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戴德·盖勒:工业化与人力资本

来源:《人类之旅》

2022-10-30 08:32

奥戴德·盖勒

奥戴德·盖勒作者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

【文/奥戴德·盖勒】

工业化与人力资本

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识字和算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限,提高这些方面的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生产率的影响也很有限。虽然监工和办公室文员等部分劳动者需要掌握阅读和基本算术能力,企业中的大部分任务还是可以由目不识丁的员工顺利完成。

到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某些新兴产业部门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显著提升。自此之后,满足工业化对劳动者识字与算术能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提升其机械操作技能,便成为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目标(人力资本是指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相关因素,如教育、培训、技能和健康)。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是首次出现,在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在首批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英国,工业化的最初阶段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密集机械化,不过技能劳动力的雇佣人数没有相应增加。例如在1841年,仅有5%的男性工人和2%的女性工人从事需要识字的岗位。员工主要通过在职培训来提升技能,童工非常有经济价值。可是到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英国的教育规模发生了巨大改变,5-14岁儿童的入学率从1855年的11%提升至1870年的25%。到1870—1902年,随着政府向公众提供免费义务教育,该比率提高至近74%。于是,英国男性的识字率相应从19世纪40年代的67%左右提高到该世纪末的97%。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课堂里头戴“笨蛋帽子”的学生蜷在角落

在法国,教育体系的发展远早于工业革命,这一进程到工业化早期阶段得以深化和改造,以满足工业的需求。17—18世纪的中小学教育主要由教会和宗教社团提供,政府对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有某些干预,目的是增强商业、制造业和军事事务上的效率。到法国大革命以后,政府设立了小学以及少数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目标是培育得力的精英,以操控军事和行政机构。鉴于工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增长,初等和高等教育的供给得以扩充,没有设立学校的社区数量在1837—1850年减少了约50%。到1881—1882年,法国建立了世俗化的全民免费义务教育体系,并强调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教学,5-14岁儿童的入学率从1850年的52%提升至1901年的86%。

与法国类似,普鲁士在18世纪初开始设立义务教育,远早于工业革命,并将教育视为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8世纪下半叶,对全体5-13岁儿童实施强制教育,当然部分由于资金不足,这些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到19世纪初,由于国家凝聚力、军事效率和官员培训等方面的需要,教育体系开展了进一步改革,推行三年期的世俗化义务教育,高级中学(gymnasium)被确立为国家制度,为精英群体提供九年期教育。与英国和法国一样,普鲁士的工业化与全民初等教育的实施时间同步。中等学校也开始积极服务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强调数学和科学教育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n)逐渐被采纳,同时建立了职业和中等专业学校。总体来看,中学总入学人数在1870—1911年间增长了6倍。

美国的工业化同样提升了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与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工商业部门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兴起增加了对经理、文秘和高素质销售人员的需求,这些人需要在会计、打字、速记、算术和商业方面接受培训。到20世纪10年代后期,技术领先产业需要更多蓝领技术工人,在几何、算术、化学、机械制图和相关技能方面受过培训。为满足此类需求,教育结构做了相应改造,公立中学的总入学人数在1870—1950年间增加了7倍。

上述历史证据明确显示,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形成有关。但是否有足够证据表明,这种关联是以工业化为因,以技术培养为果?毕竟,这种关联也可能是源于人力资本形成对工业部门发展的影响,或者其他某些文化或制度因素同时推动了工业化与教育发展。为了证明技术发展加速及工业化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求助于一次准自然性质的历史实验。

在法国,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最主要发明之一,最早由埃斯科河畔弗雷讷(Fresnes-sur-Escaut)的一家煤矿引进,那里是距离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不远的一处僻静乡村。资料表明,由于这一新技术的地区扩散过程,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法国的一个地区或省(自1790年开始设立的行政区划)距离该村庄越近,那里采纳蒸汽机技术就越快。因此借助与埃斯科河畔弗雷讷的地理距离,就能预测蒸汽机在每个地区的普及情况。或者说,虽然任何地区的蒸汽机的实际数量可能受各省原有的教育水平及其他潜在因子的影响,同埃斯科河畔弗雷讷的距离仍可以用来评估技术对教育的潜在因果效应。原因在于:它可以直接推测蒸汽机的出现情况;不会受此前的教育水平或其他因子的影响;对教育水平没有直接影响,只是通过对蒸汽机数量的作用发挥间接影响。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确信,埃斯科河畔弗雷讷不是法国首先实施教育改革的地方,对现代教育在法国的推广而言绝非发源地。

