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

各位好。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在此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基于中国视角和立场的政治历史观”。我的发言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史观，第二是中华政治史观应该是什么，第三是中华政治史观与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

一、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史观

“比较政治学”是做什么的？如果用来了解本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政治，我们会称为“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政治通过跨时空的比较，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显著政治问题，归纳出政治道理。这种政治道理如此之少，少到能概括到一本书里，解释世界上全部两百个政治共同体的变迁，解释其中所有的显著政治现象。如此说来，比较政治的书提供的其实是一种解释人类政治变迁的思想框架，也就是政治史观。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国比较穷，比较闭塞，对外国所知不多。而美国存在于全世界，对世界各地研究得多，就发明了“比较政治学”，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欠发达国家为什么欠发达，讲述一套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历史观。而今，我国早已不闭塞，中国也是全世界的存在，中国人也了解全部两百个政治共同体，不逊于美国人。

美国的比较政治以美国政治视角看世界，得出了一套美国的政治史观。而今，美国这套政治史观变成了中国“比较政治”的基础文献。我自己是在美国学这套文献出身，学了十年，讲授和写作了十年。但最近十几年来，因为在全世界讲学、旅行，更因为比较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政治，还由于中美对抗性越来越强，我对这套美国的政治历史观越来越不满，对这套形成了霸权的话语系统越来越厌恶，甚至认为该把这套史观扔到火塘里烧掉。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史观，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看世界和解释世界。继续普及美国文献、弘扬美国史观，中国学人没法在世界的政治学术界站立起来，而且有挖自家墙角的嫌疑。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美国的影子显而易见。（图片来源：Reuters）

二、中华政治史观：把西学的政治史观颠倒过来

人类历史不是政治共同体内部结构变化的历史，而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竞争的历史。是七国的生存竞争塑造了商鞅变法，而不是商鞅变法塑造了七国竞争。

人类社会是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史：众多的部落凝聚为城邦，众多的城邦凝聚为国家，众多的中小国凝聚为大国，众多的大国凝聚为超级大国。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比拼的是内聚力，比拼的是精英与平民同心协力的团结力，而非先进阶级战胜落后阶级的能力。

中华政治共同体有如此“历史观”：大一统治乱兴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循环往复。中华史观向来不问责民众，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的自由解放，而是问责执政集体，问责执政集体的质量，即执政者大公无私还是自私自利。中华政治共同体里有如此“政治价值观”：珍视大一统的大治和强盛，谴责大乱和分裂衰败。因此，执政集团的正当性系于“大一统”的治乱兴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显然传承了中华历史观和中华价值观。中华政治共同体延续三千年，生生不息，其道理之深刻，远远超过西学。

政治共同体就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三位一体，核心功能就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既患寡也患不均。政治共同体是育小养老的互助体，为的是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人类的自然和基本追求是繁衍生息。与这自然规律相适应的政治共同体比较稳定和持久。

国家的内聚力系于人造意识形态，如宗教和主义，政治公共体就难以稳定和持久。随人造宗教和主义兴旺而兴旺的政治共同体，也会随人造宗教和主义的分裂衰落而分裂衰落。这不仅是列宁/葛兰西的问题，也是自由民主理论的问题。作为政治共同体的阿富汗，多了些“自由民主”却丧失了正常的育小养老生活，没有吸引力。

政治共同体里的“统治阶级”是西学关键概念，却在中国视角里是“政权质量”概念。市场秩序是政治共同体里的基本秩序之一。市场机制既创造财富也分化出精英与平民、制造贫富差异。所谓“统治阶级”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印象”。执政集体有维护市场秩序的恒定功能，就导致知识分子的知识误区。所有政权都致力于平衡精英与平民利益，执政集体成员的自私现象则“印证”了政权掌握者恒定为私利服务的误解。大量的相反证据被阶级或利益集团理论拒绝和忽略了。

与西学反向的中国历史观解释力不弱，能更有效地解释英国崛起、美国崛起、日本和德国崛起、乃至欧盟的崛起。如同20世纪的德国崛起，21世纪中华政治共同体的崛起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现象。美中之争显然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超大型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

国家就是政治共同体。没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国家，没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国家，也没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国家。从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的角度看，国家的区分只有三要素，国土规模、人口规模、政权与国民凝聚力的大小。还加上最近三百年才出现的生产方式升级问题，即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财富的技术环境问题。

2020年7月1日，来自抗疫一线的党员代表在一大会址前重温入党誓词。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三、中华政治史观与比较政治和政治学

比较政治研究一切显著政治现象，但把不同时空发生的事进行历史比较、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为什么”的疑问，并给出“因果”答案。比较政治不是政治学里的“专门学科”，比较政治学就是政治学，替代的是强调“普适应然”的政治哲学。跨时空比较全世界的同类问题，更“有用”，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在智识普及时代，不讲实证因果，“普世应然”的概念体系支持“历史决定论”，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当作“历史规律”的木偶，从而缺乏解释力，缺乏对各个政治共同体拥有不同历史路径和不同历史目标的解释力。

除了通过跨时空“比较”，提出“为什么”和“因果”答案，政治学与自然科学再无相同之处。政治学是应用学科，搞成大众和政治家看不懂的“学问”，在小圈子里讲“黑话”，自娱自乐，做“纯学问”，是自寻死路。把政治学视为没有政治性的“中立科学”，排除对“历史真相”的不同认知，也没前途。“五胡乱华”还是“五胡入华”，同样的“事”有完全不同的“叙事”。山西省未经元末战乱因而人口密集，明初官府残酷移民，就有了洪洞县大槐树下捆绑成串的移民，却是明朝辉煌成就的基础，是而今中国数亿人血缘相连的共同记忆。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也是官府残酷行为，却成就了川渝分治前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人”。用不同立场和视角观察和解释历史现象，使用的概念不同，结论更不同。

“中国学派”对政治学可能的最大贡献是在“政治史观”领域，在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内涵不同的“基本概念”领域。放眼区域国别的政治变迁历史比较，分析不同的历史路径，目标是用中文概念搭建一个不同的历史哲学体系，为理解全球五彩缤纷的政治现象提供不同于西学的理论解释体系。就是说，把西学的历史因果逻辑翻转过来，以政治共同体为本位，而非以国内利益集团为本位，去理解政权与民众、城市与乡村、军队与政权、技术与社会、生产链的全球化，等等显著政治现象。这要求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也从适应生产技术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政治。

政治学本身就是战场。政治史观问题不是研究技术的水平高低问题，价值观和视角立场才是根本。缺乏中国本位的价值和立场，政治研究或许会落入“管理学”范畴，丢失的却是政治学的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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