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奥利维尔·吉尔曼】

每年，美国政府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加强民主的有关项目上花费超过15亿美元。华盛顿拥有与此相匹配的人力、后勤资源和手段来支持那些寻求民主改革的人。这一充满睿智的步伐始于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1984—1989年）。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创建了大批企业，政府担心出现投资回流热潮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亦使其避免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太过张扬而引发诸多争议。

此后，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就得到了美国私人及公共基金的大量资助，并成为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美国私人基金会借此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些基金会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其极好地代表了超越美国各党派的政治共识——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只要能够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NED在中东、北非“革命”中的行动

从东欧到独联体，以及当前从阿拉伯世界到伊朗的一系列“革命”，民众动员之风日盛。这里有对选举结果非法性的争议，也有对当权者合法性的纯粹和直接的疑问。 在所有情形中，掌握交流新技术（推特、脸书、带照相功能的手机等）的年轻人，成为大量非暴力游行示威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执行者。

在北非和中东，尽管自2000年初以来革命就规律性地时隐时现（反食品价格革命、大学生革命等）、但直到2010年底，街头压力才显著增长。但这一次，不同于警方，军队没有做出反应。与前些年不同，突尼斯和埃及的军队选择放任示威者的行动，这导致人们一直相信必将“永存”的领袖和政党被推翻。

但是，这一变革没有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深层次结构。深入那些政治“革命”尚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国家就能发现，即使到2012年秋，这些政治体制仍极不稳定。在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公民社会被发动起来，而军队、警察及那些或多或少即将放弃特权的阶层也是如此。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现场向网络反对派提供后勤和资金支持，并持续给予政治和经济建议。

在局势持续动荡、仍极不稳定的背景下，与其他积极从事“推广民主”的美国基金会一样，NED继续进行实质性工作，这项工作在2010年底大动乱之前好几年就已开始。

回想起 21世纪伊始，东欧发生“颜色革命”并取得成功。 自2003年以来，众多记者、研究人员和政治分析家，找到了“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决定性角色的证据。它们全部或部分由美国的公共基金资助。

尽管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要经过长篇论述，才能发现各国局势实际存在很大区别，但它们有如出一辙的推翻政府的框架，先后在中东、北非地区迅速推进。本·阿里（突尼斯，2011年1月）、穆巴拉克（埃及，2011年2月）和卡扎菲（利比亚，2011年8月）纷纷下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时能动员超过100万人。 这些示威游行在数周内充斥着荧屏，显示长久以来被剥夺的话语权终重获，被过分侵犯的尊严得到挽回。一些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发泄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怨念的场所，这在西方民主眼中其实是极令人惊讶和难为情的。

此前的伊朗

在此，我们首先提及伊朗2009年的政坛大骚动。当年6月12日，伊朗人走向投票箱选举新总统。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对垒，后者希望不再由保守派掌权。但是，投票的结果却是内贾德以超过85%的得票率当选。反对派候选人立即大呼选举不公正。社交网站即刻采取动员行动，大量公民走上大城市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宣布此次选举结果无效。该事件被称为 “绿色革命”，被认为是“网络革命2.0”的第一次实战。民众用英文写的一些简单标语，包括最有名的“我的选票哪去了？”在德黑兰街头飞舞，引起西方媒体在数周内大规模报道。

2009年6月，在总统内贾德连任成功后，伊朗民众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甚至投掷石块 该图来自《纽约时报》

尽管这些事件震动了体制，但伊朗今天依然存在，被怀疑选举舞弊的总统依然在台上。尽管2004年以来华盛顿通过“自由之家”、USAID和NED等途径采取了各种技术、金钱手段，试图在当地赞成民主的组织的帮助下，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但互联网这一表达抗争的工具也没能推翻阿亚图拉（对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制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丹尼斯·罗斯主导着华盛顿的伊朗政策，其在小布什时期显得非常积极。美国对推进伊朗民主项目的资助从2004年的1500万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000万美元。 此后由于2009年6月12日选举期间发起的“绿色革命”失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中止从小布什时期就发起的推进民主项目，因为美国不希望给伊朗一个放弃核问题谈判的借口。

奥巴马时期，伊朗人权文献中心、“自由之家”、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等机构，争相向“拥有参与自由和公正选举权利”的公民提供支持，但 NED的主要组成部分IRI的2011财年的财政预算却被美国国会驳回。至于2012财年，据 NED 官方网站数据，其在伊朗仅资助了5个项目，总预算为1345285美元，其中957800美元“用于支持保卫新闻自由的机构”。自那时起，尽管震惊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德黑兰街头仍然陷入沉默，伊朗政权依旧稳固。

