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香港举行“和平普选大游行”，据统计，参加游行的人数大概在11万左右。要知道，8月的香港不是烈日当空就是倾盘大雨，如果不是对和平理性的衷诚渴望，以及对一些扰乱议会和败坏风气的政治势力的愤慨，这么大规模的游行是很难成事的。

游行过后，正好让我们检讨成败得失。

在分析之前，先厘清一下“签名”和“游行”的不同。前者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民意量化计算，其原则是每个签名都是等效的，不管是富二代、司长局长、特首本人，还是贩夫走卒、市井妇孺、失业人员；在手法上追求数字准确性、有效性，比如要杜绝一人多签、不合资格人员签名等等。

后者却截然相反，是一种造势运动，可以说是“秀”，人数的多寡并不是唯一的指标，我在《七一游行现场》一文中也提过“（参加各项庆典者）就像遍布全地的无数小火柴，反对者（七一游行者）就像中间的一团熊熊烈火，虽然前者的总能量比后者高，可是论亮度照度，后者却要高一个数量级。”

游行的威力，在于共同的信念是否能够发出声音来，举凡游行阵形和道具、口号和标语对议题的深入批判与否，发言人的风范和领袖人物的魅力，游行群众的整体纪律和受访者的应对，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的覆盖范围——都是游行成效的指标，也比人数重要得多，何况游行人数没有签名运动那么好统计，宁取其小，莫争其大，应该是一个准则，公信力第一优先。

反占中保普选签名联动

关于签名运动

整个“反占中保普选”签名活动为期一个月左右，收集了接近一百五十万个签名，整体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可以说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很多人常常把“群众运动”和“街头运动”等同了，但群众有时并不街头，签名活动正是这样。街头运动讲究冲击力、震撼力、情绪性，要求高度的时间和物资投入，而签名则简单得多，就算是再繁复的程序，也不过三分钟时间。所以不论是“建制”还是“泛民”，签名的数字总比游行人数多，这次“反占中签名”和较早前的“6·22公投”，在手段上而言都是签名活动，前者约150万人，后者约80万人，较之“8·17游行”的11万人（警察高峰数字）和“7·1游行”的约13万人（综合香港大学数字），都多了好几倍。我们可以留意到，“建制”一方的游行/签名比率远低于“泛民”，原因下文再述。这里只是指出，如果没有签名活动，仅从游行人数上“建制”就已经输掉了。

签名活动回避了“建制”一方的街头运动短板，与其说是“零的突破”，不如说是“正常发挥”，在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强大的宣传造势，更多的只是街坊间、团体间的口耳相传，依靠热心和诚信就反映了真正的民意主流。用“小火柴与大火堆”的比喻，则签名活动是一片透镜，把这些小火柴的微弱光芒集中于一处，变得光炽耀目。

笔者（左三）在反占中签名现场

这儿简单说一说当中的成功之道与问题所在。

1. 化整为零的策略：在全香港各处设立数百个签名站，不管是住宅区还是人多热闹的工商和交通枢纽都不放过，务求让人最便捷的签名。政府支持者多数是在职人士而非学生，时间有限精神压力大，期望他们动身或费神特地去大型签名站（好像正式选举那样）是不切实际的。

2. 核实身份证号，确保公信力：相比起一般签名运动，这次对身份证号的核对分外严格，务求保证数字的可靠性，这是签名运动的公信力根基。相比起“6·22网上公投”那样可以用身份证号生成器蒙混的系统，现场的号码核对和事后的集中点票更加可靠；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不愿出示身份证而在填表中途放弃的人，只好把表格当成废票当场撕掉。

3. 一些物资问题：除了官方的横条、表格、文件、T恤和帽子，其它物资都须自备，所以资源丰厚的团体可以支起大伞子，每个零售价大约1500块港币，小团体（比如我们）就未必付得起，而这种天气，没有大伞子的话不是淋就是晒（留意记者摄影机还是套着的），我自己的手臂都晒伤了。我以为大联盟方面，每个团体赞助一个大伞子并非付不起，只是对天气变化有欠考虑，而一旦淋坏了、晒坏了身体，对士气的打击很大，遇雨收拾物资或干脆取消街站，也影响了成效。

4. 地点与人员问题：这是“化整为零”的副作用，街站太多，很多地方并不理想，我就曾经不得不在垃圾收集箱旁边摆。要是给签名人士放椅子，在路上就显得突兀（相较桌子），有一次，一位莫名其妙的怒汉把我面前的椅子一脚踢翻，大骂我们阻街；要是不设置休息座椅，由于要核对身份证，整个过程须一分钟多，弯起腰来也蛮吃力，特别是对老人家而言，容易使人却步。其实在这样的大型签名活动中，可以发动“建制派”占优的区议会跟每区甚至每条街的友好商户联系，安排较合理的地方，这次签名中，各个区议员都与地方紧密联系，但尚未做出统一安排，而一些非地区性的团体，也不容易循个别区议员得到协助。街站的需要很简单，甚至商户只要从后门门缝漏一点空调出来，对工作人员已经是一大帮助。

