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塑造“安倍1强体制”的“三支箭”及其界限

来源:观察者网

2020-09-02 07:49

潘妮妮

潘妮妮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自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以来,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相继表示要参加下一届总裁选举。目前日本媒体的分析认为,自民党最有可能推选的,不是过往被媒体称为“安倍本命”接班人的岸田文雄,当然更不是大众人气较高但是党内缺乏支持的石破茂,而是能体现自民党内各派势力均衡、更为持重的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就是说,至少紧接着的下一个首相应该不是一个安倍式的“1强”人物,这意味着后续的日本政策倾向在一定时期内会以“协调”为主,回归到这个国家更熟悉的常规路线上。

这不仅让人想到小泉纯一郎的长期政权结束后,也是经历了一个政权频繁更迭的战国时代,然后迎来了安倍晋三的超长任期。如果这段历史重演,那我们也许可以说,日本的政治机制真的变了。

在安倍晋三的超长任期中,党内外冲突、争议政策和发言、严重丑闻嫌疑……这些导致若干前首相——其中不乏有政绩卓著的首相——下台的事件一个不少,但并未动摇其执政地位。这个罕见先例无疑已经给后继者提供了难以拒绝的诱惑,必当有更深远的影响。

为了面向这个可能到来的未来,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安倍长期执政的主观因素,以便探讨它们是否可以复制。在此,笔者对“安倍经济学”中常说的“安倍三支箭”这个概念进行模仿,称之为“长期执政三支箭”,也以此作为对安倍晋三超长的第二任期的回顾。在此基础再遥遥地看一下“后安倍时代”。

日媒归纳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空气,你的名字叫“革新”

第一支箭,是“小泉执政时代打造的所谓‘革新’政治空气 +安倍自身的政治家世”产生的化学反应,这是安倍晋三成为“后小泉时代”自民党首选的基础。日本政治家族传承这个“传统”应该已经广为中国读者所知,在此不多加赘述(之前我在“瞭望智库”有一篇简化的解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安倍一门至今共有3.5名首相且各有极其“突出”的政策行为——外祖父岸信介(“美日安保”修约【完成】),外叔公佐藤荣作(“伊奘诺景气”,延续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完成】)和安倍晋三本人(“安倍经济学”,奥运会,正式修宪,etc.【未完成】),以及很有希望但早逝的安倍之父晋太郎——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然而,“家世”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当时安倍晋三在党内的主要对手麻生太郎从家世和经历看,也俨然少女漫画中的贵公子,但是安倍更为年轻,符合当时的“革新”政治空气。

这种“革新”空气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不振,自民党选举败阵,于是民情激烈,批判的矛头也指向了自民党的“家族政治”、“秘密政治”、“老人政治”。在这个气氛下,新世纪初,小泉纯一郎与桥本龙太郎竞争自民党总裁,国会议员和地方党员代表的投票结果中桥本胜出,但地方普通党员投票则是小泉的压倒性胜利,完成了一次惊人的“下克上”。

小泉执政期内即以“革新”为口号,不断给政治生活和公共舆论施以大剂量的刺激。典型的如在经济领域力推民营化,号称“无圣域的改革”;在政治领域积极推动“‘有事’三法案”(武力攻击法案、自卫队法改正法案和安全会议设置法案)等变动政治体制规则的举措;同时塑造了特立独行的大众文化形象,吸引了大量原本政治冷漠的选民。看上去总是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小泉却实现了稳定的执政,这不能不让后来者追随这种“革新”的空气。

安倍晋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他高调宣称要解决历史长期遗留的“朝鲜人质”问题,立竿见影地给日本大众以“清新”、“有勇气”和“温情”的印象。顺带一提的是,有读者应该也注意到,前几天安倍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的演讲,专门提到了“朝鲜人质”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对相关人士表示道歉云云。因为这件事是其政治形象的原点。

互为表里的两支箭

在经历不算成功的第一个任期——一方面因为自身武功未臻大成,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尚有若干更给人“新感觉”的政治家竞争——后,安倍晋三于2012年再次组阁,由此开启了战后最长首相任期,也有赖于余下两支“箭”的力量。

这两支箭互为表里,一支是对大众塑造“革新斗士”形象,大力开发草根的政治潜力。另一支则是“惊人之语”之下的务实实质,一系列进攻性的“禁忌”政策,其结果都指向首相的一元性权力的加强,保证自身的政策意志能够更好地推行和持续。这两支箭也同样是对小泉的仿效,它们共同构成了今天日本人所说的“安倍1强体制”。

我们先来看针对大众的这支箭。日本习惯上将政治视为一个局限的专门领域——或许老式日语中的“祭事”(祭り事)更能表现日本对“政治”的态度——丸山真男曾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探讨这种日本式的“政治冷漠”。他不无担心地表示,尽管战后在制度上“民主化”,但日本人可能仍秉持传统上的“把政治视为政治家领地的……政治观”,那么“一旦闯入政治世界的人,其……一切活动和思想方法都会变成‘政治’的……身居这个世界之外的人,就会变成与政治全然无缘的芸芸众生。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缠绵于个人以及国民的历史中,或无法避免从极端‘政治主义’突变为一概不问政治、事不关己的态度,接着又来个彻底的政治主义,如此反复无常的循环。”(1991年中译版,120页)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经历战后数十年变迁,不管是“保守右翼”还是“进步左翼”政治家,支持者的构成和偏好都相对固定,形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小泉纯一郎时期吸引了大量以往不自主投票的女性,平衡已趋松动,而安倍执政期则明确地指向了对日常生活有不满但又没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城市年轻人”的选票潜力。