“阿拉伯之春”的活力

好几个问题浮出水面，既有关于这些民众运动的自发性的，也有关于权力转移的程度的。如此真切的“革命”形势是否引领了“革命”的完成? 遭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众是否获得了完全自由，并在洗清了凌辱之后重拾骄傲？

产生“革命”的过程、“革命”对日常政治的影响和美欧的外交姿态让我们困惑。2010年底以来，民主在中东、北非地区急速推进。但它涉及哪些形式的民主转型？尤其是NED等非政府组织如何干预政治变革？

正如NED在其官网“我们在哪儿工作”一栏中所指出的，这些年来，NED在所有“重点国家”的存在感都极强，尤其是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政治机构和媒体。因为显然对华盛顿来说，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制度濒临破产，不再能承担起确保美国战略和能源利益的安全阀功能。即使华盛顿确实不知道断裂点怎样，何时，在中东、北非何地出现，但承认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已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美国观察到了太多问题：人口变革（低出生率）、技术变革（新交流、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的失业率、高涨的食品价格及日益猖獗的腐败。一切都被贴上如下标签：当局不尊重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经过一年多的和平抗议，“革命”行动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一些交流、信息新途径，在这一地区的家庭中持续传播，但2010年底的那种情况再难回归。

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非存在政治体制变迁，而是政治体制变迁后的机能缺失。奥巴马政府一直深知此事。正是这些情况让NED、“自由之家”及USAID等非政府组织加速培养精英以成为体制稳定的基石。

在潜在的不安全背景下，积极的公民社会而不是正处于加速解体阶段的专制政府，成为“推进民主”机构更可靠、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公民社会更希望参与交流，更愿意提出社会倡议，比陷入绝境奄奄一息的政权的态度更为缓和。显然，对NED来说，更希望合作的民间组织能以更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帮助讨论和弥合社会分歧。公民社会希望通过选举向新领导人摊牌，它能引导民意，寻求建立“政治和公民参与”，限制极端主义：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赌注。

基于这些原因，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开放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战略需要，因其旨在确保一种必要的政治稳定性，从而确保地方、地区和国际安全。当然，民主转型的危险也确实存在，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但这不会妨碍NED继续其支持建立开放和民主社会的行动。关键目的是要平稳地实现这一转型，其基石是开展政治改革，举行具有政治代表性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倘若它只带来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或许会对一些少数族裔、宗教少数派及少数人种不利。长期的民主依赖于稳定的民间组织、国家对法制的尊重、独立机构、 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华盛顿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政治代理人能接受多元化选举结果。在华盛顿还希望新政府，不管是埃及穆兄会还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能以清晰的思路实施改革，要意识到没有人相信改革能一蹴而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用“民主转型”来为当前这一时期归类。

对于最近突尼斯和埃及的选举中伊斯兰政党的获胜，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原则上是否将这些政党作为有效对话者尚未表态，但NDI已在第一时间拒绝与埃及穆兄会接触。

为说明美国在面对自2010年底打响第一枪以来的阿拉伯“革命”时，秉承的实用主义思想，我们首先摘录了几段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演讲。

理性的个人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一些东西，包括所有各方，不论是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应该达成一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更有助于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和相关国家的人民建立自信，使之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艰难取得的权利。介入民主事业的政党应抛弃暴力：它们应尊重法制，尊重言论、宗教、结社、集会自由，尊重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一旦其选举失败，它们就应放弃权力：在宗教和人民内部存在深刻分歧的区域内，它们不应擦起引发新动乱的火花。

换言之，各政党发表的演说没有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政治态度重要。

没有人希望看到另一个伊朗的出现，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些政党有军事分支或其外交政策受到好战主义的影响。当一些人， 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镇压其同胞或颠覆民主原则时，我们将站在那些反对他们和保卫民主的人的一边。

无独有偶，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11年2月3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毫不隐讳地向记者雷切尔·玛多透露：NED已存在于埃及，并致力于基层政治的建设，尽管当时穆巴拉克尚未下台。当天奥尔布赖特在受访时，还提及了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选举并成为美国伙伴的可能性。她说：“有很多组织表达了其愤怒情绪，其中就有伊斯兰派别，它们希望参与和平政府。”（观察者网注：2011年2月3日采访奥尔布赖特的并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是MSNBC。另外，她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组织不是NED，而是NDI。）她还说：

而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经常忘记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而后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代之。

……

你们看，有 “伊朗模式”，但同时也有“ 印尼模式”。我相信埃及人将开放地谈论未来的政府，并吸纳那些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我们长久以来与埃及一道致力于发展完善的公民社会，而且与准备好参加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反对派组织了讨论、谈判。

