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妮妮】

“义理”这个词，确实在日本的大众语言中还是长期存在的，一直在使用。比如我们可能熟知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义理的父母”；可能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更熟悉的是经常出现在动画里的“义理巧克力”。情人节时看到喜欢的女孩送你巧克力，特别高兴是吧？结果对方跟你讲，“这个是义理巧克力”。也就是说，“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本命巧克力是送给隔壁那帅哥的，你这个是义理巧克力。

那么，“义理”放在日本大众的意识形态当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一般来说，当我们研究者谈义理的时候，会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里的一个概念来解释。

当年美军登陆日本之后，遇到过一个对他来说特别困扰的事情。鉴于在外岛其他战场上，日军抵抗得非常厉害，本来美军都做好了日本人坚决抵抗的准备，结果看到日本人夹道欢迎、日本的政治家非常的恭顺。美国人就懵了。

为了让美国更好地改造、管理、占领日本，本尼迪克特的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本尼迪克特就说，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叫“义理”与“人情”。义理其实是两个东西：一方面，别人对你有恩，你就必须要报答，它跟你的想法没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说句老实话，难道美国人就不报答别人的恩情，就不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所以我觉得这种定义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如果说有这种矛盾和纠结的话，中国其实更多。

中国人讲“忠孝不能两全”，非常的纠结。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它与义理、人情之间是不一样的。中国“忠孝不能两全”中的孝是私人感情，而忠是对公共的、对国家的更大范畴的感情，要从两者中舍弃一个；但是义理和人情，人情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一些私人感情，而义理本身也是对私人的一种感情，是对主人、恩人的感情，是个人对个人的，显然这与忠孝不太一样。

日本现代的改革维新其实是不彻底的，它只有政治上的革命，但没有社会上的革命，于是义理的生命随之延续。可能让我们联想到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有位非常伟大的学者，叫作丸山真男。他认为，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太快了，而且完全是一个小部分精英主导的近代化体系，所以就导致了在近代社会当中，很多日本人并没有树立起一个近代所需要的主体意识。

丸山真男说过，德国法西斯的邪恶，在于这帮人有明确的邪恶的意志——我想干什么事，所以我才这么干；而日本人发动战争这么严重、邪恶的事情，其实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都是一种随波逐流，你问他们责任是什么，每个人都说“我的责任是忠于天皇”。所以这是一个“无责任的体系”，同时也会变成一个推卸责任的体系，丸山真男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企业出事，大家都出来集体谢罪，全给你鞠躬，然而核心责任，找不到人承担。这里面也会看到传统封建时代“义理”的影响。因为封建等级制的影响，接受义理的人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义理”，他仅仅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情，所以我是必须去接受的。

其实，日本人对“义理”的批判也是很严重的。当代社会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多的，所以有时候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后来也会转化成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所以，日本人有时候也会吸收西方人的看法来批判自己。有的说“我们日本人有义理和人情，两个不一样，不能兼容，但又独立存在”；有的说，“我们日本就是表里不一”——一个是“建前”（建て前），在社会规则面前，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但实际上内心有跟“建前”不一样的“本音”（ほんね）。

就好像送巧克力，在中国，女生只送自己喜欢的人巧克力；而在日本，如果一定要送，对不喜欢的人或全班男同学，送“义理巧克力”，有喜欢的人，送“人情巧克力”。也就是说，两者可以并存，义理、人情都送。在日本，很难把这表现视作“表里不一”，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真实的：面对社会的时候，选择这个真实；面对另一种感情的时候，选择另外一种真实。他们觉得这两个东西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社会运转良好，义理和人情是可以并存的；但遇到一些状况，比如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义理和人情可能就会发生冲突，进而带来一些很难预测的结果。

现今，日本的舆论也好，政治也好，有一些保守化的倾向。我们，包括日本人，很多时候也会觉得奇怪，右翼思想、政治家看上去都是一些老头的东西，年轻人明明受的是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为什么还会跟着右翼跑？其实，从“建前-本音乃至义理-人情关系”也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2005年、2006年，小泉纯一郎多次惨败靖国神社，受到媒体、政治家、社会精英批判，说这事情不该做，做了之后会伤害亚洲的关系，影响区域和平，也有损日本的国际形象。小泉很不高兴，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心灵的问题（心の問題）”。一些年轻人也许不同意美化历史，或也不关心亚洲关系，但小泉说“我不想听你们那些理，只是要尊重自己的内心”，他们一听，好得很，说到心坎上了，深感日本就是太受这些道理的束缚。

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反省不是很充分，国内舆论没有把这问题说透。它只是教导国民，你把这东西作为一种义理接受就行；国民在公共生活中也接受了，大家不会说些离经叛道的话。问题在于理没有透，于是小泉这么说后，年轻人就立刻学着“尊重我的内心”，就是要跟你们这些说理的大人杠。年轻人的保守主义情绪，可以从这角度获得一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