼尔·罗布夫妇和他们的豪宅

在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已经恶化到近一个世纪来最严重的程度，关于政府是否应对富人课以更重税赋的公开辩论也日益激烈。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却花钱打造了一个复杂精妙且极为有效的避税机制。

有人称其为“收入保卫行业”，从业人士包括要价不菲的律师、个人资产规划师、游说人员以及一些反对增税的活动人士，这些人不但可以将极度复杂的避税手段运用自如还极力维护这些手段。当然，对于中低收入的纳税人来说，这些人是派不上用场的。

近年来，对于那些富有的美国人来说，这种机制已经成为一种最有效的避税手段之一。无论政治派别，这些人包括罗布、科恩这些给了共和党大笔捐款的富豪，也包括一边呼吁对富人增税，一边却在利用税收漏洞确保自己财富免受损失的自由派的乔治·索罗斯。

这些人组成的圈子并不大，正是他们为2016年总统选举提供了大部分的早期竞选资金。

通过在税务法庭上援引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以及与美国国内税务局私下协商，富豪们避开大众视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稳步削减了政府对自己征税的能力。结果，他们创造了一种私人的税收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仅服务于几千个美国人。

这对他们财产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二十年前，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根据国内税务局的统计，400位全美收入最高的人将他们收入的27%缴纳了联邦税收。而2012年，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时，这个税率已经降到了不到17%，仅仅比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高一点，而且税率对两者来说都是计入工资税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仅仅为这些纳税咨询服务付了几百万美元，却少缴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税金”，在西北大学研究经济领域精英人物的政治学者杰弗里·温特斯说。

当前最有影响的几个减税运动都是由几位2016年总统参选人的捐款大户发起的。这些人包括对冲基金投资人同时也是共和党捐款人的罗伯特·默瑟、民主党捐款人詹姆斯·西蒙斯，以及期货交易人杰弗里·雅思，他同时也是一位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共和党捐款人。

杰弗里·雅思的公司正在就数千万美元漏缴税款与国内税务局打官司。由詹姆斯·西蒙斯建立、罗伯特·默瑟负责运营的对冲基金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目前在接受国内税务局的调查，参议院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支基金利用漏洞偷逃税款达68亿美元。同样是这些人还付出大笔资金给反对向富人增税的保守派组织。

奥巴马政府2013年提出对富人增税，这也是20年来的第一次。国内税务局也希望通过打击富人逃税行为来确保高税率得以实行。目前这两个税收举措还成败难料，同时富豪捐款人在激烈的总统选战中所体现的影响力也在接受着考验。

诸如伯尼·桑德斯、希拉里·克林顿这些民主党人已经宣称要对富豪增税，而几乎每位共和党人心中都有复杂的减税方案，某些情况下可以将纳税占收入比降到10%。

与此同时，大多数共和党参选人都支持取消遗产税，这将方便那些新老富豪毫无损失地将自己的财产传给下一代，并将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传递给下一代，固化未来的经济鸿沟。有人甚至提议对本已很低的投资收益税再大幅削减甚至给予免除，投资收益低税率是对富人最有利的。

“有人认为，那些富豪可以花钱买通政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买到对己有利的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这就是那些可恶的税收漏洞存在的原因，也是那些漏洞难以消除的原因”，拜登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贾里德·伯恩斯坦说，他同时也是有左翼倾向的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中心高级研究员。

家族办公室

2012年（这是有据可查的最近一年），对于全美收入最高的400个人来说，人均所得3.36亿美元。如果像普通美国人那样，这些钱主要是工资的话，那他们交的税可能翻一番都不止。

美国最富有400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随时间变化图（来源：美国国内税务局）

其实，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关系错综复杂的合伙企业和高端的投资基金，还有些来自不透明的家族信托基金和国外的空壳公司，这些都是税务部门监管的空白。

发明这套私人税收制度的专家们都拿着高薪，在大牌的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或鲜为人知的高端专卖店工作。

但是减税策略的关键在于所谓的家族办公室（观察者网注：一种为富裕家族管理财富的私人机构。它通过全球性的财务咨询、税务规划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教育专家、健康咨询师等顶级的专业顾问团队，为富裕家族量身打造私人定制的全方位服务），这是一种提供按需定制的个性化财富管理方案的机构，服务于身家数亿或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富豪们。

