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当选，本来也是意料中事，但是得票多朱立伦一倍，还是比较震撼的。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国民党这几年热脸去贴太阳花的屁股，不提爱国，甚至“中华民国”视角的爱国都不怎么提，结果呢还是让人白日，自己满地红。

香港和台湾情形多少有些相似，相似的经济困境，相似的本土主义，还有相似的建制党派。而且建制派也在玩“本土”。上周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批评者指他没有提及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和一国两制的实践问题，包括建制派“新民党”也对其有所指责。其实，要是梁振英真的谈这些，争议未必会减少，要是他提出政府坚持“限奶令，零双非”，岂不又将再次挑起已被渐渐淡忘的两地矛盾和争议？

尽管政府没有言明，我在不少官方、半官方人员、建制政党高层口中，已经多次亲耳听到他们要“重新定义本土主义”。后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说“本土”也和爱国不矛盾，部分内地舆论哗然，其实建制派内部已有准备。

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

重新定义本土的界限

香港所谓的本土，是最近七、八年冒起的思潮。最初它是一种反全球化的本土运动，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好像韩国农民那样；但是香港经济缺乏本土产出的内销，所以它欠缺基层支持，只流行于学界小资圈子。

后来随着“自由行”造成一些社会和生活问题，加上国民教育课程被反对势力用来煽动学运，所谓本土就成为了一个全民概念，那时的“反蝗海报”、反国教事件的“抗殖反国教”旗帜，道尽它的内涵，就是反抗中国和北京政府。后来香港大学学生会公然主张“港独”，只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那么建制派如何重新定义本土？读者可以参考我在《香港区议会选举赢了，但还有些事要处理》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的介绍：

1.汉皇：中国内地什么都好，有仇港心理，最好香港特区立即取消。

2.深红：爱国主义左翼，追求社会主义先进性，冷静看待两地差异，支持香港有序融入，我就是。

3.蓝丝：主流建制派，不反对两地融合，但是多数回避，且坚持“香港主体性”，最好一国两制五十年后继续不变。对于爱不爱国的问题，通常演绎成“中国大陆充满机遇”。

4.白鸽：爱国民主派，反对共产党，但坚持爱国立场。老一辈就是“民主党”（白鸽就是党徽）；新一辈就是“中间民主派”，他们在实践之中发觉不能对抗中央。他们抗拒内地政治影响，但尊重国家主权；在文化融合方面比较保留，但不会完全反对。

5.黄丝：本土主义，未必反抗中国主权，但是非常抗拒；至于两地文化融合更是死罪，谁写个简体字都是人类公敌。

第（5）已是“独港”，但与《基本法》没有冲突，建制派如果重新定义，理论上最下限就是（5），而上限就是（2）。不过主流建制派自己就是（3），所以本土重新定义的话，估计也只会在（4-5）之间，然后努力引导为（3）。

这个“543”，下文会一再提到。

去年年中我在别处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也这样说，大同小异：

在内地与香港的政治关系上，香港社会的光谱是：

1.一国一制，取消特区，中央派员管治

2.按《基本法》实施高度自治，目前体制不变，承认中央全面管治权

3.超越《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目前体制不变，抗拒或质疑中央全面管治权

4.独立建国、宣称拥有保留权力而成为“联邦”一员

而在文化身份上，社会光谱就是：

1.香港人就是中国人，不应该有所分别

2.尊重香港本身的文化和身份特质，但与内地进行良性交流，顺其自然

3.努力保留香港的文化和身份特质，抗拒与内地交流以免受到影响、同化

4.攻击内地文化，把香港的身份认同与中国割裂，建立“香港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2）和（3）大体都在《基本法》框架之内。（3）虽然抗拒或质疑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他们的自治理想超出《基本法》，但这毕竟是个法理问题，只要他们追求维持现有制度，就总要承认和接受这个法理基础；“传统泛民”目前遭遇困境，他们可能的出路就是回到《基本法》框架，同时出于这个原因。长远看来，政治上的（2）和（3）是一样的，分别只在文化认同上。

所以现在建制派的“再定义”，就等于说：“香港本土文化好，很珍贵的，应该保留，香港利益优先，但是不能反抗中央哟，不能歧视内地人，这样适得其反。内地文化入侵？呃，一切按《基本法》办。”

