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季度数据公布后，一些国内外媒体和经济学爱好者继续唱衰未来经济发展。但近日，欧洲经济形势黯淡，使得政策分歧公开化，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拍桌“抢镜”。而欧洲“发动机”德国自身的经济也出现了不利信号。本文由德国《世界报》经济版主编亲自撰写，刊发于《世界报》星期日版（Welt am Sonntag），原题《天鹅的绝唱——德国经济深度解析》，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宋武译。】

爷爷奥古斯特·格尔泽曼（August Gersemann）的职业是石匠。此外，他还耕种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农田。由于他没有能力支付佃租，还要在地主的庄园里打零工。用如今的话说，他有三份工作。他1902年就因一种传染病（可能是伤寒）去世了，年仅32岁。

他的夫人玛利亚·格尔泽曼（Maria Gersemann）度日艰难，以在别人家洗衣服为生。完全用手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也没有其它很多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飞机、收音机和吸尘器才刚刚发明出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德国都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才拥有。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坦克和原子弹，但也没有避孕药和抗生素。

奥古斯特的儿子约瑟夫·格尔泽曼（Josef Gersemann）成为一名采矿工，这种工作非常令人不舒服，也有害健康。当约瑟夫30岁的时候，一个矿工在德国的无烟煤矿每天只能挣到9个帝国马克，在当时只够买4磅黄油。

约瑟夫·格尔泽曼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粗略指标，德国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大致相当于如今阿尔及利亚、波利维亚或菲律宾的水平。然后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超级通货膨胀和大萧条，接着又是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当1991年约瑟夫去世的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自他出生以来已经翻了五番。他晚年所享受到的生活水平，在他童年时是看起来不可能达到的。对此，最明显的指标甚至不是用物质可以衡量的：约瑟夫尽管在井下工作多年并且患有早期心肌梗塞，但他还是活了93岁，几乎相当于他父亲的三倍。而且十分肯定的是，他的寿命远远超过他的任何一个祖辈。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恰恰这点是如此的特别。

富裕的生活水平：历史性的转折点

1800年，德国的人均收入比三个世纪前还低。平均来说，歌德时代（19世纪）的人比路德时代（16世纪）还穷。之后就兴起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后的200年中，德国的每一代人都经历了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期间有过多次波折。连续五六代人，每代人的生活水平都是前一代人很难想象的。回顾过去，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但是，德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今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一代人，经历了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增长。但是他们即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即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今后很可能会停滞不前，而这还只是最乐观的估计。

几个月前，德国央行的专家还预测2014到2016年德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将达到2%。尽管之后出现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影响德国经济的对俄制裁，现在还不能排除经济增长达到如此幅度的可能性。今后三年似乎是好年景。但是，这可能是德国在今后很长时间所经历的最后三年经济景气。因为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最后阶段，就象是天鹅美妙的绝唱。德国前些年繁荣的经济景气是受到一系列因素推动的，而如今这些因素很快就要消失不见，或者甚至要产生负面影响了。

德国需要一种有活力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如果我们要遵守对今后将退休的几代人的承诺，可观的经济增长是唯一现实的机会。但是，目前的情况有走向反面的危险：不久之后，即使德国经济只有一点点的增长，我们也会感到十分高兴。正如英国杂志《经济学家》90年代末所估计的那样，德国正在重新成为“欧元区病夫”。

目前德国国内的情绪是另一个样子。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和欧元危机或多或少被人们视为巨大的挑战，否则德国将有很好的经济前景。“德国是强大的”，默克尔总理2013年联邦议会选举的海报上这样宣传道。德国社民党则认为德国是欧洲经济的“发电厂”。

2005年以来经济复苏，即所谓的2.0版经济奇迹冲昏了德国人的头脑。我们轻视其他所有的经济体，充其量也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感到一丝敬畏。默克尔总理称德国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财政部长沃尔夫岗·朔伊布勒则说是“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总统高克盛赞这是“就业奇迹”。德国发展经济的各种各样特殊途径被人们诠释为优越性，整个国家被称为世界的模范。