这种家族办公室出现于19世纪末，由洛克菲勒家族首先发起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流行开来。但是数量激增却始于十年前，原因是超级富豪的地位和财富规模在这十年间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大量的财富，所以产生了对家族办公室这一行业的需求”，行业招聘顾问斯里·阿里米利说。

很多家族办公室都用来管理和保护某个家族的财富，业务范围涵盖从投资策略到慈善行为等很多领域，但缴税方案策划才是它的核心功能。虽然某些特定的避税技巧非常复杂，但他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些简单的方法，例如把一种收入转化为另一种税率相对较低的收入。

例如，罗布先生曾投资了一家百慕大群岛的再保险公司（也就是一家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公司），而这家再保险公司转而将这笔钱打到了罗布的对冲基金账户上。通过这种方法，罗布把税率为40%的短期市场投资利润，转化为一种名为资本收益的长期投资利润，而这种利润的税率仅为20%左右。这还让罗布先生享有了额外的获利，因为通过不确定期限地推迟对其征收收入税，他的收入可以利滚利，财产实现了更快增值。

刘易斯·摩尔·培根夫妇和他们的私有岛屿罗宾斯岛（在纽约长岛附近）

这家百慕大再保险公司在2013年公开上市，罗布先生设立这家公司不只是出于避税目的，它的确在保险市场上非常活跃。但科恩先生和培根先生近年来放弃了这种利用保险公司的避税策略。“我们投资Max Re公司并非出于避税的动机，我们希望利用类似于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观察者网注：美国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业务是以直接的保险金和再保险金为基础的财产及灾害保险，该公司还持有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以及中美洲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那样高度动态的投资组合，进行一笔真正考虑投资人利益的明智投资”，领导着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培根说，“对冲基金只是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摩尔资本的产品线更是这种投资组合的很小的部分”。罗布和科恩均对此不予置评。

建立一个合伙企业，就其业务本身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某些供富豪们获得收益的合伙企业甚至可以公开募股，也就是在保留企业控股权的前提下，使套现更容易。但是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缴纳公司收入税，合伙人们只是各自缴纳自己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这点个人所得税还经常因资产折旧等原因获得大幅度减免。

最近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于大型的私人合伙企业，“国内税务局经常难以判定它们是否存在避税行为，纳税程序很不规范”。国内税务局无权向这些合伙企业直接追缴少纳的税金，甚至向那些有几百个合伙人的企业追缴也不行。它必须向每位合伙人本人追缴，这无疑要耗费国内税务局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富豪们还可以采用一系列难以为人察觉的个性化的减税措施，与此相比，以办公住宅（观察者网注：在美国，使用自己的住宅来办公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名义作假或隐瞒一笔客户招待费简直不值一提。另一种志在必得的策略是，将收入投资在一支慈善信托基金上，以抵消该项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而这支信托基金可以购买一份所谓的私募人寿保险，该保险再转而将钱投向多支对冲基金并获得免税待遇。因此，在这支慈善信托基金每年花掉一些钱做几件善事之后，该富豪的继承人便可以免税拿到剩下的钱，而且通常是一大笔钱，损失很少。

很多此类避税策略都是经过精心盘算的，而且富豪们表示使用这些策略是自己的权利。而另一些策略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边界是由富豪们与国内税务局之间博弈的结果来决定的。几乎所有避税策略的价格都超出了普通纳税人的支付能力。

“在税务律师和会计师中，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往往从这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中获利颇丰。老实说，以国内税务局的理解能力和办案条件，完全无法应对这些避税手段”，不久前还在领导国内税务局这家税务监察机构的凯伦·霍金斯说。

制定税收政策的高昂成本和其中的复杂性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税务专家说。无论国会设定怎样的税率，那些富豪都会利用其不计其数的优势使实际的税率最终降低。

自2012年底奥巴马就任总统开始，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没有变过（工资税除外）。但是高收入的千分之一美国人的税率从20.9%下降到17.6%。与之相比，收入在前1%的美国人（非常富有的那千分之一除外），其税率从不足24%却上升到比24%稍高。

