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历史》作为一本书的书名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看起来是个极度枯燥无味的可笑书名。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想象当中，中文打字机一直是一种奇异、可笑或仅仅是不可能的设备，上面有许多键盘。这种机器的不可置信让人对书名产生了怀疑。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系教授托马斯·马拉尼对中文打字机的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他在书中记载了各种行之有效的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并叙述了这些早已被人遗忘的发明者的生活。

西方想象中难以置信

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汉字的文字特性、打字机的声音（中文里是“嘎达嘎达”的声音）、日本侵华对打字造成的影响、对中文进行编码用来发报、文书工作的女性化以及许多其他内容。

在寻找参考的过程中，马拉尼还探讨了中文打字机的各种结构特征。演员汤姆·塞莱克、作家比尔·布赖森和说唱歌手哈默似乎都支持这样的想法：中文打字机是一种尺寸大得惊人、几乎有房间那么大的机器——塞莱克曾在1979年的电视剧《中文打字机》中扮演角色，尽管人们早就忘了这部电视剧。

马拉尼可能还借鉴了著名导演王家卫2000年出品的电影《花样年华》，这部电影曾获得金棕榈奖提名。在片中，观众看到梁朝伟扮演的男主角、记者周慕云坐在一台中文打字机面前。

不过西方观众可能没有认出屏幕上的这台机器。马拉尼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一台用于快速打印商务信函的机器不一定要有键盘或滑动架。不过到上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的打字机都是单键盘加上Shift键的布局。西方人对打字机的想象开始停滞不前，打字机的进化也逐渐停下来。

事实证明，西方的这种打字机也可以适用于其他语言，即便要制造额外的“死键”来改写符号或让滑动架朝着相反的方向滑动（比如阿拉伯语）。不过阿拉伯语必须经过改动，放弃字母的某些形式，以适应打字机的标准键盘。然而这些改动似乎并不适用于中文，或许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放弃汉字。

汉字难题间独辟蹊径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人也觉得汉字书写不便的特性不利于国家发展。共产党建党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作家鲁迅以及毛泽东要求设计一种新的中文语音体系，或者大规模采用罗马字母。

马拉尼援引鲁迅的话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不过事实证明，宣告汉字死亡的说法并不成熟。马拉尼声称，如今中文在“我们这个电子书写时代是最快速、最成功的语言之一”。像推特网站或新浪微博这样的网站都对发文有140个字的字数限制，罗马字母的140个字可能只够发表一条标语，但140个中文字足够写一篇观点清晰的微型作文了。

很多人认为，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太难学了，他们永远无法彻底掌握全部汉字。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也为数不多。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向我们展示，在中文教育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儒家课本也只用了不到3000个不同的汉字。

有鉴于此，很多中文打字机开始使用约有2500个常用字的标准字盘，根据其使用频率来进行组合。打字员从中找到要打的铅字，按动打字手柄，将铅字打到蜡纸上。其结果是：熟记字盘表的打字员每分钟或许能打20个字。

如果打字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字盘表，把经常一起使用的字放在一起，那么打字速度就能提高。早期的传教士发明家把“耶稣”两个字放在一起，作为最常使用的字符之一。马拉尼写道，到上世纪50年代，通过把常用字以放射状模式组合在一起（譬如说“革命”和“美帝国主义”），文书工作人员的打字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337个字（相当于每分钟打55个字）。

数字时代里脱颖而出

马拉尼认为，正是有了这样的尝试，到数字时代才会出现让中文输入变得如此轻松的技术。当人们开始使用罗马键盘来拼写汉字的时候，数字设备就会提示你后面可能用到的关联汉字。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文学家林语堂最终发明了一台模仿西方打字机的机器。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依据字形结构来分组，可以将几千个汉字加以编组分类，打字时只需敲几次键就能挑出想要的那个字模。

与其说是打字，不如说林语堂发明的是汉字输入。马拉尼认为：“中文机械打字成为通向信息技术新领域的门户，而后者更正确的称呼是文字处理和早期计算机应用。”

因此，关于中文打字机的故事不仅生动有趣，它还是早期计算机应用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说读者在看书时感到有些沉闷无趣，那是源于作者的写作手法，有时候它就像打字一样单调重复。作者常常提出一个新鲜有趣但比较简单的观点，然后用一页半的篇幅来描述它。

本书结尾时，马拉尼为卷二做了一个预告，第二本书的主题是中文计算机应用的早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