例如德国储蓄行和转账银行联合会就把储蓄银行看作是“欧洲的成功模式”，这种模式将能挽救希腊经济，最近甚至还被古巴政府所采用。在此期间，德国执政两党在联合组阁协议中还明确规定了本届政府的一项使命：在全欧洲“进一步推广”德国典型的、确保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共决权”制度。鉴于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现出的巨大优势，默克尔总理向欧洲其它国家许诺，她将“尽一切努力使其他国家效仿这个榜样”。德国发展新能源的规划也正在被政府大力向外推广。默克尔说：“全世界坚信：如果一件事有人能够做到，那么德国人就完全可以做到”。

可是，骄者必败。

出口：过度沉迷

“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解决方案，不是明天就会发挥作用”，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于2003年3月14日在联邦议会介绍他的改革规划“2010日程”时说。起初的一些评论是毫不留情的。施罗德“没有实现期望”，《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那时如果有人声称，“2010日程”将在仅仅几年内就把德国失业人数下降到300万人以下，就会被嘲笑为胡说八道。和如今人们推崇备至的态度截然相反，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些改革会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人们不要认为“2010日程”的各项措施是错误的，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改革半途而废了。与此有关的调查研究为数很少，其中一个就表明，针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哈茨改革方案已经长期地把失业率降低了约1.4%。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自2005年以来就业人数的增长。因为还有另一个因素：良好的大环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环境。

自从20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大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几亿人摆脱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仅仅从1990到2005年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就从14亿人增长到26亿人。

当然，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2004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顶峰，介于10%和14%之间。德国以汽车和机械制造为重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定位非常正确，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它自己信誓旦旦的“世界工厂”。为了不与波动这样大的经济体的发展亦步亦趋，德国企业本来应该采取更加冷静的态度。

此外，使德国出口特别繁荣的还有第二个因素：一方面德国全职员工现在的月平均收入还低于1995年的水平，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其中就有后来深受欧元危机打击的国家——员工工资已经被推向顶峰。德国经济由此得到了双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来自这些国家的竞争对手失去了竞争力。例如，德国开始向阳光明媚、原本盛产西红柿的希腊大批出口西红柿了。

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过着超过其收入的挥霍生活，这从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一个国家的支出超过其创造的收益，经常项目就跌为负数。从2005到2007年，无论是从以欧元或美元计算的绝对数字上来看，还是从占GDP的百分比来看，发达国家的赤字总额达到迄今从未有过的高度。

尤其是德国的出口对象国过着奢华的生活。英国在2005年左右是德国商品和服务的第四大买主，经常项目收支为负数，第三大买主意大利也是如此。在美国（第二大买主）和西班牙（第八大买主）的经常项目中，同样也出现越来越大的赤字。从2005年起，德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法国也自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

德国人当时并没有头脑发胀，但从其他国家民众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中获利不菲。在此期间，为了避免间接损失使用了超低利率这种财政工具，使德国由此获益。

利率：长效兴奋剂

19世纪在民风粗犷的美国西部，许多酒馆都提供一种“免费午餐”：点一杯酒的客人就会免费得到一顿午餐。这样就出现了三种不同情况：要么客人喝了一杯酒和吃饭后骑马离开，然后酒馆老板付清钱款；要么酒馆老板把午餐也计算在酒钱内；要么诱使客人用餐时继续喝很多酒，比他们本来想喝的还要多。如此这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顿午餐都不是“免费的”。不管是老板还是客人，总要有人付钱。因此，一个经济学上的俗语就是“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总会有人在什么时候为某个东西付款，即使它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是免费的。