首先,他打破了以往的自民党政治家不公开与“极右翼”媒体互动的惯例,并且有意识地亲近当时方兴未艾的网络媒体平台,打造了与自己有密切联系的新舆论阵地。

接下来,则是为不满的情感提供简单易懂的投射对象,对外对象我们已经熟知——中国、朝鲜、韩国。而对内则主要是指向左翼在野党和“左翼媒体”,在支持安倍的媒体和推特大V的笔下,首相常常被描绘得像是一个对抗强大的“日本‘卖国左翼’+中国/韩国+国际左翼”组织的坚强斗士,非常有《进击的巨人》的味道,很能引发大众的共鸣。

然而,在这种面向大众之“箭”下,日本媒体也常发出这样的灵魂疑问:“安倍是右翼吗?”正如美国媒体也常常会问自己:“特朗普算是保守主义者吗?”换言之,我们很难用二战以来的“左—右”抑或“保守—进步”的概念速写其行动。

这也反映出第二次安倍政权隐藏的第三支——或许是最根本的一支“箭”。依旧是通过激烈地触及各种“禁忌”,实质是开拓出新的问题领域,在不断制造新的政治议题(系铃人)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变成这些议题自然而然的主导者和解答者(解铃人),从而逐步把日本传统以来高度重视各方“协调”的政治体制转变为依赖特定核心集团“决断”的体制。这就是“安倍1强”体制的内涵。

试举一些典型例子,外交层面,力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明确提倡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导向,建立国家安全会议体制;政治层面,推动修改宪法和发展进攻性的“集体自卫权”;经济层面,将经济政策打包命名为“安倍经济学”,尤其试图通过“结构改革”对日本的经济生产和分配机制进行重组;文化层面,提倡“美丽日本”,以强硬的姿态推动“历史认识”的重塑;以及,奥运会。等等。

尽管这些举措大多至少在小泉执政时期已经显现,且有里根主义的影子,但都被打上了安倍的烙印,使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无可替代的“THE ONE”。

后安倍时代?——“1强体制”的界限及其未来可能性

这“三支箭”构成一个攻守兼备的结构,更新了战后最长首相任期纪录,也让随后安倍晋三的突然辞职更富有冲击力。至于是安倍确实因为身体原因主动禅让,还是自民党内部协调的结果——安倍本人和自民党主要干部倒是都有专门强调是“首相1人的决定”——抑或是政治家的以退为进,这对于外部的观察者而言,就只能留给时间去解答了。不过从最近安倍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跌中,我们的确也看到了“1强体制”在目前的界限。

首先,它高度依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逻辑,强人政治家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从而给问题和措施都打上自己的烙印。可如果堆了太多没解决的问题,一下全炸就麻烦了。

回顾安倍政权的各种政策,国家战略和安全问题上的目标实现了不少,但一是搞得社会有些撕裂,二是日常生活中没啥感受。经济发展问题,算是评价忽高忽低,而且也有些分裂。其它社会问题,如地域振兴、劳动法改革、社会福利措施,好像都让人积累了不少怨气。再加上什么森友学园、赏樱会一类有权力腐败嫌疑的问题,本来平常还有别的问题转移一下,结果新冠疫情来了,奥运会能不能顺利召开还是未知数,民众“自肃”憋家里看着存折一肚子火,直接就炸了,各种新账旧账都翻出来。什么“#安倍口罩”,什么“#抗议检察厅法修订案”,三天两头在推特热搜上飘着,这“空气”一变,支持率就肉眼可见往下掉。

疫情期间,一些药妆店在户外卖起了防疫用品。

其次,同样是因为新冠疫情,暴露出“1强体制”在面对现实治理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政治选举中,安倍自身和自民党都几无对手,显出“1强”。在推行激进的国家安全政策时,哪怕议会外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老老幼幼的抗议群众,里面也还是“强行表决”,这也显出“1强”。与韩国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冲突,立刻表示切断关键部件供货,展开贸易战,让日本的“嫌韩”人士大呼有“决断力”,这同样显出“1强”。

但到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却陡然无缝切换到“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不允许强力措施”、“各部门的专业责任”、“地方自治体责任”、“出现了传染的医院自己谢罪啦”……的节奏上。这其中差异……也许是因为大家在意的程度不一样吧……

总而言之,这长期执政“三支箭”在目标的效果和界限都如此清晰,也许正反映了日本政治运作机制正在传统和变化的交界线上。如前文所述,下一个首相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协调型”人物。而再之后呢?被认为是“安倍本命”的岸田文雄、比较特立独行的石破茂、自民党派阀重镇“麻生派”之星河野太郎、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以及在新冠疫情应对中收取了大量社会声誉的地方主官——小池百合子(东京都)、吉村洋文(大阪府)和铃木直道(北海道)——都或多或少有着成为“强人”的潜质。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小泉和安倍两次“长期政权”之后,后来者很难不尝试对他们的“三支箭”进行模仿,不管是出于政治进攻还是防御的需要。

p.s. 何况,谁能肯定地说安倍晋三不会第三次执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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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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