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以色列和美国关系问题上，中国网民有一个很流行的比喻：“以色列是爸爸，美国是儿子。”您可否分析一下这个比喻的合理性？美以的执政党轮替对双边关系有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古埃林：中国网友这个“父子关系”的比喻很有趣，我忍不住笑了。其实你提出的问题也部分回答了问题。双方的政党轮替的确会影响美以关系。比如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被认为是右翼保守派总理，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带有比较鲜明的自由派色彩。所以双方的外交会出现一些摩擦。

2009年奥巴马刚当选后，联合国安理会上就加沙地点巴勒斯坦人定居点的问题要发起一向对以色列的不利的决议，但美国方面罕见地投了弃权票，没有阻挡这一决议的通过，让内塔尼亚胡认为这是对传统盟友的一次背叛。而且内塔尼亚胡在奥巴马离任前就戈兰高地问题上寻求美国支持，结果他在拜访华盛顿期间，只见了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

拜登（左）与内塔尼亚胡此前在耶路撒冷召开新闻发布会（路透社）

当时美国外交部门发言批评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不能简化为利库德集团和共和党的关系”，可见，再忠实的盟友，也会因为党派轮替产生某些外交上的摩擦。

不过此后的特朗普执政集团则走了另一条路，为了维持和以色列的关系不惜破坏既定的国际共识，比如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外交局面，即便是父子关系恐怕也是“青春期时代”的父子关系（adolescent patriarchy）。

观察者网：美国是北约的领导国家，以色列也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两者的军事合作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从未中断过。如何从以色列角度分析北约的未来？以色列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可能吗？

古埃林：以色列几乎从未要求成为北约成员国，而北约也从未主动邀请以色列成为成员国。但必须要指出，以色列是忠诚的MNNA（即非北约成员盟友）集团国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享受北约成员国的一些特殊待遇，而且比其他的MNNA成员如日本、韩国等还要特殊。比如可以从美国拿到最低息的武器装备贷款，可以临时征用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训练，甚至可以拿到一些北约成员国拿不到的军事资助等等。而且双方的军事合作，四十多年来一直从未中断过，比如1973年安息日战争期间，以色列用来对付黎巴嫩真主党的萨格尔导弹的手段，马上就被北约国家采用了。

目前北约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从地缘形式上看，以色列并不需要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

2015年9月1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北约前秘书长拉斯姆森在耶路撒冷会面（@北约官方网站）

观察者网：以色列作为中东区域性强国，在科技创新和军事研发领域拥有全球优势。提到以色列在高科技军事水平方面的领先地位，不少政治经济分析专家认为这得益于以色列国内非常弱化的阶层差异和扁平化先进管理方式，释放出了科研人员巨大的创造力。以色列国内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的模糊性，是否可以从犹太人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性格中找到源头？

古埃林：对犹太民族这个典型的“流浪民族”来说，理论上可以从古犹太人的民族特性中看到今天以色列治国框架的影子。但现在的以色列，无论官方如何如何宣传是“犹太国家”，不能改变其多民族构成的事实。现代犹太人也是历史上多伦民族融合之后被“塑造”出来的。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社会阶层体系，恐怕更多和目前以色列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有一定关系。

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50年代初那种带有强烈犹太复国主义色彩的国有经济关键领域，在1967年之后逐渐放开了，虽然放开的部门很有限。而且自60年代末以来，以色列经济飞速发展，但征兵的范围也在扩展，原有的中小型公司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对阿拉伯劳工的禁令无法实施下去，公共建筑业开始大量依赖阿拉伯劳工。

你说的社会结构的平民化和某些领域的雇工族群背景的演变有关，因为这涉及到企业的发展活力，包括盈利和税收等一系列因素。

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工厂正在组装最新款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全长超过8米。（日本《朝日新闻》）

但从以色列总体发展情况来看，当今以色列社会的族群隔阂依然还是很严重的。目前以色列国有大型工业公司，几乎对国内的阿拉伯人是完全封闭的。因此，阿拉伯人不仅被排除在拥有超过10万人的庞大的国有军火行业之外，而且还无法进入石油化学工业、电子、航空、工程行业的精密部件包括航空领域，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到以色列的国家战略方向。将阿拉伯人拒之门外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求所有员工都有服兵役和安全背景审查的记录，这就基本上可以把某些敏感的少数族裔排除在外了。