对于欧洲中央银行一段时间以来推行的廉价资金政策来说，这个道理也完全适用。超低利率政策的本意是帮助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好转。但是在公开辩论中被遗忘的是：德国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也同时从中获益巨大。在还使用马克的时代，德国各界还不断地激烈争论央行所确定的0.25%基准利率究竟是太高还是太低。相反，欧洲央行去年如果以德国的经济形势为参照，根据相关的计算本来必须将基准利率确定为约4%，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将近0%。

对德国来说，这么低的利率所造成的结果就相当于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景气刺激计划。消费者不再存钱，因为储蓄不划算了。取而代之的是很长时间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大肆购物，还经常用利率为零的融资手段付款。企业则获得优惠的贷款，以致于专家认为数以千计经营不佳的德国公司完全是被人为地维持下去。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这样就可以整顿本国的预算，而无需考虑节约开支。根据德国央行的估算，如此低的利率仅去年就使德国国库流失了大约370亿欧元。

时间如此之长地维持超低利息对于德国宏观经济是一种长效的兴奋剂。然而，这只会导致表面上德国的经济实力更强，但实际付出的代价却非常高昂。像任何一种兴奋剂一样，人们担心会出现许多严重的副作用。银行和保险公司会变得不稳定；经营不善的公司在人为作用下苟延残喘；各联邦州的财政部长和市政管理者放松银根；各种因素诱导居民忽视对将来养老的经济储备；最终，还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即使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威胁就在眼前：宏观经济过热。德国经济可能在兴奋剂的作用下加速到一个只能维持很短时间的速度。持乐观态度的宏观经济学家不久前还预测德国2014到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接近2%，而德国央行根据自己的估算认为，这“大幅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这种潜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低迷。

劳动力市场：被人遗忘

1982年10月7日《图片报》的头条新闻是：“科尔政府登台三天——总理就已经从一场危机峰会赶赴另一场危机峰会”。在执政13年之后，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因联邦议会提出的“建设性不信任案”垮台，基民盟的科尔取代了社民党人施密特担任德国总理。《图片报》写道，科尔这几天匆忙地与经济界和工会的代表挨个会面，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为数众多的失业者不再上街游行。

在自民党宣布取消与社民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之后，科尔成为新一届德国总理。自民党主席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扔下了战书。就在此前的9月9日，担任经济部长的拉姆斯多夫提交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深远的改革：“今后几年我们必须将克服失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西德有180万人失业。

相反，2013年在德国西部地区有210万人失业，在东部地区这个数字是90万。而现在却没有人相信本届政府会因而像1982年一样崩溃，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客因为如此高的失业率而“从一个危机峰会赶赴另一个危机峰会”。显然，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值已经下调了。

德国的失业人数这几年从500万减少到300万，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在2010年是没有人敢期望的。但是，首先人们经常忽视的是，除了官方登记的300万失业人口之外还有90万人，他们只是由于政府的“能力确定和培养措施”、“公民劳动义务就业阶段”和类似的一些花样才没有被纳入失业统计。其次，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人群，“就业奇迹”起到的作用很小。2013年，学历低于职业教育的失业人口为128万，比2010年仅减少了5万。从2010到2013年，德国长期失业人口只降低了8万，达105万。

显然，德国在降低失业率的问题上停滞不前了。将失业人数从300万减少到100万或者至少到200万，似乎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想。德国劳动部长安德蕾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几个月前承认，“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了，而且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我们不得不一再发现，我们还没有实现目标。”这里要强调的是，纳勒斯被认为是社民党的左翼人士，这个政治派别根本不怀疑国家干预对于经济的巨大作用。

经济增长：新常态

德国社会养育的儿童从未像现在这么少。德国拥有新技术，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舒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在田野间、工厂里或者井下，而是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有人说，德国人生活在一个让人放松的国家。

但是德国人并不乐意这样，“职业倦怠”成为媒体上经常探讨起来连篇累牍的一个话题。在智能手机时代，确实有人把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严格分开”，也有很多人恳求“压缩”工作时间。但正确的是：德国人每周的工作小时数并不比20年前多，只是工作时间分配得更加均匀。