另一方面，由于街站数量膨胀，具有控场能力的专业地区工作人员未必跟得上。据我所见，好些地方都只有老年义工，他们对不怀好意的媒体未必具有应对能力，易为所乘；少数则只有一看就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如果有人故意挑衅，也可能酿成冲突，成为话柄。

5. 签名资格问题：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绿色表格给非永久居民填写。这就带来一个争议，到底香港的政制改革是本地事务还是全国事务？从原理上当然是全国的，但签名运动本身针对的不是政制方案，而是某一种非法抗争手段，这就可圈可点了。从实践经验而言，我们“中港青联”在旺角一天收集约450个签名中，只有两张绿表，而旺角是“自由行”的集中地之一。为免招来话柄，我个人以为签名资格应该随议题而调整，不要滥竽充数。

 

 

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绿色表格给非永久居民填写

6. 扰民问题：签名活动连续近一个月，街站遍布全香港，很容易造成信息轰炸的负面印象；旗号、横条可以不看，广播却无法掩耳不听。所以到了某个阶段，收集签名的边际效果已经降到“形象消耗量”之下。具体的量化研究，我相信大联盟方面的统计专家已经开始研究了，但在实地工作中我的补救方法是：在接近结束前，用麦克风对附近的住户和商户说声对不起，打扰了大家的安宁，希望大家为了守护我们健全的社会而容忍一下。所谓“外交无小事”，我们应该在这些细节上建立良好形象。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签名活动的成绩仍是出乎意料的，真正的主流声音之巨，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喜出望外。曾经有一次在我拿着麦克风说话时，一个大叔前来挑衅说：“都一百万了还不够？”我立即向面前一大堆市民说：“虽然我们已经比另一个签名（“6·22公投”）多了一截，但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团结起来，对一些败坏的风气说不，不再甘做沉默的大多数！”

我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多少也是每位签名人士的心声吧。

反占中签名现场

关于8·17游行

相对签名活动，“817游行”就较受争议了。如果签名是小火柴的聚焦镜，游行就是把小火柴粘在一块烧。

先来说说人数，很多人也质疑警方“11万”这个数字，他们引用照片，指“7·1游行”比“8·17游行”密集多了。

问题是，这次人流速度是“7·1游行”的一倍多，1小时30分以内就走完；相反，“7·1”的领队车故意拖慢，走了3个多小时，队伍自然拥塞，就好像玩俄罗斯方块，如果消不掉，画面自然严严实实。同一个难度下方块就是那么多，自己技术菜不能怪人。

更糟糕的是，警方数字是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人数；如果仅统计路线中后段的话，港大精算系叶兆辉的数字只有5-6万，而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把这个位置的数据结合过往经验估算离队人数后，得出最高峰在8万人左右，与警方数字较接近。这意味在出发后，大量参加者离队，超出了过往的平均数。我的亲身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队伍真是越走越疏，在前段，我要努力维持一个空间，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美钞”（见下文），但在后段，已经没有人阻挡了。

这都说明相比起反对派的“7·1游行”，群众投入度不足，欠缺纪律，组织者必须正视。这儿我简单说说“8·17游行”应该反省改进的地方。

游行队伍中一大片都是同乡会组织

1. 龙蛇混杂的动员、理念薄弱的参与者。这次“建制派”可算是总动员了，各个团体内部大力招人，还拍了短片在地铁、巴士上播，我自己也在短片里说了句话。这样人是多起来了，但毕竟是“打激素”式的号召而非教育感化，于是传统爱国力量——各个“同乡会”——必然成为主力。他们的信仰是很朴素的民族主义，他们把“占中”和外国势力结合在一起来理解。这样在“反占中”议题上虽然正确，但在香港整体论述上却很单薄，无法回应反对派针对的社会民生问题；而且一旦以后反对派放弃过激反华路线，披起往日“爱国不爱党”的意识形态外衣，继续为外国代言，好像1990年代那般，这些朋友也许就回复“政治冷感”状态，不容易动员。

人多必然口杂，素质参差。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游行者压根就不知道游行的理念，只是简单的抱着“和平、安定”的诉求，但没法与“反占中、理性政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政治信仰，甚至连“占中”是什么都搞不清。反对派的游行总是贯穿着“普世价值”的一套，尽管其理论漏得像筛子，但起码让人看到一种信仰的坚持，而不是做生意一样的叫价。一旦诉求无法建基于一个价值体系，道德力量和说服力就减了大半，而游行所需的，正是感染力。反对派故意挑一些看起来像“无知妇孺”的大妈访问，让她们答不出所以然，正是要营造这样的负面印象。

