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将因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权更替而载入史册。中国共产党五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与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时间重合。如果这二十年一度的重合还不够刺激，埃及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坎坷转型则不断地提醒我们，缺少稳定体制的政权转移会是何种景象。

中美同时政权交替彰显了非凡的历史发展阶段。二十年前的我们，不可能预感到比尔·克林顿遭遇弹劾危机，美国最高法院竟决定了2000年老布什和戈尔大选对决结果。但任何一位理性的观察家都可以预见总统大选仍将按照常规进程举行，并且，弹劾与选情意外能通过常规途径化解，而不会出现宫廷政变或政治清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2年时人们几乎不可能预测到，中共领导层能够通过常规化途径进行政权交替。五年计划不是什么新鲜概念，中国人已经从苏联学到了，但最高领导层的交接则没有按同时段进行。文化大革命与89风波所造成的权力动荡都没写在事先制定的议程上。

尽管邓小平一代1992年正式“退休”，没人真的相信他们真正放弃了政治权威。简言之，中国当时仍处于半独裁时期。于是，各种独裁式的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谁上台、什么时候公布、以什么方式确定权威，不一而足。

过去二十年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领导人逐渐以十年为一个阶段主动退隐。因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对于谁上台、什么时候上台有了些许把握。习近平与李克强上台两年以前，外界已有预期。

同时，通过共产党内部机制遴选官员，也日益以能力为标准，而非对党纪的忠诚度。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选贤任能的机制还有待完善，这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人们逐渐认识到，专职挑选党内人材的党员会综合考虑才干、政绩、人际关系和对党的忠诚度等因素，以此来发展干部前途。

实际上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试验。共产党通过内部选拔和次代交替，要以不同于选举或世袭的途径解决权力更替问题。许多高层党员的子女利用了他们的优势，但太子党的身份不足以保住官位：你还必须是个好干部。

这些变化的关键是，中国虽然保留了威权主义，但绝不再是个独裁国家。独裁者不可能主动让出权力，阿拉伯之春向我们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新的独裁者不出现，体制就会逐步混乱，就像埃及现在这样。

一些观察家2012年时提出，中共体制过于关注政权更替，只关心谁进谁出，却忽视了经济议题。也许吧。但这与美国又有何不同：漫长的总统竞选期间，经济走向和财政状况完全被抛在了脑后。稳定的权力更替需要细致的过程，而细致的过程则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至少中国没有浪费20亿美元打竞选广告。

中国实现了稳定的权力交接，这一新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新政权将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稳定局面来之不易，领导层将倍感珍惜。任何突变都不可容忍。保守主义当道，而非急剧的改革。

邓小平一代当时面临着巨大的政权合法性挑战，苏联垮台，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似乎破产了。一系列的危机呼唤着大手笔的改革，当时采取的措施立竿见影、影响深远。如今，中共领导人肩负的担子更重了，扛起了政权常规交替这一重要资产。

当然，保守主义领导人也需要打好基础。习近平与军队的关系比前任更为密切，可能会展现强硬的姿态。他当即掌握了军权，而前任则等待了两年。从这一点便可看出习近平与军队的关系。习近平不会将钓鱼岛争端立即军事化——那不够稳健——但有军队的鼎力支持，他同样不会轻易退缩。

中国稳定的权力交接还有着历史意义。习近平需要军队支持，但他不需要像埃及的穆尔西一样担心发动政变的军方。在文官掌握军权这方面，中国更接近美国，而不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政权。

中国既没有执着地走向民主道路，也没有奔向脱离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道路。2012年中国脱离了独裁体制，无论从历史的纵向角度，还是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都足以令世人赞叹。

作者诺阿·菲尔德曼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彭博社2012年12月27日刊发，观察者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