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已渐露颓相，但关于这一事件的分析仍在继续。这场由不到2%的香港人口参与的这场运动背后，折射出的是香港政治文化的变化。但无论如何，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在基本法、人大决定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之下采取民主，反对派发起所谓的“占中”，强调非暴力抵抗，强调公民抗命都是要突破法治的约束，从而发展成一场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香港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范畴来解决，不可能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本文为强世功教授接受人民网在线专访后惠赐的文字版访谈实录。】

香港学生上街：要注意香港政治文化的变化

采访者：强老师，你好，香港有700万人口，参与“占中”的不到2%，这些人主要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被访者：从目前来看，香港“占中”主要是两部分群体，第一部分是很早就开始组织这次活动的反对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政治群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挑战人大决定的权威，要求特区政府率领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新的诉求，要求人大重新做出符合他们期望的决定。第二部分是在人大决定之后，在反对派的鼓动下，青年学生，也包括一些市民，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这些学生很多并不一定清楚基本法的规定和人大决定的来龙去脉，但他们关心香港的发展前途，对香港现实不满，他们有追求普选的朴素愿望，对未来更多一些理想化的色彩。目前，被动员起来的学生和市民成了“占中”主体。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

采访者：在相关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很多青年学生参与运动，参与运动可能会留下案底，甚至赔上前途，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即便如此也要把青春贡献给马路呢？

被访者：这里有很复杂的原因，我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原因，长期以来，香港社会面临着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缺乏持久动力，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工作后赚得薪水不足以供楼养家。这些问题在香港社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导致香港社会有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借普选问题释放出来，尤其是年轻学生，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普选问题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

其次是香港政治的原因。香港政治原本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传统，但是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逐渐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即政治问题不是通过立法会、行政长官、政治选举、政治对话等现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而是通过游行、示威、街头运动、公投、占领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来表达其政治诉求。特别是2003年大游行导致行政长官及其他政府高官辞职。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意识到社会运动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从此之后，他们主要将街头社会运动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采取“反国教”等各种抗议运动挫败了特区政府的许多施政措施。而且被街头运动的手法带入到立法会中，不仅在立法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人身攻击等戏剧化的手法，而且采用“拉布”战术，对政府提出的法案采取上千条无聊的修改建议，为立法会通过政府议案设置障碍。这次他们更是通过发起更极端的“占中”运动，不仅提出人大重新决定的主张，而且喊出来“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反对派一点一点地冲破法治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责众”的群体效应，这种效应也在鼓励香港社会集体犯法，无疑在冲击和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最后，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和香港传媒意识形态脸谱化的灌输，符合青年人思维单纯、感情冲动的特点，很容易对青年人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不仅香港如此，全世界都在面临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运动的冲击。

香港民主三波：为什么说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采访者：回归前在英国统治时期，那个时期香港的民主和政治参与度是怎么样的？回归之后又有了哪些改变呢？

被访者：这一部分，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港英时期采取的是独裁统治。香港民主体制是中央在推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带来了。关于这些具体的对比，中央在香港问题的《白皮书》中已经有权威的叙述。我这里不像重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相信很多人不认同这个提法。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中，看看中央在香港民主发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里，我想提出“香港民主三波”这样一个概念，系统梳理香港民主的发展脉络。

香港民主第一波是从1960年代反英抗议运动到1970年代法定中文语言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民主运动。这样波民主运动的最大动力来自中央通过香港新华社在香港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香港基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而要求结束港英殖民统治。其中，反英抗议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法定中文语言运动却取代了胜利。第一波民主化对香港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直接促使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推出“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促使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和后来中央实行“一国两制”的奠定了社会基础。

香港民主第二波是伴随着香港回归历程展开的。1980年代初，中央率先提出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明确了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中央的这一政治决断，直接奠定了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体制。

事实上，当时不少香港人在猜测中央提出的治港政策时，认为中央会直接委任行政长官来取代港督的地位，而没有料到香港人会由自己选举产生行政长官，更不用说普选了。所以，即使在联合声明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都完全规定采用普选。

中央确立的治港方针政策是通过基本法体现出来的。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起草制定的国内法，中央拥有制定法律的主导权和决定权。尽管如此，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中央不仅吸收大量的香港人才与基本法起草，而且发动香港社会各界参与到基本法起草的讨论中，为基本法起草提供咨询建议。基本法起草中对香港社会的广泛动员，刺激了香港社会的民主运动，再加上港英政府提出的代议制改革，使得香港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各种参政议政团体分成立。回归祖国和发展民主，或者说“民主回归”，构成香港民主第二波的主流。