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本土，对德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究竟有多大，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关键问题在于，德国到底能提供什么。这取决于两个要素：德国人工作多长时间和劳动生产率如何。更加技术化的表达就是：德国人创造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自于工作小时数和每工作一个小时所创造的增加值，即等于劳动投入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如果我们想提高GDP，也就是想要经济取得增长，就必须提高其中一个要素，当然最好是两个要素同时提高。

人们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上很容易找到工作的人群的就业比例。然而，这种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了。比如在德国西部地区拥有大学教育的男性中，2012年失业率仅有1.8%。如果要明显增加全国的就业率，那么就要将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上还很少出现的人群也纳入考虑范围，即教育程度很低的人、老人和妇女。

但是，大部分学历低于职业教育的失业者成为就业情况很难改善的老大难问题。在过去10年里所创造出的工作机会中，只有1%被年龄在25到34岁之间的低学历人员得到。与此相反，年龄较大者的就业率这段时间内得到显著提高。从2003到2013年，德国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人口增加了231万。其中的207万，即大约90%都是超过55岁的人。在55到59岁的年龄组中，就业率之高就像25到54岁的“青壮年”一样。这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即使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如此，虽然目前德国社会正在大力鼓动他们提前退休（现行退休年龄67岁），并且他们自己也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今年5月，德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推动63岁退休的养老金一篮子方案之后，仅前两个月就有10.9万人提出了相应的申请。

德国妇女的从业比例过去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的就业率达到73%，在28个欧盟成员国居第三位，仅次于丹麦和瑞典。因此，剩余的潜力主要在于鼓励已经就业的女性延长工作时间。在未成年孩子的母亲中，有150万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有330万人做兼职工作。如果能够逆转这个比例，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就是极大的成功。

然而，目前实际的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德地区有四分之三的低龄儿童父母从事全职工作；如今这个比例刚刚超过一半。而在西德地区这个比例始终很低，而且近年来也下降显著，从45%降到了25%。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必须大大地改善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尤其是全日制幼儿园。
 
低学历的失业者、超过60岁的老年人、低龄儿童的母亲：这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希望。如果要提高德国的GDP，我们就需要他们参加工作。但是，即使我们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这个群体的就业率，目前德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会使任何成果都打折扣。

人口变化趋势：短暂的高峰期 

自从世纪更迭以来，出生率偏低的一代德国人逐渐步入退休年龄。2010和2011年，当在出生率特别低的1945和1946年出生的这部分人进入老年人行列时， 德国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甚至减小了。根据德国养老保险协会的记录，2012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是20年来最少的。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的婴儿非常少。德国的出生率一如既往地处于低水平，如今的年轻父母自己也是在出生率较低的年代出生的。

这意味着，德国如今甚至同样可以从人口发展趋势中获得双倍的红利。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特别高，由此大大减轻了家庭和公共财政的负担。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一个文件中称之为“短暂的人口高峰期”。

然而，这只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利好因素，然后这个高峰期就结束了。最迟从2020年开始，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不断上升，而供养他们的劳动力人口将不断下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将有很多“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步入退休年龄，不再支付养老保险；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要供养这些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就要由在生育低潮期出生的劳动人口支付养老金。

“最终，如今比较高的人口就业率最多也只是能稍微推迟，但是却无法完全阻止德国就业人口的下降”，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劳动力市场研究首席专家霍尔格·波宁（Holger Bonin）说。唯有更多的移民才能扭转这个趋势，至少从理论上是这样。为此，估计每年德国的净移民人数必须达到40万到50万。即使根据所有专家的乐观看法，长期维持这个数字也是不现实的。德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地区，而这些地方本身也有劳动适龄人口急剧下降的问题。