利用上述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以工业化为表现形式的技术进步加速(用法国每个省的蒸汽机数量来代表,并考虑到各省同埃斯科河畔弗雷讷的距离)对19世纪40年代的人力资本形成的若干指标具有积极影响,包括小学生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征兵中登记的识字率。各省蒸汽机数量越多,人力资本投资越大。与之类似,若干资料表明英国在19世纪早期对蒸汽机的利用提升了附近劳动力队伍的技术密集度,尤其是机械类职业。

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在美国同样能够看到。铁路在1850—1910年向美国新兴城市延伸的证据显示,有幸接入全国铁路网络的各县通常有更高的识字率,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例如工程师、医生和律师,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例则更小。

这些范围广泛的发现说明,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和商业发展刺激了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在某些社会,人力资本表现为识字率和正式教育,而在其他一些社会,则与职业技能的发展有关。

第3章我们提到,技术发展与人力资本形成了彼此促进的循环,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另有证据显示上述人力资本改进推动了技术的深入发展。事实上,有人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非欧洲其他国家爆发,原因之一正在于英国在人力资本上拥有相对优势,这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尤其具有价值。归根到底,英国固然煤炭资源丰富,这是首批蒸汽机所用的关键燃料,但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不缺。而英国还有着一种更为罕见的原材料:人力资本。历史学家记录说,当时出现了类型广泛的专业木匠、五金匠、玻璃吹制工和其他技术人员,足以支撑最出色的发明家的工作,把他们的创新设计制作出来甚至加以改进。这些工匠把技术传授给学徒,其数量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激增,对工业技术的采纳、改进和普及发挥了巨大作用。

实际上,从英国迁来的工程师后来还成为许多国家的工业先驱,包括比利时、法国、瑞士和美国。例如北美的第一家纺织厂于1793年在罗得岛的波塔基特镇建立,那里距离笔者写作本书时所在的布朗大学不过数里之遥。工厂由美国工业家摩西·布朗(MosesBrown)出资,是英裔美籍工业家塞缪尔·斯莱特(SamuelSlater)开创的首个项目,他抵达美国时年仅22岁。斯莱特从10岁起便在英国一家纺织厂工作,对理查德·阿克莱特的精纺机的技术细节有第一手的深入认知。英国政府希望保持技术优势,禁止此类机器出口,包括建造机器所需的蓝图。然而,斯莱特找到了一个简单却极其艰苦的绕过禁令的办法,他把设计图记在脑子里。斯莱特带来的影响极为深广,一方面被誉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另一方面又被他出生地的某些英国人斥为“卖国贼斯莱特”。

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还能得到其他国家首次经历工业化的历史证据的支持。例如在19世纪的普鲁士,识字率对创新(以专利注册数表示)有积极作用。此外令人瞩目的是,有项研究发现18世纪时法国各城市订购《百科全书》的数量(反映其受教育的精英人群的规模),同整整一个世纪后相同城市的法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关联。类似的是,跨国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工程师数量对人均收入有持续影响,而在如今的世界上,人力资本形成始终在促进创业活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采纳,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那么,大众教育在现实中是如何兴起的?

英国宪章运动 图自维基百科

全民公共教育的进步

1848年,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伦敦问世,它便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非常合理地指出,当时的世界正在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同生产方式的快速技术变革有直接关系。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对打破封建秩序、推动经济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继续维持资本家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会导致其利润减少,诱使他们加深对工人的剥削。阶级斗争将变得不可避免,社会必然走到“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爆炸点。

马克思观点的核心支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无法避免的权力斗争会最终导致革命,粉碎阶级社会。的确,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经历了资产阶级同劳工组织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往往诉诸暴力。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预言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后却在俄国爆发,那里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事实上,工业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阶级革命成功的先例,无论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生之年,或是迄今为止。

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在大多数社会取得成功?一种解释是,革命的威胁推动工业化国家采纳相应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与不平等,主要是投票权的普及、财富再分配权力的扩大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兴起等。

另一种解释则强调,人力资本开始在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在资产阶级看来,对劳动者的教育和技能的投资变得愈发重要,而不是相反,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在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本中,人力资本才是防止利润率下降的关键要素。具体来说,对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最初阶段极为关键的专业工匠技能的重要性很快降低,但不是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被缺乏技能的工人取代,而是需要通用性、适应性的技能组合,以便让劳动者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制度环境带来的挑战。在此情形下,接受广泛而灵活的教育,而非完成特定任务或职业所需的特殊职业技能对劳动者更有利。

