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齐燕】

近两年，家校矛盾在网上沸沸扬扬。虽然事件最终都能得到妥善处理，但所反映出来的家校关系仍然值得反思和讨论。

食品问题和虐童事件都很容易引起全网关注和恐慌，例如2017年11月发生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教师虐童”事件。虽然最后调查结果只证实学校一名刘姓教师对学生采取扎针行为，而“群体猥亵女童”、“学生被喂药片”、“脱光衣服检查”等内容均属于编造传播的谣言，但是事情甫一开始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传播的时候，就引起了涉事学校家长的不满和集体行动，引发民众对于学校和教师的声讨，以及对于政府监管不力的指责。

这种真相与谣言混杂的现象，并非孤例。为什么家长和网民这么容易相信这些信息，并被这些信息所煽动？我们需要思考当下家校关系面临的特点。

资料图：视觉中国

家校关系为何突出？

首先，当前家校关系正在遭遇信任危机。

家校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家长—学校”二元结构，而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社会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变化也会影响家校关系。导致家校信任关系变化的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教师队伍的公职化建设和城市学校的改制，使得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教师与社区、家长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化和陌生化。

乡村教师队伍公职化建设在提高乡村教师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产生了乡村教师越来越“离农化”的意外后果。教师来源多样化，不再来自于本地社区，与乡村社区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乡村教师纷纷进城，乡村教师作为职业群体的特色越来越突出，乡村教师群体与乡村社区在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上越来越疏离。城市学校在90年代开始的单位制改革背景下，也经历了学校与单位社区的分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也越来越单一化。

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在近二十多年的教育体制变迁背景影响下，教师与家长和社区的关系越来越褪去熟人社会关系这一关系层次，只剩下更显正式和职业性的教师与家长关系。

二是近些年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校园新闻，逐步瓦解教师的形象，起到了破坏家校信任关系的作用。

这些报道的事件，涉及到教师“虐待”学生、教师“体罚”学生、学校食堂“安全”问题等领域。这些新闻事件中，有些确有其事，必须要对对学校和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推动国家和政府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有些则是媒体为博眼球和点击量而编造的“新闻事件”。

当前大多大众化媒体将自身形象塑造成政府的批评者和体制的监督者，更愿意报道对政府和体制进行批评的新闻，有的甚至出于利益考虑不惜歪曲报道或者是编造新闻，对于展现正向家校关系的新闻则较少报道。

媒介对学校和教师的报道建构出了“强势学校”、“不负责任的教师”，“滥用权力的教师”、“变态猥琐的教师”、“包庇学校问题的政府”等形象，这些形象经过多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家长对于教师的“恶”形象心悸，国家对于基层教师也越加不信任。国家不断出台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政策，似乎是坐实了教师群体确实存在严重师德师风问题的媒体报道，让广大民众更加确信教师的恶人形象。

资料图：视觉中国

家长对教师出现信任危机之后，对教师的容错度也会降低，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件，会倾向于从学校和教师身上归因。来自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学校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课题组的一组数字令人深思：

通过对29个县区的1596位校长、76811位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校园安全事故一旦发生，94.2%的校长选择需要家长的理解，远高于其他选项；而41.4%的家长认为学校一定有责任，85.8%的家长会去找班主任，79.5%的家长找学校领导，23.8%的家长会去找政府。其中，即使能得到全额赔偿，也只有23.6%的家长觉得满意。

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在网上报道出来之后，网络舆论一边倒地指责学校和政府，涉事学校家长群情激愤的原因。

其次，当前家长对于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对于学校管理的透明化要求越来越高。

学校在这一时期需要改变管理方式，主动将学校管理动态公开化，向社会公众和家长开放。若是学校未能注意到家长的诉求，采用封闭化的、不及时公开信息的学校运作方式，会引发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不信任。

新近事件中，家长向学校反映问题，学校两天后才召开有少数家长参与的会议，而不是在家长反映问题的当天就启动处理和沟通工作，学校的处理速度明显较慢，家长的不满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累积，以至于发生一部分家长通过网络联络后集体前往学校的行为。

再次，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对于学校的应急事件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具体的学校来说，家校关系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实体意义上的家校关系，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的快速传播所产生的“移情”作用，将与学校没有实体关系的广大民众也纳为家校关系中的家长一方。学校发生应急事件，必须尽快地妥善处理，回应社会和家长的关切，否则就可能导致公众焦虑情绪累积，发酵成更大的事件。

如何缓和家校矛盾？

虽然家校关系在当前面临挑战，但是互联网的发展也为改善家校关系带来了机遇。

一，家长对于学校管理透明化，参与学校管理的诉求通过面对面和互联网络舆论的方式反映给学校，倒逼学校进行管理体制的改进，促进学校信息的开放化、管理的民主化。

对于学校来说，只有“身正才不怕影子歪”。学校要根据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要求，及时修改和完善学校的管理章程和制度，实现学校内部运行的规范，并主动接受社会和家长监督。在家长参与上，主动欢迎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主动探索，建立起适合当地社会特点和学校实际的家校合作机制，加强家长和学校的互信。

二，学校也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并借助各种网上社交平台，对学校工作进行适当宣传，重塑学校形象。

当下，政府和学校都对安全等问题非常重视，笔者在各地县域范围内学校调研发现，建有食堂的学校普遍实行校长和教师陪餐制度，保障学生用餐营养和安全。学校做了事情之后，善于宣传的，会通过家校微信群向家长展示，不善于宣传的，只是在家长会上向家长介绍一下，基本没有通过其他平台进行宣传。

“酒香也怕巷子深”，学校所做工作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具体的家长和学校之间，而不被互联网上的民众知道。因此，学校应该在当下创新宣传方式，利用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如现在使用者众多的的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对学校工作中的优秀经验进行宣传。各地政府也应对学校创新宣传方式进行引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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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在重建家校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应该做好家校冲突的发现和处理工作。技术的发展，带来民众表达诉求的多渠道和政府获取信息的丰富化和及时性，政府应该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关注，将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若相关部门及早督促学校就该问题与家长沟通的话，可能会避免家长不满情绪累积。

其次，一旦发生突发性应急事件，政府应该及时介入，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和事件处理进度，并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公布。对于学校、教师和相关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定追究。若学校和教师及相关部门对于事件发生不应该承担责任，也应该说明情况，还学校和教师的清白，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追责教师。这样既能够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在促进重建家校关系。

三是政府应该完善互联网行为立法，并进行普法宣传。民众和大众化媒体在进行监督时应该保持权利义务相统一，依法行使监督权利，并履行法律义务，不造谣不传谣。对于在互联网上造谣传谣的个人和各类媒体，政府应该依法进行治理，让造谣传谣，危害社会的人获得法律的制裁，净化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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