“我们确实有两个不同的税收制度，一个为普通人制定，另一个为那些有能力为深奥难懂的避税咨询付费的人制定。在收入分配的金字塔顶端，实际税率是偏低的，这与累进税制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圣迭戈大学研究税收政策与不平等关系的法律系教授维克多·佛莱舍说。

低调的防守

既然已经成功建立了另一套税收体系，美国富豪们对于保卫这一体系就会非常积极用心。

例如，代表那个百慕大群岛保险公司（由罗布协助设立的）利益的贸易集团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跟国内税务局交涉，认为国内税务局修补对冲积金保险漏洞的规定是难以执行的。

代表私人普通股权基金的那些主要行业协会每年都花费数十万美元就附带权益（观察者网注：指风险投资基金经理从基金的投资利润中分得的部分，一般是在投资者收回全部投资后，按资本增值的20%计算）、华尔街金融行业税收巨大漏洞之类的问题游说国会。通过这些游说，基金经理们可以按资本收益率而不是更高的标准税率为收入的主要部分缴纳税金。

今年10月国会通过的预算案第一次允许国内税务局向大型合伙企业按照有限公司水平追缴少付的税款，这大大降低了国内税务局的追缴难度，还是多亏了一项条款，立法者在那些游说人士动员起来之前的最后关头顺利批准了这个预算案。但是这些新的规则相对来说还是无力的，有限公司仍然可以让合伙人来缴税，而且这些规则要等到2018年才会生效，这给了富豪们大把时间进一步削弱这些规则。

该条款通过后不久，托管基金协会，一个代表主要对冲基金（诸如D. E. Shaw、复兴科技、Tiger Management、Third Point）的行业协会开始接触国会议员讨论一份调整清单。这些基金的创始人都曾经给2016年总统参选人捐赠了至少50万美元。在奥巴马任期内，该行业协会已经发展成为华盛顿最有实力的行业协会，每年在游说上的花费超过400万美元。

富豪们的游说力量一般是通过行业协会和律师来实现的，有些富裕家族还联合起来以更直接的手段促进自身利益。

在此过程中，遗产税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家族办公室的经理帕特丽夏·索达诺开始代表富有家族为减免税款进行游说，这不仅会给他们省钱，还有利于让家族企业代代相传。这种想法激怒了很多态度强硬的体力劳动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遗产税仅仅与最富有的美国人有关。但是索达诺女士的努力（部分受到玛斯和科克家族的资助）为2010年一整年的减税奠定了基础。

这项税款现已恢复征收，但目前仅适用于给后代留下超过1100万美元的夫妇，比索达诺女士开始游说时120万美元的起征线已经提高了很多。去年，被征税的家庭还不到5200个。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现在能取得这么大成绩，我是不可能相信的”，索达诺女士在采访中说。

然而，某些最重大的胜利在富豪和他们的财务经理圈子之外是鲜为人知的。

2009年，国会开始要求对冲基金之类的投资合伙企业向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注册，这样监管者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它们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

早期的法律条文要求即使单独的家族办公室也要进行注册，这将那些遮遮掩掩的机构暴露在监管机构面前，而这是他们的客户极力要避免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给国内税务局提供一些建议和技巧，这在国内税务局办理不利于富豪们的某些征税案件时颇有帮助，而且通常这也更利于对避税行为进行监控。

2009年夏天，一些家族办公室经理组成了名为“私人投资联盟”的游说团体，要求撤销单独的家族办公室也要进行注册的规定。该联盟在2010年的杜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中赢得了税收豁免的成果，然后在2011年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说服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采纳他们对“家族办公室”的定义。

他们的游说成功了，结果税收漏洞更加扩大，索罗斯麾下24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因此大大受益，在将资金返还剩余的一般投资人之后，该对冲基金变身为一个家族办公室。而对冲基金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这位索罗斯的前合伙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通常支持民主党的索罗斯家族已经承诺拿出100万美元用于2016年总统大选，而支持共和党的德鲁肯米勒则拿出了30万美元支持三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在2013年“私人投资联盟”年会的幻灯片演示中，他们将成果归功于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国会公务员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多次会谈。“我们保持低调，不但得到了想要的，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幻灯片中如此阐述。