爱国面前，人人平等

读者一定觉得很自私，很功利，又自大吧？真的爱国哪用谈条件？我当初也是这样，非常受不了这种提法。但在历史视角上，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试想自己穿越回去鸦片战争的前夕，你看见一群拖着辫子光着脚丫子的村民围着一队英国“龙虾兵”，不是在扁他们而是给他们卖吃的，填补他们那被黑暗料理残害多年的肠胃。你怒其不争，八王之气涌然于胸，你跳上崖边，顶着正午的太阳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愚也矣！”然后掏出95式，把“龙虾兵”突突掉。

村民会不会感动，会不会跟你朝着夕阳奔跑？不会的，他们只会怨你坏了生意。你的爱国感情来自他们未经历的历史，而他们的世界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何况原话你也说错了，是“国家兴亡，食肉者为之”。（顾炎武：“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即使到了民国，抵抗列强的民族思想一般只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村村户户都被鬼子屠戮，不团结就要死了，大我亡了，小我也活不了，民族主义才爆发出来。

所以我常说，香港人就是辫子民，还没经历现代国家建立的历程，小我和大我缺了纽带。我去年初发表于《紫荆》杂志的文章这样说：

笔者忧虑内地“强国梦”式宣传简单复制，可能导致事倍功半。在内地，“强国梦”主题在于“强”，而“国”是存在的前提，在香港却是缺失的一块。在内地可以说“咱们其实不差”，但香港本土思想并无“咱们”，却总是有“我们香港，你们中国”。内地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未来好不好”；香港问题则是“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所谓人心没有真正回归，就是香港没有经历“构建国家”的过程。国家建构的本质，就是构筑命运利益纽带，对付他者的威胁。本土派势力日益壮大，一来在于抓紧了社会矛盾，二来利用了最为显而易见的现象——两地融合，建立相应的对抗符号。在政治手段而言，他们已经在“建国”方面早着先机，而爱国阵营却反应迟缓。

本土主义的瓦解应当依靠实际的、为香港群众带来福祉的措施，使群众的生活与国家形成利益纽带，尤其在楼市、就业方面。

我觉得，想要香港人心真正回归，建立国家观念（而不只是“中华民族”观念），这是绕不过去的一步。现在不是没有爱国青年，可是多数都是富二代，利益不平等嘛。

比如自由行问题。它是带来旅游业收入没错，但是不要想象成香港乡村忽然涌进游客，村民个个发财；事实是，本来好端端的自食其力，忽然要做低声下气的工作（虽然港客其实比陆客没礼貌），而且满街都是人，楼下麦记变必胜客，超市贵了一半，地产商赚翻了，周生生和莎莎赚个零头，但是我呢？一毛钱也没。

这不是内地人民的错，不应成为矛盾，可是毕竟因为两地交流而起，要是政府不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民众要怪罪，尽会怪到内地头上，专门针对你小孩吃东西，辱骂你的简化字。要是政府打击地产，把收入留给零售商，再向零售商征收什么市区环境税和秩序费之类，用来改善社区，或者拨进社福储备，谁还反对自由行？

爱国面前，要人人平等。

当代社会已经不可能不介意民心所归，毕竟不能把人赶下太平洋，不能施行非人道措施，断水断电断网络；而他们只要三餐温饱能上网，就能引发社会不稳。

政府带头定义本土，会成功吗？

不过目前建制派的“再定义”只是对本土主义“文化符号”加以肯定，赔笑赞赏，但是没有触及他们坚守那些“文化符号”背后的实际理由。那么不就等于呼吁本土派重拾多年以前“民主回归”的精神，把时钟拨回1980年代。然而这样恐怕将流于无功。我写过：

虽然“传统泛民”一开始以“民主回归”作为号召，司徒华等人多次、多个场合体现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怀只存在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习惯之中，而不能在他们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生存。

因为一个群体的民族身份的维系，端赖记忆、历史环境、教育文化。新一代固然没有记忆，但社区历史、教育和传媒体系，依然担起民族身份传承的重责。香港本已缺乏社会历史，尽是殖民印记，何况“传统泛民”支配多年的教育和传媒，基本上全然采取敌视中国内地政治和文化的态度；在老一辈的论述之中，固然可以演绎为“我那时很好，现在不好，以后要改好”，但在新一代心中，“我那时”并不存在，没有感情，现在则是满目“沦丧”，民族情感无从建立。是以，一当老一辈相继退出，那么“传统泛民”的意识形态体系自然衍生本土主义，他们觉得没有义务为了上一辈的“我那时”而去争取。