……

若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伊斯兰组织放弃了将暴力作为表达方式的做法，我相信它们将被吸纳成为温和的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自打奥尔布赖特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卡特时期（1976—1980年）负责外交政策后，她就成为美国政坛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宣布支持“印尼模式”，允许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掌权，掌握实权的军方亦退居幕后。美国前国务卿的这一访谈难道没有挑明美国已试图在中东、北非地区打破“零记录”，清除挡路甚至危险的领导人，且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希望军方确保权力延续吗？

2000年10月23日，金正日在平壤会见当时正在朝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该图来自中国青年网

“颜色革命”的经验

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其政治进程具有相似性。那么，从塞尔维亚到埃及，从乌克兰到突尼斯，它们在政治进程上又有哪些不同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列12个方面来介绍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我们在很多国家观察到的政治进程规划：

(1) 家族统治日趋不稳，传统盟友只提供口头保护。

(2) 年轻活动分子（大部分是网络反对派）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在“自由之家”、NED、CANVAS、USAID、NDI、IRI、OSI等外国组织内接受较长时间的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

(3) 这些活动分子再接着从公民社会的关键部门内吸收、培训积极分子，以支持、壮大其行动。

(4) 设计一些简单的拥护联邦制的标志和标语，随后以小册子、胶黏物、传单、网站和博客等形式大量传播。

(5) 通过首都内外的社交网站号召以和平方式示威，以扰乱警察工作。

(6) 为示威者配备经过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的骨干，在上街游行时，在摄像机和手机镜头前大量展示其统一的标志、标语和口号，并利用手机将相关图片上传至社交网站。

(7) 在街上围观或收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节目的民众，很快深信力量对比对现政权不利，并被煽动起来推翻政府。

(8) 受到侮辱的领导人面对广泛动员和越发增强一致性的游行时心慌意乱。他们会进行反击，警方则或多或少地使用暴力镇压。

(9) 随着时间推移，军队会放弃支持现政权。

(10) 在民众运动的坚决要求下，领导人常面临国际舆论压力，甚至来自其从前的盟友或朋友的压力，然后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是领导人放弃权力（埃及、突尼斯）；二是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伊朗、白俄罗斯）；三是在外国军事干预下被推翻（利比亚）。

(11) 临时政府在那些“已被解放的”国家中被组建起来，并在“民主转型”的号召下开创新时期，美国希望这个时期越短越好。

(12) 组织自由选举，通常一些保守政党将上台，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民众运动的发起者如最激进的社会和社团力量（左翼党派、萨拉菲派等）排除在外。

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1998年10月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伙学生创建了“抵抗”组织。2010年至2011年，该组织的标志（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突然出现在伊朗、埃及和突尼斯街头。因为自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抵抗”已成为非暴力青年运动的榜样。这一组织随后改组为政党，后又自称是独立的非政府咨询组织，现在则被称为CANVAS。

在 2000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记者罗杰·克恩披露“抵抗”大量接受美国的援助。他提到了US-AID为推翻米洛舍维奇启动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款项。USAID副署长唐纳德·普雷斯利宣称，还向“抵抗”组织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直接用于落实“示威必需品”，如T恤、小册子和印有拳头标志的粘贴物。而 IRI通过 NED给“抵抗”的资助高达180万美元。

2002年，一些“抵抗”成员建立了CANVAS，开始致力于为非暴力抵抗的阿拉伯、古巴或玻利维亚的年轻活动分子，提供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倡导的非暴力理论的培训。当时该理论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

CANVAS还向非暴力政治反抗运动和大量东欧、独联体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青年组织提供培训。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够了”、 乌克兰的“是时候了”、白俄罗斯的“牛仔”、阿尔巴尼亚的“够了”、俄罗斯的“保卫”、吉尔吉斯斯坦的“站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锤”和黎巴嫩的“自由脉冲”等。2011年，大量青年活跃分子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CANVAS总部的实习后，“4月6日青年运动”在埃及诞生。

“抵抗”的标志是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首先被CANVAS采用，随后成为通行标志。从此前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再到2010年底以来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一象征符号背后始终隐藏着“革命”的自发性问题，以及面对华盛顿时的国家政治主权问题。

被操纵的“革命”？

2011年6月7日，瑞士记者伊娃·格林在《日内瓦论坛报》披露了2011年2月前后，即埃及“革命”发生之前和期间，促使穆巴拉克下台的埃及青年示威者同贝尔格莱德的联系及其所获的建议。 以下是文章摘要：