更惨不忍睹的，有些人士用各种借口把人“骗来”，比如说是一场嘉年华、音乐会之类招嫩模过来，事后被揭发，在网上成为笑柄。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建制派”过于注重人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2. 年轻人不多，或者说，年轻人代表不多。当然，青年商会、青年专业协会等等还是不少的，但在光谱上并不能充分表达一般年轻人的形象；更多的，只是陪家人来走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家。在队伍中，我们中港青联20多人带同“莘火言碑”6、7个中学生，周围全都是大叔大妈，很是抢眼球。记者都接二连三来访问；也有游行者向我们竖拇指，说不能都靠大人们，要靠我们新一代。也就是说爱国群体内部的一般群众，都意识到年轻一代隐然存在断层了。

3. 人群管理极差劲，游行者经验欠缺、纪律松散。

首先说说集会地点——维多利亚公园的安排。第一，分区路线指示居然是路边不够一个人高的小牌子，而不是立起来横跨路面的横条，人一多路边的牌子就完全看不到。我带着中学生要去“教育界和科技界”，但死活找不到路牌指示，也不好停下来堵着路，只好随着人流去了，结果随着“长洲龙舟会、冻肉商贩联会”出发，巨汗。第二，在场纠察人数少，而且穿戴不明显，与一般参加者区别不大，找来找去找不到。第三，这些纠察也水平不一，有一个居然还跟参与者动气，差点吵起来，我好言按住了他。第四，人潮指示基本没有，大会方面应该竖大旗引导人群出发的，但当天只有主席台的喊话，“不要去这个出口，堵了，去那个出口”，在人群之中丁点效果都没有，结果堵了半句钟。第五，这次虽然邀请了艺人献唱，我看到了方伊琪、李克勤，但舞台还是太低矮了，人群之中连身影也看不见，主办方难道是按着一般室内表演来设计的吗，不过这也不算什么紧要事，只是一般群众明知名人亲临了却无缘一见，反倒容易躁烦起来。

游行者自己也缺经验和纪律。我们刚到达公园外，已经看到游行者为了拍照堵着马路，惹得司机怒目。在公园集会时，由于游行者年纪大，又有不少内地新移民朋友，有一个内地流行而香港土著绝无仅有的习惯，就是撑阳伞，这在平时是好事，可是在集会时这样，眼睛差点瞎了>__<。出发之后，很多人忽然停下来三五成群拍照，一人拍照后面十多人的另一个小队伍就得散开，说明各队伍都没有主心骨管理队员，人人互不统属。

走了不久，人就陆续离队，离队的并不全然是老人家，很多确实是躲懒，没有全情投入，这才得出游行中后段5-6万的推算数字。在这儿说一句，我一个女孩子挺着两支大旗，都把旗杆卡在腰部，整一个多小时下来腰都肿了；那些大男人举个小牌子走一公里就溜的，良心大大的坏。

而临近终点，人少了，垃圾却多了起来，也许是炎热疲乏、意志松散的关系吧，都没心思去找垃圾筒。这一方面是大会安排不足，有欠考虑，二也是投入感淡薄，没有把游行当成一场政治角力，不考虑自己的举手投足对整体的形象影响。正如我在《七一游行现场》一文提到的，支持者的心理是不一样的，没有抗争的仇恨，自然就凝聚不起集体的纪律。

游行过后，随手捡起垃圾

4. 说说网络配套。当天10万人左右聚集一地，网络完全堵了，上网不能，微信、脸书、whasapp等全面无法联系，甚至拨电话都接不上。有几位原本约好的朋友都不能加入队伍，失散了。现场的盛况也不能及时上载脸书，气势没能充分显现。我提议，既然是坐拥资源的“建制派”，何不在附近设置wifi基站什么的呢？

5. 敏感的“派钱游行”指控。当天有人在终点大模大样的派钱，那当然是栽赃，派钱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家的游行，事后送红包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但其性质是按实际情况进行答谢，主办方代表人员会事先预备红包，约一两百块，如果遇到天气异常恶劣、出现了阻滞事故等，引起了鼓噪，事后就有需要派一派，让参加者解解气。但这从来不是招人游行的许诺，如果参加者冲这个而来，大有可能失望而回。这次“8·17”游行招人时，我们也遇到过对方问“多少钱？没钱？不都是300块吗？”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错失、破绽，但这毕竟是多年来“建制派”第一次的10万人规模集会，我们并不应感到奇怪，但须勇于直面和改善，抓住游行的本质和要诀，避免被反对派的文宣口径牵着鼻子走。我以为，既然已经有一百五十万签名做民意的证据，这次游行就应该集中于培养有心、有力的民间爱国人士，不必苛求数字上的多寡，就算人数只有一半，但如果能全体走完全程，在记者面前应对有据，整体秩序井然爱护环境，游行必定更加坚实有力。

我相信往后的日子，群众仍有动员起来的时候，今日的经验将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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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游行组织比以往有序很多

游行者互相交流

游行现场温馨提示

游行队伍穿过马路

游行现场工作人员，他们的衣服要是更显眼些就更好了

笔者和游行团队合影留念

气势逼人的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打出旗帜

游行队伍顶着烈日前行

（感谢中港青联提供部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