马克思推测,工业革命会削弱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让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更残酷地剥削工人。与之相反,上一段阐述的逻辑认为,生产过程经历的技术变革事实上让人力资本对促进工业生产率变得愈发重要。因此,工业化引发的是一场大众教育革命,而非共产主义革命。资本家的利润率停止萎缩,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最终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阶级斗争的威胁开始减弱。简单来说,全世界的工业社会,包括在其他方面抵制西方现代性的社会,都普遍支持提供公共教育,因为它们认识到普及大众教育在动荡的技术环境中有着重要意义,无论对企业主还是劳动者自身都是如此。

然而,工业家们不太愿意为潜在劳动力的教育提供资金,因为无法阻止这些工人带着新掌握的技能另谋职位。事实上在1867年,英国钢铁巨头詹姆斯·基特森(JamesKitson)就向一个官方委员会作证说,各家制造商都不给学校提供资助,因为担心教育成果被竞争对手夺走。在荷兰与英国,少数工业家确实资助了自己的私人学校,但成果有限。在此期间开办和运营学校的极少数资本家,包括威尔士的纺织业制造商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主要是出于慈善动机,而非商业上的考虑。

曾经有人担忧,劳工阶级在学会读书识字后容易接受激进和颠覆性的思想,但随着人们愈发看清楚开创工业社会必须有技能作为支持,前述顾虑被打消,资本家们开始游说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与美国的工业家们积极行动起来,影响各自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结构设计,鼓励政府领导人增加对大众教育的投资。最终,各国政府屈服于工业家们的压力,扩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资。

1867—1868年,英国政府设立了议会科学指导特别委员会(SelectCommitteeonScientificInstruction),由此对科学、工业和教育的关系展开了为期近20年的议会调查,目的是满足资本家的要求。这些调查得出的一系列报告强调,企业主管、经理、业主和工人接受的培训普遍不足。报告指出,大多数经理人和业主并不了解制造过程,难以提高效率、探索创新技术,或重视员工的技能。报告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改造初等教育,修订整个学校体系的课程表,特别是与工业和制造有关的内容,改进教师的培训等。此外,这些报告还提议在中学里引入技术和科学教育。

政府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增加对初等及更高教育的投入。1870年,英国政府担负起了提供全民初等教育的义务。1880年,也就是在1884年广泛扩大选举权之前,整个英国都实行了义务教育。

英国社会某些群体对提供公共教育发起了抵制。耐人寻味的是,抵制来自地主群体,而非工业精英。1902年,当英国议会通过《教育法案》(EducationAct)以建立面向公众的免费教育体系时,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技工、工程师、文员、律师以及能够阅读蓝图、操作说明书和库房存单的工人的需求持续增长。提升劳动者生产率的人力资本投资会让工业家们获益。然而在富有的地主家庭看来,受教育农民的产出与未受教育者相差无几,因此他们并无激励支持公共教育。反过来,假如你有幸成为富有的地主,你很可能会积极游说,以防止自己的佃农对子女做教育投资,从而削弱他们离开土地、争取为受教育劳动者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动力。事实上,在工业类职业劳动者占比较高的选区,议员们在投票中压倒性地支持《教育法案》,而最反对设立全面教育体系的选区恰恰是农业占主导的地区,地主乡绅们把持着最大的发言权。

1902年《教育法案》

反对公共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农业用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地主们对阻碍教育改革的兴趣不大,因为来自农业的收入与教育可能给自家孩子带来的福利提升相比并不突出。而在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地区,地主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农业上,他们希望阻止雇工向附近城镇大批迁移,因此尤其反对建立全面的公共教育体系。

通过上述机制,历史上形成的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可能对农业向工业转型和现代增长模式的出现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影响。例如,这反映在美国各地在20世纪早期推进教育改革的不同步伐上: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对教育支出具有负面效应。实际上,与拉丁美洲相比,加拿大和美国较为平均的土地分配也可以部分解释两者之间的教育差距。另外在南美洲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土地所有权相对更为平均。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俄罗斯,实施部分平均土地所有权的农业改革会进一步推动面向大众的教育改革。

最后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子女、父母和工业家们的共同利益压倒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教育延伸至首批工业化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在19世纪初,西方国家还只有较少的成年人接受过基础学校教育,而到20世纪初,教育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英国、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几乎100%的成年人都已完成了初等教育。这一深远变革到20世纪中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同样是由技术进步的加速引起。

这显然是一种进步,继而给劳动者的生活带来了其他无可置疑的改善。在马克思做出阶级斗争的前景预言大约50年之后,工人的工资逐渐上涨,阶级界限变得模糊,大众教育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发展机遇,并消灭了一个隐伏却普遍存在的现象:童工。

[以]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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