2011年 5月 16 日，在刚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及首都， “4月 6日青年运动”与塞尔维亚的“抵抗”举行会议，商讨苏丹问题，就是在那里启动了一个青年运动组织。和“ 抵抗”一样，“4月 6日青年运动”决定不组成政党和推选候选人参与选举。和塞尔维亚人一样，埃及人也在培训未来的革命者，他们与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青年人均保持着联系。 埃及人充当着联络先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德纳塞在法国《论坛报》2011年6月1日的采访中表示。多国首脑发生变动应归因于“阿拉伯之春”：“ 我不相信这些准备了多年的革命是自发的。2007年到2008年，在‘自由之家’、IRI和 CANVAS等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导下召开过多次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博主及相关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种下民主的种子，并为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土壤。苏联解体、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等事件如出一辙。”

外国政治影响有条不紊地隐藏在有身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背后，这些组织的引领者常接受“自由之家”、IRI及NDI等组织的培训，而所有上述机构的资金均部分或全部由NED，事实上就是美国国会赞助。

“阿拉伯之春”期间，这些“革命”最具迷惑性的一面就是所有国家的示威者均使用无党派和有争议的标志和标语。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的核心口号是“人民希望政权垮台”，这意味着现政权难以控制和反对这种一致性。但从2010年底到现在，还有大量其他标语也已为世人所知：

2011年1月25日 “革命”的18小时中，数千埃及人有节奏地高呼的“离开”，成为“阿拉伯之春”期间最强势的口号；

另一个不论在利比亚还是在叙利亚均被反对派齐声高喊的口号是“人民希望推翻政府！”；

在叙利亚，为回应建议拿起武器的人们，“造反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和平，和平！”，以宣示他们对让其有机会在街头付诸实行的非暴力革命理念的忠诚；

在叙利亚登场的著名标语“不再要部落制度：我们是同一个大部落”，将市场营销手段暗地引入政治，企图将所有民众集中到一个没有丝毫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主计划上；

其他经常出现在街头的关键词或表达还有“尊严”、“结束了” 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都具有支持联合和易于发动民众的特点。

非暴力行动作为推翻政府的一种技术，它替代了武装反抗和传统的城市冲突策略，后两者常逐步升级为暴力并最终失败。它以推动权力关系改变、颠倒国内力量对比为目的。特别是非暴力行动的关键目标是改变反政府人士的观念，通过激起民众行动的一致性使推翻现政府成为可能。同时，通过诋毁和嘲笑现政府，非暴力运动将成功抑制公民的恐惧心理。

但最具效率的口号岂不是“阿拉伯之春”这种简单的表达？它超越了各国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所蕴含的一致性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还超越了国界。这个口号使民主成为一种政治前景，但不会引发任何关于政治前景的争议，这正是华盛顿倡议并被美国基金会传播的模式。我们认为，这些基金会的行动正是为杜绝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思想表达，以防其演化成一种不能被美国接受的不稳定局势。

凭借着无处不在的简单标语，我们注意到相当一部分传统的、更为政治性的和社群性的标语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街上。没有围绕泛阿拉伯主义、乌玛（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反美主义（没有美国国旗被烧）等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标语，也没有关于巴以冲突或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标语。此外，所有民众示威开始时，均有工会、行业性组织、特定群体（农民、穷人、无稳定职业者等）等民间请愿行动大量出现，但统一口号后，这些示威要求统统消失了。

获公共基金资助的“私人”基金须具备两大前提：

一是对社会政治学有内在深入的认识。这样才能动摇政权，同时在当地培训出一批社会精英阶层，作为良治以及信息、沟通新技术的基础。

二是指出一种超越任何分裂的统一政治前景。分裂妨碍所有国家对“一致”精神的追求。一开始反对派可能会有分裂，但民主活动分子将进行任何尝试，将它们团结到清晰而简明的目标上：短期目标是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推翻现政府；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开放、和平、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

确切地说，NED是一个传播简单的讲话、统一的口号的非政府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在全世界支持自由”。该口号让两种人相互认识：一是世界上所有曾遭受或仍在遭受高压和反民主政权极度折磨的公民；二是（几乎）所有相信并希望美国总统经常在演讲中自诩的救世主姿态降临（“美国就像山顶上的灯塔”）得以实现的美国政客。

2017年6月，李柱铭妄称1997年之前香港有民主的果实，而民主之树远在英国 该图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网视频截图

我们来看看1984年NED关于原则和目的的宣言：“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决的权利。行使这一权利需要一个确保言论、宗教信仰、结社自由及自由、平等选举的社会，该社会需要尊重个人和少数群体，需要保障媒体自由和法律的至高无上。”鉴于现实，我们难道还不能总结说NED宣称要在全世界传播民主，却使美国介入他国内政，包括干扰了选举进程？或者换句话说，NED不是正应验了拉罗什福科的一句老话——伪善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吗？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中信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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