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这幕戏，看来真要迎来终局了。旺角清场成功，捣乱分子移师金钟，首先占领了学生的阵地；占中三子星期三下午自首，泛民大佬放风要“光荣退场”，学联上京不成，黄之锋只能玩绝食；各路极少数狂信者继续使用暴力，纠众叫嚣泄恨和报复，但运动本身已经分离崩析。

这里首先回顾一下之前的分析：

对于“传统泛民”来说，一旦胁迫中央政府不成，就只能急转身，建立“理性务实”的形象，甚至装无辜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8月31日全国人大对香港政改方案做出的决议表明，中央不会在主权和国家安全范围内做出任何妥协，胁迫已无出路，这样他们仍然硬推占中，要么是判断错误，要么是想闹出事来，方便转身卖队友，反过来邀功。目前看来，他们就是误判。

对于“激进泛民”来说，搞群众运动才是目的，争取的也只是立法会席位，没有可能竞逐行政长官。这样一来，他们来日方长，不可能过早把事情闹大，成为众矢之的，这次运动只算练兵；何况，现在他们亦无法掌握真正的群众，招来的都是边缘人群、狂热分子，难以驾驭——所以散场了反而闹出大事来。

对于“学联、学民思潮”的核心来说，他们还太嫩，这场运动纯粹就是混资历的，结果多好多不好，并非关键，他们也不曾见识、不相信政治的整肃，相信日后还有的是日子；对于一般学生，就是一鼓“真普选、反中国人”的狂热，而且跟他们的领袖一样涉世未深，真心不认为自己犯法，不相信警方会执法。

于是，这就解释了“传统泛民”沉默不语，进退维谷，“激进泛民”口风强硬但一直没有闹出大事，只剩下学生闹上京、闹绝食；而旺角清场之际没啥事，反倒清场之后暴力反扑更加严重，甚至光天化日殴打休班警察，这一方面既是泄恨，一方面清场也意味激进派失去了根据地，指挥链断裂，各自为战本性尽露。

警方搜出纸皮夹木板盾牌

一些盾牌镶钉

警方搜出的刀棒、利器

我也有一些这样的激进派“朋友”。据我所知，激进派并不都是底层人士，很多中低层分子是富裕阶层、海归专业人员，他们自掏腰包，置办各种装备、武器、耗材，往往十多万块的花钱，拉起自己的小队伍。如果有所行动，根本不必服从“双黄”（黄郁民、黄洋达）等领袖的指令。这次冲击立法会大门，就是这样的小派系主动发起的。

而这些狂热分子，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干起事来更加无所忌惮，心狠手辣。据我们中港青联一位成员的现场报导，他们根本“想杀警察，杀中国人”。

现在香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一群人已经丧心病狂，把中国人当成血海深仇，并且拥有自主的资金，可以置办致命武器；网购对香港而言“便宜量又足”，是一个重要的物资来源，不待“外国势力-本地政治组织”一线的资源支持；他们不受政治伦理约束，不受派系利益左右，更不谈法治与否，只顾发泄。另一方面，香港除了枪械，其他武器的买卖相对宽松；又没有国安法例，仇恨言论的散布没法可依。这个群体的发展，可以说毫无限制。

所以有人提出“流动占领、快闪占领”，等于一种城市游击战，破坏社会秩序。最近几天，就一直有人在旺角、尖沙咀一带捣乱、霸马路，声称自己真的在“过马路、购物”，有时多达一千人，口中大叫“黑警、鸠乌”（鸠乌就是“购物”的普通话发音粤语译文，既是抵赖，又是讽刺自由行旅客），与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这样做没有任何政治效果，只能是扰民的闹剧。但他们根本不顾政治后果，而且完全有这个能力继续玩下去。

他们固然是极少数，但在信息、物流发达的城市，少数人口可以造成具大的破坏力，正如恐怖分子掌握武器，就能使整个城市毁于一旦。这些反华分子当然无法与恐怖分子相提并论，不过这儿瘫痪两天、那儿捣乱几家商店，却轻而易举。占中是一次大演习，而他们已经学会怎样闹事。