联合国对英法德人口发展的预测

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德国对于外国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劳动力更有吸引力。但是至今为止的所有经验表明，移民流是几乎无法预测的，更别说有针对性地操控了。在公开讨论中经常提及的“新移民大潮”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人们万万不可将希望寄托于此。

德国主要几家经济研究机构在其最近发表一期《共同诊断》报告（每半年一期）中预计，德国劳动人口的总工作小时数从2017年起将开始下降。自那以后，德国的经济增长在无法预见的很长时间里将只能来自于一个来源：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就是德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新常态，而原先的常态是需要分配的蛋糕变得越来越大。在当时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是民主政体和社会和平的润滑剂。分配蛋糕引起的冲突由此能够得到解决，而无需损害任何一个利益主体。遗憾的是，德国的“出厂设置”今后将不再是经济持续增长，而是变成经济萎缩，也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小。只有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才会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长远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维持德国社会富裕水平的主要源泉。如果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吉普堤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众富裕地多，那么原因就不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更长，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平均比他们要高得多。

问题只是，德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幅自很长时间以来已经非常疲软了。第一次巨大的失望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与70年代相比，这十年间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幅下降了一半，达到2.1%。接下来的90年代又是令人失望的：人们本来可以期待德国在统一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 因为原先东德地区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追赶。但在整个德国的统计数字中没有反映出来，整个90年代每年的增长率只有2.2%，比80年代高不了多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情况再次让人失望了。从2000到2013年，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只增长1.2%，而且趋势是继续下滑。在被人称为新经济奇迹的时期，即2005年至今，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0.9%，就好像我们的经济患了肌肉萎缩症一样。

发达国家的智囊团 — 经合组织OECD预计，到2060年之前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1%。这样，我们就和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分子：预计经合组织其他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德日两国更高，2030年之前平均为2.2%，在这之后的30年则为1.8%。换句话说：德国正在拖全世界经济的后腿。而且即使在这个预测报告中也假设，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今后平均每年将增长1.6%，也就是说比最近几年几乎要翻一番，出现趋势的逆转。

在原则上这是可能的。为此需要两方面的因素：技术必须进一步发展，并且私人投资必须活跃，才能将技术的进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我们并不缺少第一个因素，而是完全相反：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带动德国经济，已经成为大约100年前的电气化时代以来最重要的技术革命。数字化革命可发掘的生产力潜能是非常大的。因此，目前的情况不佳就在于第二个因素。因为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工业界都进入了投资不足的阶段。

投资：回落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今年4月8日提交给联邦议会一份预算计划，在其中大大地自夸了一番。他说他的政策“不仅为良好的私人资本投资环境建立了信心，而且还为很多目标明确的国家公共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这是一种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

就在他提交报告的48小时之后，德国主要几家经济研究机构发布了2014/15年度《共同诊断》报告。这份84页的评估报告在第34页列出了新一届德国政府的各项财政措施，其中就有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投资的全部措施：联邦政府为基础设施、幼儿园、中小学和高校以及促进校外科研的额外开支。为此，德国政府2014和2015两年将总共增加36亿欧元的财政支出。

为了加大社会福利的力度，德国政府计划采取很多措施，使国家财政更加接近破产。根据这份报告，仅仅养老金一揽子方案就需要134亿欧元。其他措施总计还要政府支出71亿欧元，其中就包括推行育儿津贴和增加老年人护理保险的服务范围。

看一下德国净固定资产投资就知道，这种模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净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方法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扣除折旧，也就是由于磨损和老化所造成的贬值。假如折旧大于投资总额，那么净固定资产投资就是负数，专家们称之为“投资缩减”。准确地说，近年来在德国公共财政领域已经出现了投资缩减的现象。从2003到2013年，国家、各州和乡镇各级政府的投资一共减少了150亿欧元。