跛足的监管

无论是税收漏洞还是游说活动，政府向富豪阶层征税遇到的最后难题却是国内税务局自身的危机。

奥巴马总统已经把打击富人逃税行为列为优先事项。2010年他还签署了相关法令，此后无论哪个美国人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或去开曼群岛避税，监管者将很容易发现此类情况。

国内税务局还组建了全球高收入产业组织，通俗地讲，就是“富豪猎杀小组”，用于监控年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看他们的资本回报如何。

上述措施已经帮政府追回了数十亿美元税款，但此时该机构却要面临丑闻、政治压力和预算削减的困扰。在2010年（这一年年底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和2014年之间，按实际价值计算，国内税务局的预算被削减了约20亿美元，也就是下降了15%。据该局介绍，由于预算不足，他们不得不削减约5000个高阶执法岗位，而他们一共才有约23000个此类岗位。

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群体的审查率在“富豪猎杀小组”组建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很高，但随后却一直在降低。

史蒂芬·科恩夫妇和他们的豪宅

此外，国内税务局面临的政治挑战在2013年变得尤其严峻，因为该机构承认在审查免税政治活动过程中曾单独挑出保守倾向的非营利组织给予格外关注。（该事件引起很大争议。此后，一些高级官员辞去了职务。）

几位国内税务局的前官员，包括马库斯·欧文斯这位负责对免税机构进行审查的部门领导，都说这起事件严重打击了他们对其他纳税人的调查积极性，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们部门以外的同事。

在某些领域里，“国内税务局的执法工作不是被削弱就是完全缺位”，欧文斯说，他自己曾就职的部门主要负责监管慈善团体和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流向，而这个部门的职能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类似“自由万能”（观察者网注：该组织的口号是“少收税、少监管、多给自由”）和“税务改革派”这样的组织都多少获得了富裕家族和大公司的资助，而且他们还曾提出弹劾国内税务局的局长。另外，他们还获得了类似“增长俱乐部”（观察者网注：减税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这种有钱的游说团体的支持。而这个“增长俱乐部”还支持共和党内部的反增税阵营对支持增税者进行挑战。

2014年，“增长行动俱乐部”（观察者网注：该机构是“增长俱乐部”下属财务独立的政治部门）的基金筹集了900多万美元，大多数都花在抨击国内税务局的参选人身上。该基金有超过60%的款项来自12位捐款人，其中就有罗伯特·默瑟，他仅在过去五年里就捐赠了200万美元给该基金。默瑟先生和他的直系亲属还向支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一位公开批评国内税务局的总统参选人）的其它几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了1100万美元。

另一位著名捐款人是杰弗里·雅思，他正参与经营一家叫做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的贸易公司。今年9月，他为“增长行动俱乐部”的基金捐赠了10万美元。雅思先生目前还在卡托研究所（观察者网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智库，使命是“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的董事会任职，他看起来是支持“有限政府”的观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捐赠行为。

杰弗里·雅思希望削弱国内税务局的想法未必是一时兴起，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眼下正在与一项国内税务局的决议相对抗，该集团的一家下属公司2007年开始成功地将超过3.75亿美元在爱尔兰和开曼群岛子公司的利润转移至美国，造成的拖欠税款金额十分惊人。（该下属公司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利润转回美国，而税金是按照分红的标准缴纳的。国内税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普通所得税税率来缴纳，也就是说还应该多缴数千万美元税金。）

今年6月，雅思先生捐赠了超过200万美元给支持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的三家财务独立机构，而这位兰德·保罗曾呼吁以14.5%的统一税率对所有收入征税。这项税务改革如果成功，像雅思先生这样富有的支持者将少缴税金达数百万美元。

兰德·保罗也是一位总统参选人，他的建议更加过分，他不但把国内税务局称为“流氓部门”，还在2013年散发一份请愿书，呼吁进行体制改革，来作为对所缴税金的补偿。请愿书中提到：“我们兹决定发表如下声明，在此署名的所有人都强烈要求立即废止国内税务局这个机构”。

即使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这些富豪纳税人还是会继续享有与我们普通人无缘的各种优惠。

对于这些超级富豪来说，“我们的税法就是个滴漏的油桶”，民主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首席税务顾问托德·梅特卡夫说。“除非你把每个洞都堵上，或者干脆换个新桶，否则油会继续漏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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