建制派推出这个说法，只能争取“传统泛民”的倒戈，不过其与本土派此消彼长，建制派应该预期即使成功战果亦颇有限。

可见，连理论高度也是早晚辩不赢的。何况，本土派难道只是理解错了《基本法》，误会了“本土”的涵义？莫非“占中”那时的违宪主张，真是反对派理解错了中国法律？如果不是，那么本土主义所坚持的，就不是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他们并非没有“开往大埔的红Van”就活不了，也不是真的那么仇视内地人和普通话。这种仇视是无理的，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放大的投映。

英国人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怎不见香港人那时群起反抗？因为再不甘，英国确是带领香港迈入城市文明的主。

那么，香港本土符号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话都说烦了，就是产业和土地，香港基尼系数0.53哦！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一时拿不出实绩。最大的障碍就是既得利益资本阶层，所以若然希望民众相信政府走在这条路上，最好就拿出抗衡资本的决心；有些政策不会显著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比如每年定额法定有薪假期，是可以作为政治旗号的。然而，这次施政报告只字未提。

高铁香港段800个亿，机场填海建条跑道1200亿，普通人乍看上去都是资本的利益，但是带来的社会福利官方还是提得太少。

抨击报告、表示“要研究”是否支持梁振英连任的郭伟强和邓家彪，是工联会议员。工联会的会徽是这样的：

所以观察者网网友“明思贺”给我的评论很对：“P姬，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建议，只有在‘一国一制’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以香港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指望政府自身能实施这种政策，是不可能的。”

怎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选票政治。建制派为了争取和维持最大选票，一旦用“5”稳住最大多数选民，一定不敢轻易把“5”改写成“4”，更遑论“3”。如果想慢慢修正定义，结果只会被选民绑住。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明摆着偏袒商界，建制派就算有心，也很难触碰真正的社会问题，只有继续论证“真本土、假本土、精明理性本土、激进不济事本土”之类。

何况本土派才是掌握本土定义的主人。你会再定义，人家就不会再定义？内地传媒说“新香港人”也是香港人，重点在于“也是香港人”，可是本土派强调他们“新”，于是“新香港人”被诠释成一个北京钦点的本土词语，已经到了血统论的地步。建制派要不要接受这个定义？正如我们中华青联顾问洪锦铉议员说，你这样下去不就变成国民党，热脸贴太阳花，最终只能“弃新迎旧”，两面不讨好。

就算成功定义又如何

当然，我相信特首其实已经十分努力，只是阻力太大，我以前听消息人士说，他的施政报告被公务员发回三次重写。

那么假设建制派上下一心，不管它“543”，先认了本土主义，先把经济搞好，给社会带来公平，压制既得利益，那么社会怨气消解，不就可以重新慢慢定义和教育了？看，本土也可以融入国家文化的；看，融入国家发展多么有利。然后期望两地生活结合，一两代人之后不再谈“机遇”，把真正的民族感情建立起来。

这个前景是美好的。只是，如果我们不管“543”，在这种条件下，会搞好经济吗？

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两地社会高层的交流已很频繁，只是香港基层社会感受不到多少好处。基层面对的就是自由行、买奶粉、普通话、简化字、孕妇生孩子。如果只把下层交流“墙”掉，对经济影响其实不是很巨大，尤其是，如果建制派和政府透过各种手法——包括本土民粹主义——打压既得利益，就能形成这样一个社会：上层继续通过两地合作赚钱；下层继续隔绝，陶醉于本土文化；分配制度比以前公平，上层财富较多地流到下层，同时地价受控制，支持了部分本土产业，给下层带来一定职业晋升阶梯，现在不是成立了“创科局”吗，不少反对派议员也是支持的。这个社会一定进一步增加政府支持度——在本土主义的旗帜下，到头来只是进一步诠释本土，说明它多成功。

固然，如果香港只靠上层经济，也就是金融和服务业，不会领先多久，早晚变成一线二线城市，没有抗衡的资本。但政府既然掌握民意，就不要以为还会像今天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到时的发展力量和决心可能倍于今日。

产业并非不可能在内地与香港部分隔绝的条件下展开。香港没有专家？日本也有，对岸也有，人家价钱其实已经不比大陆贵多少。政府有了号召力的话，甚至可以让全民勒紧裤带，把土地成本下降的盈余用来压低工资，增加投资。这样虽然及不上北上广，亦非不可能维持繁荣。也就是说，金融照样与内地合作，产品照样外销内销，而且内销跟外销没有区别，不用跟你谈感情。

