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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石原里美感染新冠,这条新闻有个隐藏重点

潘妮妮

潘妮妮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2-12 09:06:31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疫情之下,日本娱乐明星中新冠确诊者频出,俨然已是其新闻舆论领域的新常态,而新冠相关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化”,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化”,这个翻来倒去的过程,倒可以用来描述一下当前日本舆论和民众心态的这种说不清到底是着急还是不着急的神秘酱缸状态。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著名女演员石原里美在1月中旬感染新冠——为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本人现已痊愈,马上就要为新的连续剧开工。这个新闻很受关注,在社交媒体的热度盖过了常规的新冠社会新闻,热心群众纷纷送上良好的祝福。但其实这新闻还有一个“有趣”的隐藏重点,就是同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阴性。

按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想法,肯定是“这样很危险啊,赶快去查下怎么传染的!”而这个新闻传递的感觉却是,“万幸,没有其他人感染,真是太好了!”

石原里美

同时,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可以配合一起看。日本厚生劳动省之前搞了个能够通知你是否接触过确诊者的官方APP,2月3号的时候,厚劳省宣布说他们刚发现这东西其实9月底就已经坏了,无法发送消息。这事儿本身已经相当魔幻现实主义,而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最热门回复是“放心,我们都没有下载(使用)。”

这个回复当然也可以说表现了日本网民对政府人员的蔑视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也就因此成为了一个仿佛无伤大雅的欢快的娱乐新闻,自然也无法让人期待未来的病例溯源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这种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的相互转化的混沌酱缸状态,在“明星感染”这个话题的沿革上展现得颇为清晰。

先是,人们对“明星感染”的态度一步步地从“看娱乐圈热闹”的“他人”心态,转变成“新冠就在我身边”的危机心态,这是娱乐新闻变成社会新闻的阶段。2020年疫情刚冒头的时候,日本举国上下信心是比较充足的,毕竟手握发达国家医药科技能力,自恃国民生活环境干净又卫生,便做隔岸观火状。甚至有右翼知识分子宣称“日本人才不会得病”。

去年三月,一则展现“南京抗疫现场“的短片在日本雅虎首页上播出,拍摄这部影片的是现居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

虽然,当时一些零星消息——归国人士管理混乱,本土确诊病例悄然上升,众多病例溯源不明,社交媒体上求助者不断——已经预示着未来失控的结局,但大多数民众仍然觉得只要不与外国人接触,新冠就与自己无关。而让日本人集体意识到“新冠在身边”的正是一条娱乐新闻,国民笑星志村健——国内一些自媒体形象地形容为“日本赵本山”——的确诊离世。

但即使如此,由于去世的志村健是免疫力较低的老人,且平日就有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社会形象,因此人们还是愿意认为这只是娱乐界特殊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后果,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也放在了限制娱乐活动上。

大量的公开演出和节目录制“自觉”中止或者转战网络;而对于一些“顶风作案”的演出和艺人,舆论也将其视为“金钱的奴隶”予以强烈的谴责。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高危”行业应承担主要责任,而民众只是被迫波及的受害者。不仅如此,明星或者演出/节目主办方为了自己的重要的社会形象,感染了新冠也只能赶紧谢罪,哪怕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如何感染了新冠——日本疫情一开始就没有清楚的溯源——也只能“虚心”接受民众对自己私生活和道德的各种揣测。

然而,随着明星感染的新闻越来越多,同时民众当中整体的确诊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关于医疗资源不足、政策管理混乱的消息也日积月累,终于使得群众反应过来,其实明星并不那么特殊,明星的困扰也是“打工人”的整体境况。尽管娱乐明星在日本也属于高收入群体,但其收入结构与中美等国相比更接近于传统工薪层,更多和实际工作量挂钩。

不仅如此,在日本娱乐产业的成熟体系下,还有大量依靠演出和节目录制生存的相关技术人员、宣传公关公司、盒饭行业等等,更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人”,绝非什么异世界的他者。

而另一个动摇日本人态度的现象,则是在2020年中,有多名明星自杀,且都是颇有名气且个人社会形象良好的人物。尤其是在外人眼中看来顺风顺水的著名女演员竹内结子的自杀,更是引发了日本国内外媒体人士和观察者的深入关注,而女演员之死带出了新的冲击性信息,就是同时期日本的自杀人数明显增长,其中尤以年轻女性的自杀数量突兀增高。

NHK对于疫情下日本女性自杀问题的报道

事情发展到这里,“疫情中的明星”的意义无疑已经从“特殊性的”娱乐新闻转化为“一般性”的社会新闻。

其实,不仅仅是感染新冠的问题,娱乐界人士内部境遇分化的处境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日本的“平等”社会结构在疫情中的脆弱性。日本作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娱乐业发达且多元化,能满足不同的受众需要,艺人即使不是大明星,也算是拥有自己的独特的表现舞台。这种情况不仅是娱乐界,也适用于更广泛的日本社会。

