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妮妮】

今天很多人把“娘炮”跟偶像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偶像文化里的男性有大众印象中的女性特质，进而延伸出“娘炮文化”——不喜欢这个词，但还是用它；也有人认为，这种男性形象是从日韩来的。其实不止日韩有所谓的女性特质的男星，欧美也有很多，只是可能我们不太去管它，习惯说是日韩的。

一提男性偶像，日本的就会提所谓的杰尼斯事务所（Johnnys事务所），而韩国偶像明星的制造工厂是模仿Johnnys事务所的，至于我们中国今天的偶像文化运作，研究者和舆论基本都会默认是从韩国过来的。这中间似乎有一个继承关系：中国学韩国，韩国学日本。但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又会明显发现，这三者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日本Johnnys事务所，其所长是喜多川。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日本人；但在日本人看来，他是一个美国人，日裔美籍。

喜多川的经历比较有意思。二战时，因为日本是美国敌国，所以美国把国内的日裔抓到一个地方，整体管理起来，而喜多川的家庭当初在美国是进过集中营的。后来，他们家里人回到日本。喜多川对美国的情感，可能有一种内在的批判，但是与此同时又很向往、喜欢美国的文化。他觉得百老汇是他想象中的美国，所以一天到晚让他底下的偶像演一些舞台剧。

最开始，喜多川跟他姐姐在东京经营一家咖啡馆。战前日本的城市生活发展得不错，所以城市里的文化人对咖啡、黄油这种美式食物和美式文艺生活，是有一定体验和向往的。而战后日本物资非常贫乏，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为喜多川在朝鲜战争时期做过美军翻译，所以这时他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得美军物资，他的咖啡馆也就变成了当时日本一些文化人、媒体人聚会的场所。在后来日本城市中的大媒体集团、大公关集团发展的过程中，喜多川的事务所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跟这个有强烈的关系。

早期日本对男性的欣赏，是像高仓健、三船敏郎这么一些面部非常欧化，而且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形象，上身比较威武，肌肉练得非常好。

高仓健与三船敏郎

Johnnys事务所的起步，基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时它推出的偶像，比如有很著名的乡广美、近藤真彦——近藤真彦在整个亚洲都非常红。他们与过往高仓健、三船敏郎等人的形象相比，首先个子比较小，面目也没那么清晰，比起欧美人，更像比较刻板的亚洲人的形象，而且各方面——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都不是特别优秀，在技术或专业上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中性”的，不是传统的有攻击性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形象，而是与你平行的，甚至可能还稍微低一点的形象。

近藤真彦（资料图）

70、80年代有什么事情？日本7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收入倍增计划”完成了。它在1960年代搞收入倍增计划，后来超额完成任务，增加了两倍，日本人的生活开始变得很好，这意味着家庭主妇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上涨了。我们之前讲到过，五六十年代日本有大量女性投入到工作当中，她们成长起来正好有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这些女性基本来自中下层，也会追求自己的独立审美。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我们回头看，觉得那个是“娘炮”的，但这是有一定的解放、进步的意义的，因为普通人的审美、所追求的的治愈的感觉，进入了大众审美的范畴中去。

资本发现这么大一个市场之后，就会非常努力地投入其中。这跟御宅族有一个相似之处，开始时把你当作外来者或边缘群体，排斥你，猎奇你，一旦发现你所能创造出的经济效益是惊人的，那资本也会来迎合你。共同参与到造星运动中，打造一些所谓的国民天团，就是看中了他们背后巨大的经济效益。

比如我们熟悉的SMAP、嵐（あらし）、AKB48这样的一些存在，他们的发展已经被纳入日本国家经济的发展范畴中去。很多地方也会努力打造自己的地方偶像，所以它的偶像业跟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参与打造的，是一些有组织、有规模的团体，比如几大著名电视台、一两个著名的公关广告公司和一些著名事务所。

韩国有点不一样。男性偶像业的打造，是直接向日本的Johnnys事务所学习的，但是到了韩国，一方面韩国的娱乐业之前已有自己的规模和逻辑，再加上韩国的市场不像日本国内市场那么大，所以韩国的偶像业会更注重开拓多元化的市场，同时更大地发掘粉丝自己的独立性和主动性。Johnnys事务所跟韩国相比，不太在乎粉丝的主动性，无非就是我给你提供产品，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

传到中国之后，状况更加不一样了。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互联网经济的形式了。互联网经济形式更注重消费者的参与，有时官方的行动还弱于粉丝的行动，或者说官方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粉丝行动。

我们中国的偶像，第一位的要求就是高，没有身高可能就红不起来；而日本Johnnys的偶像，尽管没有规定“我就不捧高的人”，但是可以看到红的基本是不高的，两者差异非常大。这反过来会变成我们批判日本的一个由头，说“你看，我们（的偶像）又高又帅，日本偶像不行，矮，还有点挫，长得特别‘低欲望社会’，看来国家也不行了。”

（本文录入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