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前几天有个新闻，总结起来是“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现在和晚清差不多’”，短短一句话里聚齐东亚三国，这新闻很难不产生流量。

发言者原田泰历任经济官僚、智库研究者、大学教授等职，2015年就任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对日本金融政策亦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日本的经济学家中，原田是“通胀派”的代表人物，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1年）以来的金融与财政政策一贯大加抨击，大力主张金融宽松、削减福利与结构性改革，以刺激通胀。其态度总体而言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同时，在日本大众媒体的视野里，原田又以言辞激烈著称，时常挑战日本大众神经。其“刺激性”言论与政策主张包括并不限于：

支持导入负利率政策刺激通胀。

强烈主张结构性改革，主张扩大就业优先于工资增长，认为，“就业扩大但工资不上涨”是“（当前）不得已接受的困境”，好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不好却工资持续上涨”的状况。

认为日益扩大与固化的贫富差距（“格差”）不是结构改革的结果，而是因为“想努力的人被拖后腿，而不想努力的人得到（福利）支持”，宣称应削减对老人的福利支出，而着重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

反对大量直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而主张给予企业财政补助。

积极反对以削减碳排放为目标的产业转型，断言这会对日本经济增长带来致命打击，主张日本无需在本国产业内减少排放量，而只需要通过“向中国和俄罗斯这种能源效率低下、排放量大的国家进行技术援助”来完成减排目标。

前日本央行官员、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教授原田泰 图自日媒

以原田一贯言辞激烈的风格，加上他一贯主张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认为日本不改革就“药丸”的态度，将日本比作“晚清”，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者严格分析的结论，不如说是又一个意在刺激读者的比喻性修辞而已——据说原田在官僚时代曾被称为“经济企划厅的文豪”。因此，当被韩国记者追问，日本哪里像“晚清”的时候，原田的解释仅仅是：“明知道落后了，但是不能改革，只能一直衰落下去直到灭亡”。

平心而论，任何国家或者社会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但是，如果说日本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者说像大英帝国，日本读者大概率不可能有强烈反应，只有说“像晚清”，日本读者才可能立刻本能地反应出这是在骂人。

“晚清”在这里出现的意义，本质是“用一个侮辱性的词汇来刺激、提醒日本人对现状的警醒”。因为从近代以来，“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是日本最重要的民族骄傲，由此，就要强调日本民族的“进步性”与“优秀的学习能力”。

《苍穹之昂》中，日本演员田中裕子饰演的慈禧太后。

而相对的，就要塑造一个缺乏这种“优秀民族性”的“民族”作为对照——“晚清的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日本和中国不同”，这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塑造日本民族认同的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对日本的最深刻影响，我觉得并不是汉字，或者是那几座唐风建筑，而是日本在建立民族自我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历史面临转折的时刻，始终存在一个想象中的“中国”来进行比较，进而确定自我的位置。

这个现象其实是正常的，中日“一衣带水”的地理环境，加上中国作为“国家”的文明起步较早。就好比今天，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也是要不断地和西方发达国家做比较的。不过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的发达，可以获得相对准确、客观与全面的信息，但对于古代的日本而言，“中国”的印象就要依赖更多想象的塑造。

从而，根据日本历史需求的不同，“中国”时而是神圣的模仿对象，时而又成了阻碍日本发展的罪魁祸首。就像传说中圣德太子派遣隋使来中国，一方面要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与律令制度，但另一方面又要自称“日出处天子”而称隋炀帝为“日落处天子”（当然，此事史实真伪存疑，但又是日本历史叙述中一个关键环节——笔者注）。如果说前者是“崇拜”中国，那后者就好像是“蔑视”中国，但是“崇拜”和“蔑视”其实是一体两面，正是因为圣德太子想把日本建设成和中国一样大一统的律令制君主国家，才会造出“日出处天子”这个日本国家的主体性。