观察者网：谈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50年代的高涨，就不得不谈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您觉得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相比以前有什么变化吗？还是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吗？

古埃林：犹太复国主义依然是目前以色列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这也是海外犹太人依然遭受“反犹主义”困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上政党-政治结构的关系很复杂。比如所有的以色列内的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行动吗？

这一点我们在东方犹太人（注：Oriental Jews，即来做非洲和西亚部分地区犹太血统的以色列国民）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注：Ashkenazi Jews，来自中欧和东欧背景的犹太人）在政治立场上分歧比较明显。东方犹太人更具有平民无产阶级色彩，当初他们能成为贝京总理的票仓，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对9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掌控。

“东方犹太人”长期在以色列被当成二等公民

利库德集团的执政纲领和当初对巴以冲突和对黎巴嫩作战有直接关系，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色彩。但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在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问题上更加温和，也是在工党执政期间和埃及总统萨达特通过协议的方式，解决了西奈半岛的领土争端。而工党的背后，有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大力支持。

但对东方犹太人来说，他们对利库德集团的天然联系不仅是基于民族主义，而且是对工党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将资源向少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倾斜的反感。由此，我们看到，因为阶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犹太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应的，犹太复国主义也很容易成为以色列政党轮替操纵的一套话语体系。

观察者网：2020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在美军袭击中丧生，此事震惊了全世界，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要对美国进行“严厉的报复”，而某些以色列城市在伊朗的报复范围内。从以色列的角度，如何看待伊朗方面对此事的一系列反应？

古埃林：从后续效果上看，伊朗的报复性行动很有限。相比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袭的可能，以色列还是更关注伊核协议。不过，我们发现以色列并未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且更多扮演事后“幕后者”(behind the veil)的角色，而且有意和美国保持距离。

2020年1月5日，以色列内阁会议上，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句“我们正在把以色列变成一个核大国”口误引发了外界猜测

内塔尼亚胡右翼联合政府的部长共同作出决议，不要对苏莱曼尼的死公开发表言论，以避免更多麻烦。美国空袭刺杀苏莱曼尼一事目前看来未必和以色列直接相关，所以以色列以低调的态度避免过分刺激伊朗单方面的核计划。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您对以色列国内族群融合的看法。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目前可以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20%。而且有些阿拉伯人被招募进了以色列国防军，其中的少数人还当上了军官。您是否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认同的改变和民族融合，有利于解决巴以冲突和长期的中东地区和平？

古埃林：有关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的生存状态问题，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

自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不断征服以来，以色列的工人运动就试图在经济的某些关键领域建立犹太人的垄断地位，这是通过将阿拉伯工人排除在这些经济活动之外而实现的。

这种划分的结果是，中小微私营企业变得对阿拉伯工人的依赖程度很高。但在司法领域，阿拉伯工人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私营雇主可以在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的同时，将工资和工作条件维持在劳动力市场所能允许的最低水平上。

但私有化资本控制下的上层犹太人队伍膨胀了，而且变得更加独立于国家官僚机构。私营部门在经济和政治上为自己攫取利益的能力也大大增强。相应地，它对政治权力的渴望迅速膨胀，具备了大规模选举活动所必需的财务支出能力。

2019年4月19日以色列议会选举，一名阿拉伯裔市民在特拉维夫投票（@耶路撒冷邮报）

在耶路撒冷，我参观了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型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仅招犹太工人。他们在最现代化的流水线上工作。该公司实行的是五天工作日（而不是在以色列通行的六天工作日时间表）。每天免费提供两顿饭。

而邻近的非军事公司就很难招募到犹太工人。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工业信息公司，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雇工数量大约是17000名，其中5500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967年中东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以色列私有商业的发展，为民用消费品行业打开了巨大的新市场。以色列的消费品不仅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售，而且还通过“开放式桥梁”运送（一般通过重新包装掩盖其制作来源）进入阿拉伯国家。目前，这约占以色列总出口的三分之一。同时，1967年新占领的领土为以色列的私营工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使其阿拉伯工人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现在，这些地区的有大约10万多名阿拉伯工人在以色列各部门工作。

阶层的分裂和私有、国有部分的分裂高度重合，使得以色列的民族融合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乐观。表现在政治上，那就是有着大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工人阶级居然不支持打着为工人谋福利的工党，而转而支持利库德集团，而工党的的背后则是各种犹太中产阶级，这是很怪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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