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内纳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乔•拜登去年承诺道：“那些无休无止的战争早就该结束了。”他说得没错。但他对战争的定义过于狭隘。

几十年来，在采用导弹打击和特种作战两种手段之外，美国还一直在补充运用一种并不明显的胁迫和杀人手段。美国封锁实力较弱的对手，扼杀它们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机会。这是现代版的围城断粮以迫使对手屈膝投降。学究们称这种手段为“二级制裁”。而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围困战”。

《纽约时报》近日刊载本文

1990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发动了冷战后的第一场围困战。在接下来的13年里，伊拉克需要向联合国申请批准才能合法进口物资，而在战前伊拉克有大约70%的食品和药品依赖进口。华盛顿声称，从消防车到牙科器械再到抗生素，所有东西都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华盛顿在联合国竭尽全力限制伊拉克购买到所需物资。

洛约拉大学教授乔伊•戈登（Joy Gordon）在其著作《看不见的战争》中指出，在1996年至2003年间，伊拉克每人每年仅合法进口204美元的商品，这一数额相当于海地人均收入的一半。1998年，联合国驻伊拉克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以辞职抗议制裁，他随后警告称：“我们正在彻底摧毁伊拉克社会。”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联合国结束了对伊拉克的封锁。此后，华盛顿经常声称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只限制武器销售或只处罚特定的官员或公司，而不再制裁某一国家的全体民众。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制裁确实是有针对性的。但对某些特定对手，如伊朗、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和叙利亚，美国发起或升级了围困战，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众遭受了伊拉克人曾经历的苦难。

美国发起这些围困战的借口各不相同：核扩散、恐怖主义、侵犯人权。然而，它使用的手段却是相似的：“二级制裁”。美国不只是将个人、企业、政府机构甚至对手的某一经济部门列入黑名单，这本已能够造成足够严重的破坏，它还告诉外国银行和企业也要参与到制裁行动中来——否则，它们就会被禁止与美国做生意。

违反美国二级制裁将可能受到异常严厉的惩罚。在指控法国巴黎银行藐视美国制裁法规后，美国检察官在2014年迫使该银行交付了近90亿美元的罚款。

从理论上讲，这些制裁措施不包括禁运人道主义物资，如1990年代对伊拉克实施的禁运。但在实践中，正如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所详述的那样，这种豁免常常是模糊不清和繁琐难解的。为了不违反美国法律，许多外国银行和企业完全停止了与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

2018年，《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叙利亚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正竭力为其核磁共振仪和CT扫描仪购买备件，因为正如一份联合国报告所总结的那样，“私营公司不愿费力与叙利亚进行交易，以防被指控在无意间违反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禁令。去年春天，当新冠病毒在伊朗国内肆虐时，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警告说，制裁措施“即使不能彻底禁止，也会使医疗用品很难到达”伊朗。2019年，一家总部位于加州的慈善机构抱怨说，它不能向朝鲜运送轮椅、拐杖或手杖等医疗物资。

像大赦国际这样的人权组织和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人道主义组织曾不止一次地谴责过美国的封锁政策。2019年，联合国大会以187票对3票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物资禁运。然而，对华盛顿而言，它所发起的这些围攻战与其说是耻辱，不如说是它自鸣得意的本钱，因为美国这么做表明它反对别国那些所谓压迫人民的政府。

这一道德逻辑的问题在于，围困一个压迫性政权通常伤害不到压迫者，而只能伤害到被压迫者。经济学家安东尼斯•亚当（Antonis Adam）和索菲亚•察斯塔利杜（Sofia Tsarsitalidou）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美国制裁别国专制政府时，该国的公民自由状况会变得更加恶劣。《发展研究杂志》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美国和联合国施加的制裁会导致受制裁国民众的预期寿命缩短。正如政治学家德尔松•佩克森（Dursun Peksen）和库珀•德鲁里（Cooper Drury）所解释的那样，独裁者应对禁运的办法就是囤积稀缺物资，并利用这些物资奖励亲信，饿死反对者，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一名无法为自己孩子获得癫痫治疗药物的委内瑞拉妇女在2019年对德国媒体说，“他们自认为在伤害马杜罗总统，可实际上他们是在伤害委内瑞拉人民。”

如果美国发起的围攻战有可取得成功，那它们的存在可能还算符合情理，或其持续时间至少能缩短一些。美国和联合国在巴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伤害到了伊朗的普通民众。但美国和联合国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说服伊朗政府在研发本国核项目方面作出妥协，而不是完全投降，或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而且，可以说，这些制裁措施帮助美国实现了这个相对温和的目标。

相比之下，美国目前发起的围攻战没有一个是与其遥远的现实主义目标相契合的。尽管美国竭力驱逐马杜罗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但他们现在的地位反倒比美国实施最严厉制裁前更稳固了。美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升级制裁力度以迫使朝鲜放弃本国的核武器研发项目，然而这个国家现在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已多达60枚。和特朗普发起“极限施压”那时候相比，伊朗现在更接近拥有核武器，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未受到任何损害。

尽管如此，美国发起另一场无限期战争的动议还是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这一状况在国会表现得尤其明显，政客们对派遣军队已失去了兴趣，他们找到了一个明显毫无代价的办法来展示他们反对那些所谓压迫人民和敌对美国的政权，而他们并不在乎真正付出代价的是不是那些他们声称要给予支持的受难民众。

值得称道的是，拜登政府正在审查制裁是否“过度干扰到了抗疫措施”。但美国围困战所引发的苦难并非始自于病毒来袭之时，也不会在疫情结束后烟消云散。

拜登希望重返伊朗核协议，这就意味着美国要解除对德黑兰施加的核制裁。然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却坚称，美国实施的众多非核制裁措施仍将继续存在。美国在2019年通过一项法案，威胁对与叙利亚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施加二级制裁，布林肯称该法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他建议美国“更有效地针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并建议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而美国此前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已迫使多家国际慈善机构撤离了朝鲜。

为什么那些被证明是极其无效和邪恶的政策却这样难以被撤销？因为放弃这些制裁措施需要美国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朝鲜不会放弃它可能拥有的核武器。伊朗仍将是一个地区大国。阿萨德、马杜罗和哈瓦那的共产党政府都不会离开本国。美国领导人宁愿去惩罚那些饱受摧残的民众，也不愿承认美国并没有强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

但他们对美国国力的自欺欺人却在消耗着美国国力。美国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美元，它是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储备货币。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外国银行和企业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所以美国实施的二级制裁才会令它们如此恐惧。但是，华盛顿越是利用美元来胁迫外国人与美国一道制裁别国，这些人就越有动力去寻找美元替代品。他们寻找美元替代品的步伐已经在加快。外国人越不想拥有美元，美国人就越难以做到收支平衡。

理想情况下，美国会停止制裁弱国，因为这会对弱国造成伤害。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反受其害前不大可能这么做。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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