这也许就是香港“后占中”时代的先兆。对内地而言，这60多年来的社会气氛都是前瞻的，中国人对未来信心满满，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对香港来说则相反，往日的繁荣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封闭之上，而今内地高速发展，香港失去特殊性，总体社会气氛是退缩的。无论蓝丝带、黄丝带，都把“回复往日光辉岁月”视作目标，他们的分别，只是信不信任特区政府而已。他们的愿望必定落空，在“一国两制”余下的一代人时间之中，香港的发展方向只能跟以往完全不一样，而香港、内地此消彼长的大势亦不可逆转。以此推论，下一代的失望情绪将继续蔓延，极端行为可能增加。

然而，并非所有上街闹事的人都是极端者。我也曾在旺角“鸠乌”现场，当时整一条街堵满了人，约一千左右，都在喊黑警，喊鸠乌，但我感受不到很强烈、激动、慑人的情绪，吶喊的语气跟时代广场倒数相差不大，甚至有人喊完之后，大叫“玩完啦，散场！”

我个人一直认为，相当部分的参与者就是为了玩，至于为什么可以拿这个来玩，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问题：1842年“开埠”以来就没有现代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消退；回归以后放任不管，新一代自以为是“世界公民”，不属任何国家民族。

他们不把国家与民族当成一回事。在极端者眼中，中国是侵略者，在“玩家”眼中，藐视主权就是时代广场倒数一样的游戏，如果玩家心中不平，当然要小孩子一样摔玩具，宅男一样摔键盘。

所以香港政府要做的，在技术上当然是堵塞法律漏洞；在整体策略上，则务必把极端者孤立起来。老说“民意”是没有用的，首先，成年人的民意和年青人的民意就不一样，其次，要是青年对未来无望，他们也没必要在意周围的人怎样看他。

唯有尽量减少下一代的失望，才是上策。这并不代表放纵，相反，政府要严格执法，建立权威，明确地让人知道：这种事不能闹着玩。我相信抓些闹事分子重判坐牢，对主事者更课以巨额赔款，就足以阻吓大部分“玩家”。这就是“预期管理”，就是因为回归以来无法管理好社会的预期，才造成这次“失望”的来源。

而实际上，也要让下一代看到希望。有些政治人物、团体建议成立“青年界别”，把青年吸纳进入选举委员会、议会、政府。我认为这样做除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变相买票，真正作用不大，甚至适得其反。把青年吸纳进来很容易，但问题的解决却非一朝一夕之功，青年的不满仍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吸纳的结果，只等于中门大开，把权力拱手让予反政府力量；就算进入建制的青年爱国爱港、理性务实，亦无法代表整体，就像旺角的捣乱者根本不买学联、学民的帐一样。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白所谓“青年问题”实际上是未来发展问题，单把“小屁孩”带入政治，于事无补，走进建制派的黄之锋仍是黄之锋，无法做出实质贡献。目前，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白症结所在，急谋对策，比如董建华的“团结香港基金”就是一例。只要提出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告诉年轻人还有出路，问题就可以消解一半。

另一半问题在于，制订这些方略的人，仍以财团领袖、堂奥难攀的学究居多，较少基层代表，更谈不上小众代表。我身处的性别小众圈子，就百分百是黄丝带，没有“几乎”。这在政治建设完善（完善不代表公正）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美国，LGBT倾向支持民主党，反抗传统，却不倾向颠覆建制，反而依赖建制。

这些被建制一直忽略的边缘人群，虽非占中的主力，却是占中最坚定的后盾。当运动引起众怒、面书的黄丝纷纷撤去头像之际，他们仍旧没有改变。正如近日被捕的那个长发男子“昭明公主”，就是性别小众人士。

当然，所谓“青年问题”除了未来发展，青年本身也有特殊性。现代工业社会一再把人的心智成熟期往后推，18岁的法定成年年龄越来越不靠谱。过去，人到了18岁意味早就闯荡社会，操持家业，距离生儿育女也不远；今天，18岁主要仍是三步不出闺门、十指不沾阳春的学生。可他们又分泌出成年人的荷尔蒙，拥有成年人的权力，安得不狂。

所以，解决青年问题，就是不能简单的按着青年的法子办，不能由着他们。投票法定年龄已难更改，但政治上的处理手法，须以谘商、培育为主，扶持团体，建立可靠的下一代，而非继续把青年当为选举游戏的消费品。

金钟现场的小农地

年轻示威者以”下一代”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