由此造成的后果我们将在很长时间里感受到。根据全德汽车俱乐部（ADAC）的消息，目前德国有总长度1600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期处于负荷过大的状态；德国城市规划研究所指出，德国有超过1万个桥梁有裂纹，必须重建；而且在内河航运方面一些重要的水道，例如北海—波罗的海运河也经常无法通航。尽管如此，无论是德国经济部还是财政部在很长时间里都对这些问题认识不足。就在几个月之前，这两个部委还公布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中试图轻描淡写目前显而易见的严重问题，声称德国的公共投资绝不是处于低水平。

如今，至少一部分德国政府的高层人士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转换思维。但是始终没有人有勇气承认，朔伊布勒部长在几个月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良好的私人资本投资氛围”其实很多年以来早已是镜花水月了。

在上世纪80年代时，德国的私人资本投资额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处于高位，但自从90年代以来就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并且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德国企业仍然投资强劲，只是不再投资于德国本土。尽管原先东德的几个联邦州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但是整个德国的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自90年代开始就萎靡不振了。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投资下滑的趋势进一步加速。在德国经济显现复苏迹象的前几年（从2005年起到现在），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又开始回升，但是幅度很小并且持续时间很短。尽管德国企业由于超低的利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获得融资，2013年的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只相当于GDP的1.9%，与2000年相比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

德国经济的固定资产虽然还在增加，但是增速很慢。尤其是被普遍视为德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 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非常低迷。在制造业的几乎所有分支行业中，自2000年之后的固定资产就处于萎缩状态。

现在，人们可以说：德国工业整体形势很好，很多企业向世界各地的出口大获成功，在国际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声誉。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德国本土的投资回落表明，德国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少数几个行业，即机械制造以及尤其是汽车制造业，这两个行业2013年所创造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整个德国的超过99%。如今，德国三分之一的科研投资是由汽车业支出的，更具体的而言，就是来自大众、奔驰和宝马三大巨头。在组成法兰克福DAX指数的30家德国公司2013年所取得的利润中，这三大汽车企业占了超过四分之一；2012年时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40%。

此外，固定资产如何发展是一个风向标。如今的固定资产规模缩减，并不表示德国人已经不再向固定资产投资了。但是每向某处投入一分钱扩大固定资产规模，就挤占了在其它地方原本用作替换老旧设备的更多资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要滞后一段时间才会感受到这样做的后果，例如一台老旧机器设备使用的时间比原先预计的长。在一段时间内，这台机器还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随时有可能彻底损坏，再也无法通过更换零配件延长使用寿命了。或者这台机器变得太过时，再也无法有竞争力地进行工业生产了。

政府：巨大的无知

投资疲弱的原因很难一句话说得清。越来越高的电价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欧元区前景的忧虑也造成了人们的不安全感。然而，投资不振现象开始的时间比能源危机和欧元危机早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企业已经提前认识到了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投资于他们认为将来还有足够劳动力的外国地区。例如，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博世集团（Bosch）2013年11月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开设了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就近地利用当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是在决定研发中心选址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该企业解释道。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总裁库特·博克说，他的企业今后绝大部分研发工作都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去年离这个目标更进了一步。归根到底，企业希望“贴近有才能的人”。

非常重要的是，政府本来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提高德国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

本届德国政府今年上半年两项主要的经济政策是养老金一揽子方案和最低工资。对于后者，人们从一开始就估计将使数十万个面向低学历从业者的工作机会丧失或者取消。如今，在夏季休假期过后，政界人士又开始头脑发热了。德国家庭部长施维斯格（Manuela Schwesig）正在制定一项方案，以鼓励年轻的母亲更愿意接受兼职工作而不是全职工作。社民党的某些人要求制定一项旨在减轻雇员工作负担的《反工作紧张法》。最近，政界人士又开始激烈讨论60岁退休领取部分退休金的方案。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9月中旬在联邦议会上表示，德国经济“仍然强大并且有能力抵抗危机”。但是情况正在改变。可以预料的是，德国政府根本不会足够快地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