在此之后，日本的历史也沿途都是“中国化”与“去中国化”纠结斗争的痕迹。早期的贵族们模仿隋唐搞了“大化革新”（顺带一提，“大化革新”是因为“崇拜中国”还是因为“要抵御中国威胁”，至今日本学术界与舆论界仍有争论——笔者注）。第一个攫取最高政治权力的武士平清盛把“宋”作为目标。而当日本武士们成功地抵御了元朝军队后，一种日本优于中国的“神国”自信开始成长。

不过，等到武士德川家康结束数百年的战乱时，他又引进了中国的儒家朱子学说，并改造为有利于维护武士封建等级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德川幕府享国260年的重要思想保障。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

等到德川幕府后期，体制僵化，不再适应时代，官方朱子学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一方面，一部分日本儒学者宣称中国儒学早已堕落，而日本儒学才是正统。另一方面，“国学者”宣称是中国儒学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战乱与叛逆，必须回归尊奉天皇的“神国古制”，才有出路。但共同点都是：不与“中国”决裂，便没有出路。

正当思想上的“去中国”化倾向狂野生长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了，这引发了日本精英的危机感，而几年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战舰来到日本，要求“开国”，此时日本精英们考虑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我们不能变得和‘清国’一样”。

这个奇妙的历史时间漩涡带来的吊诡后果是，虽然和很多非西方国家一样，日本也是直接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威胁）而觉醒了近代民族主义，但和大多数国家把西方殖民者作为“民族独立”的对象不同，日本是把“中国”作为自己民族独立的对象的。

在日本的近现代民族主义中，“晚清”扮演的是反派或丑角。“不能变得和‘清国’一样”的危机感，推动日本中下层武士和部分高层联合起来，推翻奉行朱子学的幕府，“恢复”了日本神话中的天皇制，开始明治维新。

随后，日本思想界开始鼓吹“脱亚”，激进的民主运动家们把认为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传统思想和行为冠上“中国的/清国的”前缀，并主张要像西洋国家一样用侵略、瓜分的方式去处置中国，认为这才算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再往后，狂热的“西化”思潮开始降温，但新兴的日本“国民”学者与思想家，在着手建构属于日本的历史叙述与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又要大力排除中国文化的历史印记，为了强调日本“万世一系”的政治社会“和谐”，“中国”就被塑造为权力争斗的“动乱”载体，自然晚清也被塑造为是因为“争斗”和“私欲”而衰落，以此来突出近代日本是因为“团结”与“奉献”才成功。

而与此同时，一部分熟读汉学的“东洋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文化正统在本土堕落，而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日本文化更为优越”的印象，而“清朝”在这里就被塑造为“中国文化正统衰落”的原因，从而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正当性”资源。

时局图

这样梳理一下，也许读者大概能体会到说日本“像晚清一样”的侮辱性了吧。就像原田泰在采访里说的，“（如果日本经济再这样下去）有可能被七国集团（G7）排除在外，‘（即使不从发达国家掉队），……也直逼发达国家最低水平。……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可能不是发达国家了，虽然这几十年间还是会维持现状。’”

也就是说，意在“警告”，日本将像清朝一样被“踢”出“发达国家（G7）”的行列，甚至进而面对悲惨的命运——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日本式的“落后就要挨打”思维吧：“发达国家‘打’不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说起来，其实除了“落后”和“僵化”之外，日本近代对“晚清”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自大”。虽然晚清统治者自大，耽误了现代化发展，的确是客观事实。不过由此把“自大”说成是中国的民族性，同时强调日本的民族性是“善于学习”与“不自大”，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自大”呢？

前面说了，原田泰是一位激进的改革派，而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朝野各项改革方案层出不穷，但除了政治上越来越右倾之外，关键的经济“改革”却始终杂乱，没有出现期待的“复兴”效果。这就是“日本”，而非“晚清”。

一个国家有起起伏伏，实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相比空谈“民族性”，不如找准客观原因，踏实探索实践路径，才能有所改进。用“晚清”来批评今天的日本，尽管对日本人有很强的“侮辱性”，但似乎并无助于找到真正适合日本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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