现在建制派老播罗文的《狮子山下》，以为这是“老香港精神”，殊不知这正是港英政府对民间不闻不问，民众只有自发努力的时代赞歌，政府是缺位的；放在内地与香港的语境下，“狮子山下”其实正好形容两地隔绝，孤岛围城，香港人靠自己，“同舟人，誓相随……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这个时候，还想逆转“543”吗？这是初始路径选择问题，选了之后的一切行为只会深入路径，日后改不回去；或者毋宁说，建制派还有必要逆转“543”吗？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控制力并非总是强有力的，本地政治力量一旦挟民意自重而又符合《基本法》，国家就陷于被动，你看“自由党”蹦跶得多欢乐，开除田北俊的政协，他也不介意，他又不依赖你，而自由党还只是得到部分土豪支持而已，远非设想之中这个整合全城的政治力量可比。就算到了2047年中央可以说了算，但是还有三十年时间，足够造成麻烦，成为独港当政者的资本；如果提前终止一国两制——不是为了拯救香港而是因为本土势力太成功——也是国家的重大失败。

这其实就是港独“国师”陈云的“城邦建国”主张，人家只是加上“建国”二字，再加上什么皇宫公主玩玩，于是被打成智障港独；他把可能变成不可能，不会成真自然不用负责，可是不要因此小看他，政府玩本土，谁玩得赢？别忘记“民心可用”。

部分人士不会看不到这种前景，真是非常诱惑，对我个人来说也是美好前途，可是买单的却是国家。

只有国家才配得民心

建制派爱说，国家和香港就是父母和孩子。那好吧，孩子离家出走，你又不能真让他饿死，只好托人给他吃的，还捎个话，那么你要说“饭是爸爸妈妈给你的，你回来吧”，还是说“是你努力换来的，你就学着自己过活吧”？

只有国家才配得民心。当然不是要爱国阵营整天爱国爱国地说，或者汉奸汉奸地骂，那样没意思，人家都沒有国家观念；但是必须坚持两地交流，反对本土主义，指出那是如何不利本土利益。这是宣传的部分。

实干的部分，就是用这个纲领去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无法改变政府，就与民众一道呐喊争取，去批判真正的问题所在。用实践检验真理，证明故步自封才是“大毒草”。

关键在于，政府、资本家、公民团体、媒体、学界须由爱国者组成，这几个界别有社会控制力，所以要摒弃那些反对共和国的人，由爱国者带领社会做出实绩，人家才会归功和信服于你；若是本土派担任，不又是一个诠释本土主义的政策？如果国家不亲自带给人民福祉，人民也就不需要国家了。

当然了，在选举政治时代，加上一国两制，国家怎样培养这些爱国人士走进岗位，是个难题，这些岗位香港政府一般会用做招安工具，换来一时的政治稳定，比如给你做个什么委员会成员，给你的团体拨款多少。不过公民团体（就是“公民社会”）零零碎碎，原来就是西方资本为了方便控制而设计的，国家要掌握其实不难。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说：

现在政府招安故敌，疏远爱国人士，却又在经济上偏袒他们。由于香港的特殊政治和经济环境，任何商机的偏袒最终只能化为土地资本，形成剥夺基层的局面，造成民众反对建制——政府依赖建制的恶性循环。

我以为应该在政治上重视爱国人士，摒除所有反对国家的人，但在经济上必须不分政见，广泛惠及各个社会阶层，从而形成民众与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并把成果归于任上的爱国势力。这才是一个城市长治久安、继而真正回归祖国的道路。

去年我们访问北京，中央官员就说，黄丝学生也是一视同仁的，欢迎来读书游历，国家不会对孩子计较。这样说，陈净心其实有违中央政策。

所以我才反对陈净心总是举报这个那个。黄安当初举报绿营商人，我是叫好的，人家是商人，是资本家，怎能让本土主义参与控制中国经济？可是后来的艺人只是工具，甚至只是孩子，不是资本家，不是团体领袖，在媒体工业之中也只是工人，打击他们有违“不分政见，广泛惠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原则。

不过我认为，比如何韵诗那种本土主义社运领袖，当然是另一回事，不是说艺人就都免疫。这亦说明两地交流问题须要密切注视，具体分析。毕竟整套论述都建基于历史和法统这些宏大叙事之上，然而网络舆论却是世俗的，基于零碎的个人经验。一旦网络舆论影响两地有序交流，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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