但这个岁月静好的状态又是脆弱的,自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研究者、媒体、社会活动家等不断地指出社会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和无法应对突发性危机的“准贫困”人口,但治理理念和制度措施并未能出现有针对性的转变,以致于疫情到来之时无法采取差异性的措施。

例如,日本2020年实施了现金救济计划,起初预计向确有困难者发放救济金,但后来“民怨沸腾”,舆论表示“大家都是受害者”,最后政府采取了“每人发10万块日币”的普渡措施。表面上看是从善如流,人民的好政府,但是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政府及基层管理放弃了统计和认定应资助对象并精确发放资助这一困难的工程——现有的治理结构和理念还是建立在那个过去的“一亿总中流社会”基础上。那最后的结果是有人突获横财,而有人杯水车薪。

说来也巧,最近日本又准备用发钱来平息民愤,而主流舆论当然又是支持“每人再来10万块”。而在娱乐文化界内,同样的“限娱”活动对不同的公司或艺人后果截然不同。大公司或知名艺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可以开展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在电视渠道中占有主导地位,可以持续参与电视节目的生产;自带庞大的粉丝群体,可以通过网络演出形式盈利,且可以与网络平台博弈,拓展业务;具有与政府、广告公关公司等合作博弈的能力。从结果上看,有些巨型企业的盈利甚至有同比增长。

而反过来,小公司或者是个体户艺人则举步维艰。他们一般高度依赖现场表演和小规模的核心粉丝群体的支持,既缺乏电视台渠道,又无法通过线上活动盈利;不仅如此,一些政府提供的线上活动的补助,小艺人的活动规模也无法达到标准,而另有一些救济手段,但复杂的申领手续和规范化的筛选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种内部的不平衡性在危机中显而易见,但在危机前就会被掩盖在“多元化”之下。

那么,娱乐新闻的社会化是否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从现在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明星的不断感染,的确比客观的确诊数字计算更能引发群众的危机感和紧张感。但是,这种强烈的紧张感对应的,则是现实措施中的不得其法。

话说中国对待危机有个传统思维,叫战略上藐视(指坚信一定能战胜敌人),战术上重视。而日本抗疫则是反过来,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指在政治和管理层面,一方面对病毒很恐惧,同时担心抗疫搞不好有(ying)失(xiang)国(ao)体(yun),让世界笑话,所以非常紧张,上上下下都表态要当作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但在实际的行动上又比较消极被动,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把疫情越糊越大。

而在民众层面,在政府积极表态与消极行动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恐惧和焦躁感始终无法消失,内心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另一方面,自身要应对工作生活习惯的变动,在缺乏政府和公共机构有效指引的情况下又会疏于采取积极的抗疫措施。这种极端的两面性日积月累,后果就是什么新闻都会骂一骂,而骂完之后就等待下一个骂的新闻。

从2020年盛夏到初秋,疫情看上去好像一度平息,人们纷纷恢复娱乐生活,比如疯狂地涌入电影院,创造出新时代的票房奇迹。政府推出了“GO TO”计划,给旅游、餐饮等提供丰厚补助。而11月开始,感染人数飙升,重症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民众骂声不断,但政府政策依然在水和面中循环,看不到显著的科学路线图。既然像“医疗崩溃”、“197名感染者死在家中或倒毙在公共场所”、“日本锁国”这样的标题都已经常态化了,那明星的感染又算什么呢?

于是这样,不断的明星感染消息又回归了它的“常态”,即变化“个人化”和“特殊化”色彩的娱乐性“眼球新闻”,而无法再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关注,或成为挖掘社会问题、探索解决方法的契机。

在明星感染的新闻下,粉丝们温柔地送上“早日康复”的祝福,而不再追究他/她的感染路径,早期批评明星不讲公德的声音现在甚至“懒得出现”在相关新闻中。一些感染痊愈的明星回归电视大谈感染感受,甚至把病中轶事做成“梗”,俨然新的财富密码。当一些明星进行了公开演出活动,相关新闻下也会有冲突,但更像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粉黑大战,而非出于“社会”标准的评判,因为到底什么是抗疫的社会标准,其实也已经模糊不清。

明星的感染消息又重新变回了“娱乐新闻”,而政府抗疫措施引起民众不满的频率,甚至比明星确诊的频率更高,多到很多在中国人看来很重要的消息甚至都已经无法成为热门新闻。而开头厚劳省官方APP故障的新闻,一个按说是追踪感染路径、预防感染扩大的重要举措,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官民双方的重视,它荣登热搜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种奇妙的“娱乐”性。

也许,日本的抗疫新闻本身也会逐步娱乐化,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认真了伤心伤身,毕竟没有什么错误是给每人发10万日元不能原谅的,如果不能,就再发10万日元——这大概也是一条不错的娱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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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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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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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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