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罗·莱弗】

欧盟问题，以及会直接影响欧盟的问题，现在主导着德国政治高层的注意力。它很少花费时间担心曾经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即与美国的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是德国安全的保证者，大量美国军人和美国核武器驻扎在德国领土上。北约抵御华沙条约组织进入西欧的防御计划重点在德国中部的前沿地区，特别是富尔达缺口的突出部分，人们认为那个突出部分将是所有可能的进攻重点。

因此，德国政客们密切关注着美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如果有证据表明美国对西欧防御的承诺将有所松懈，或者美军可能撤回美国的时候。德国官员和德国智囊团的领导层与美国同僚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每年在慕尼黑举行一次大型安全会议（现在仍然如此），美国还派出十几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参会。德国特别设立了一个“德美关系特别协调员”的职务，通常由一位主要政治人物担任，职权范围是确保维持良好的德美关系。

这些基于大众的支持，使德国各地普遍存在着对美国的感情和尊重，1989—1990 年，当乔治·布什总统对德国人民统一的愿望表现出充分理解时，他推动了两国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得到的公众支持和他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猜疑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敌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人在德国的人气都很高。2001 年，“9·11”事件之后，这种人气达到了高峰。全世界到处都有支持美国的示威游行，而柏林的示威游行规模是最大的。500 万人自发聚集在勃兰登堡门，挥舞着美国国旗和标语来显示团结，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最大的示威游行。我记得自己站在人群之中，听着演讲，看着人们的反应。你能感觉到善意、同情和共同的悲伤，那是真实、原始的情感。

当地时间2月4日，拜登宣布不从德国撤军了。

伊拉克战争耗去了部分支持。乔治·W·布什从未在德国获得他父亲曾拥有过的那种尊重，但是随着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钟摆再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在 2010 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 88％的德国人表示支持奥巴马的政策。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3 年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的报告称，德国人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了一半，只有 43％了。61％的德国人将美国视为不可信任的国家，只有 35％的德国人将美国视为良好的合作伙伴，而这一数字仅略高于俄罗斯。

对美国的支持之所以崩溃，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德国进行的间谍活动，以及美国对全世界进行监视活动。爱德华·斯诺登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监听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这激怒了德国人。后来还发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已经在德国自己的对外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中招募了成员。德国政府的反应异常坚决。过去，这种行为会导致私下的抱怨。但这次，德国公开点名了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的负责人并将其遣送回国，并起诉了那位被招募的联邦情报局员工。德美两国间的情报合作暂停了。

对情报合作的破坏无疑会得到及时修复，但此事对德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将更加持久。60％的德国人将爱德华·斯诺登视为英雄，他们不再本能地认为德国和美国有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正在摆脱传统的大西洋主义，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北约的支持正在减弱。在德国政府高层中，人们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现实有着正常的认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北约以及它体现的美国给予欧洲防御的承诺，欧洲将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容易受到正在崛起的俄罗斯的勒索——如果不是直接侵略的话。

因此，他们注意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工商界也注意不去激怒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德国，没有人认为美国不再重要，或者不应关注美国所关切的事和美国的看法，但是美国没有像以前那样明亮地出现在雷达屏幕上。今天的德国将重点放在欧元和移民问题上，而这些都不是美国参与的领域。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美国政客和官员那么熟悉了，也更少谈论他们了。

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并没有改善两国的关系。备受吹捧的“重心转往亚洲”的策略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在美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中，欧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不久，曾形容安格拉·默克尔是他过去 8 年中最亲密的国际伙伴。这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几乎看不见什么亲密关系。如果希拉里·克林顿继巴拉克·奥巴马之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话，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温暖。她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她曾出任国务卿且表现出色，并将代表大西洋主义的传统精神和美国外交政策中对欧洲的承诺。

2018年G7峰会时，默克尔晒出的一张图

相比之下，唐纳德·特朗普是未知的因素。大多数德国人对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说的一些事情感到震惊：德国的传统性格中，没有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进攻性；在德国的政治辩论中，也从来没有种族主义和轻视女权的议题。安格拉·默克尔对他当选的祝贺，可能是他从北约所有盟友里收到的最为冰冷的一个，强调的是将两国联系起来的价值观，而不是任何个人情感。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缺乏热情，以及他对北约的交易性概念，似乎让他与所有前任总统区别开来。自艾森豪威尔以来，他是第一位德国后裔的美国总统，但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的个性或政策在德国人眼中变得讨人喜欢。

美国的总统们在许多场合赢得了德国公众的尊重和感激。杜鲁门总统在 1948 年启动了“柏林空运”，肯尼迪总统在 1963 年发表了“我是柏林人”的演讲，里根总统在 1987 年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总统拆除柏林墙，布什总统支持德国于 1990 年实现统一。特朗普总统似乎不太可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也不太可能将安格拉·默克尔作为他政治上的灵魂伴侣。

但这并不意味着德美关系将出现任何危机，在贸易和安全领域两国都有现实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总统和总理会换来换去，但这些利益仍然存在。不过，过去 10 年左右的趋势是德国政客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对欧洲的关注上，过去对华盛顿权势集团的熟悉正在消失。

如果俄罗斯直接攻击北约成员，情况将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将成为磋商和采取行动的重点，美国将有望发挥其传统上的领导作用，德国政府将不建议欧盟独自应对危机。同时，德国与美国在政府一级的关系上仍然是正常的，但不是亲切的。它们就像一对已婚多年的夫妇，在退休时发现彼此的共同点比以前想象的要少。没有分离的问题，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总体来说，它们默契地追求着平行的生活。

保罗·莱弗：《柏林法则》，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