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真是滑稽——那些聪颖过人的政治家们尚且不能理解共和党初选的基本事实，而美国普通民众对此却早已一清二楚了。媒体和政客们还在琢磨马尔科·卢比奥会不会强势逆袭，泰德·克鲁兹有没有机会重返“战场”，约翰·卡西奇是否能在俄亥俄州初选中赢得第二名。不过在我看来，只要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不懂政治的路人，问他“谁会赢得这场选举”，他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当然是特朗普”，甚至会觉得你问这个答案毫无悬念的问题是存心戏弄他。

上周二，我去见了我的朋友吉米，他是列克星敦大街一个商店里的修鞋匠。他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我就反问他：你认为谁会赢得这场大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特朗普！”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长者，也是一位守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但是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对我不耐烦的情绪——难道你连这都没看出来吗？

特朗普代表了“不受保护者”力量的崛起，他表达了这一群体的失望、愤怒和对“当权者”的嘲弄。

眼下在美国能够明眼看出这一点的似乎只有普通民众，而且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去年10月，我以库伯勒·罗斯（美国著名心理分析医生——观察者网注）的“五阶段悲伤理论”（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来描述特朗普参选的五个阶段。据我所知，大多数的政治学者都处在沮丧和接受之间的某个点上。

不过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会成为共和党最有希望的总统提名人？其中有多重原因，然而我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保护”。近些年“保护”一直是我们国家工作的重心之一，不过我发现近些年来它已经逐渐成为了整个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运作主题。

社会被分割成“受保护者”和“未受保护者”两派，长期以来，“受保护者”制定公共政策，而“未受保护者”接受公共政策。不过眼下，那些“未受保护者”已经开始越来越有力地反抗，试图打破现有的局面。

“受保护者”往往是那些“成功人士”，他们拥有权力或有门路接近实权人物，因而这些人被保护起来，免遭外界的冲击。不过重点在于，他们力图避开的那个凶险的社会，正是他们自己亲手缔造的。他们通过制定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有效地维护了自身利益。

我本想称他们是“精英”，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屑，但是为了行文的一致性，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是会用“受保护者”这个词。

这些受保护者往往是政界要员或传媒精英。他们生活在安全而友善的邻里环境中，家庭和睦，孩子去的是好学校，也有一定的积蓄。这些因素给他们和现实社会设立了一个“缓冲带”，甚至将他们和严酷的社会完全割裂开来。作为美国国会、政府或是欧盟的要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享受到特别的安保服务。

正是因为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施展拳脚、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眼下让美国和西欧焦头烂额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移民了，它看似只是一个暂时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具有高度象征性——它象征着政府与人民之间越来越宽的沟壑。

当然，也正是移民问题，成就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今天。

英国可能也会因移民问题而脱离欧盟。事实上，移民问题是这场全球治理战斗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因为欧洲难民潮的出现，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凸显，而受保护者未能向未受保护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权力、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美国人，那么你早应该从过去20多年里美国治理非法移民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会保护你，他们拒绝加强对边境的管制。共和党人担心这么做会招致“不自由”、“种族主义”等批评，进而影响自己的选情；民主党人则希望一直将这个问题作为制约共和党的杠杆，并以此在大选中争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选票。

许多美国人都遭受着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非法移民打击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带来了刑事犯罪问题，甚至美国的法治都开始崩塌。但是受保护者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而非法移民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会伤害到他们。

对于受保护者来说是好事，但是未受保护者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受保护者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利益，而且据此推断也根本不会考虑国家的利益。

未受保护者逐渐明白，他们根本不欠“当权派”（这是我送给受保护者的另一个称谓）任何东西——根本不必提什么忠诚。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纳德·特朗普横空出世。

欧洲也有类似的状况——欧盟国家的底层民众发现，完全由精英组成的欧盟组织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根本不顾及民众的感受——他们的公共政策与现实社会是分裂的。

新年前夕在科隆车站广场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对默克尔自由主义难民政策的反对浪潮，许多德国的新移民被控告对女性实施了性骚扰。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曾对此多加关注，这一问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而他们不关心这一问题的原因只是他们不会是受害者。欧盟高官或议员的女儿都不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的只会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女孩，她们不能获得有力的保护，甚至在受害后都没有立刻抗议。这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自己在统治者的眼中无足轻重。

眼下欧洲和美国政治生态的剧变，正是这些“未受保护者”的力量开始崛起的结果，他们要对抗的是那些“受保护者”——那些“受保护者”甚至还一直认为，他们能获得更多的保护是因为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更优秀，而不是靠的运气。

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体现在许多的领域。好莱坞（这个制造美式粗鄙文化的工厂）在拍摄电影的时候，特别注意保护自己所在地区的儿童，使孩子们免受负面影响。在“失败学校”（美国联邦教育局评估未达标的学校——观察者网注）重组的过程中，统治者竭力避免触及美国最保守的教师工会的利益，并未提供帮助让这些学校顺利应对“学校解放运动”，而是让那些公立学校在风雨中飘摇，任其自生自灭，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去的是最好的私立学校。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出现这一状况十分可怕——统治我们的是那些受保护者，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这些未受保护的普通民众的死活。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绝不能沿着这样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

明智的政府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过去，美国政府多多少少还有点这样做的样子，但是现在底层和上层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宽。

现在上层似乎在向社会公众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你们得靠自己了，种族主义者们，你们自便吧。

社会哲学家们总是说，底层民众需要接受道德再教育，不过我看现在需要接受道德再教育的反倒是上层统治者。

我不知道现在那些被保护的统治者们有没有意识到眼下局势的严峻性，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