香港民主第三波是香港回归之后的民主发展，中央通过几次人大决定推动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并在经过20年的发展而落实普选。香港回归之后，反对派一直积极争取“双普选”，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央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方面无所作为。而事实上，香港民主发展是中央、建制派、反对派以及香港普通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央在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

基本法规定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保持五十年不变，同时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也就是说，在这五十年中，不是“马上”实现普选，也不是“很快”实现普选，而是“最终”实现普选，因此，在接近2047年的时候实现普选也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我们不要忘记，香港回归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不得不在2003年之后采取一系列挺港措施。当时，“一国两制”刚开始实行，特区内部的权力运作需要磨合，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需要磨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打出了07/08“双普选”旗号争取普选，但香港社会普遍认为，普选的经济社会条件不成熟。尽管如此，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释法和决定，解决香港普选要遵循“五部曲”的法律程序。然而，恰恰是反对派在2005年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循序渐进向前发展民主的政改方案。

当时，香港社会对于何时落实普选的时间表问题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政制发展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央只能决定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能不能实行普选，而怎么能否预先知道十几年后香港的实际情况就符合普选呢？因此，中央给出普选时间表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也有不少人认为，要在中央与特区的政治关系充分磨合成熟之后，也就是在五十年不变的中后期，比如2027年、2032年、2037年或2042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比较妥当。

面对这种分歧和争论，中央作出了政治决断，不仅要给出普选时间表，而且明确规定在五十年不变的前半期，即2017年就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应该说，这个决定当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甚至连反对派都没有料想到普选来的这么快。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是是一个多元社会，在普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分歧。如果仅仅依靠香港的力量很难达成民主的共识。反对派会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难道建制派不会立法会否决不利于自己政改方案？事实上，由于中央的积极支持，建制派往往要在立法会通过对自己不利的政改方案。可以看到，每次建制派在立法会支持通过的政改方案都让自己在立法会的议席有所下降。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推动，香港回归之后不会这么快就实现普选。

由此，无论从回归前还是回归后的历史看，中央都在积极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中央无疑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当然，中央推动的香港民主始终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地区政府的民主体制，如果有人要在香港通过民主来推动香港成为独立和半独立实体，那就不是民主问题，而是主权问题了。

目前，实现香港普选的“五部曲”以经完成了两步，希望香港社会各界能够相互妥协，达成共识，争取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

香港动荡三波：为什么香港民主三波发展为三波动荡？

采访者：“占中”现在已经持续多日了，造成了香港多条主干线交通不畅，数间学校被迫停课，如果“占中”继续发展下去，您预测一下，将会对香港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被访者：“占中”对香港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这次可以看作是香港第三波民主带来的第三波动荡。香港三波民主之所以发展为三波动荡，固然是由于民主本身会促使社会分化，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发展始终与国家主权、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动荡。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估计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港英时期香港80年代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要么被人们忽略了，要么没有精力解决。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社会问题透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这实际上是香港过往十几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按照道理来说，九七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和中央应该着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回归之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没有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就很快被反对派提出的普选问题打断了，普选成了香港的争议焦点。香港社会很快又在普选问题上陷入了政治争拗，使得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无力来解决香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央只能采取外部的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最主要还是要特区政府和香港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这次动荡对香港社会经济影响会更大，不仅是80年代以来积累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把问题放大，我们看到香港经济在下滑，而社会的分裂，社会的不良风气在加剧。在此之后，如何在政治上达成妥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思路。换句话说如果这次动荡导致更大的冲突，不仅以前的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新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香港目前已经陷入了经济民生与政治冲突死循环之中。一方面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有很大的怨气和抱怨，这个抱怨释放在政治问题上，转化成一个普选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普选问题又导致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冲击了政府权威和管治能力，致使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无法形成发展共识，无法凝聚力量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恶化的死循环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走出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与政治分歧之间的死循环，否则香港会一直这么拖下去，没有根本的起色，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慢慢被边缘化，慢慢变成一个平庸的城市。

占中的解决：特区政府应当着眼于政治教育

采访者：“占中”从9月28日凌晨开始之后，中央政府已经通过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外交部发表声明表明立场，就您刚才所说的，政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您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最终将如何回应有关诉求，这场“占中”将以何种方式收场？

被访者：我觉得有不同的收场的方式，最终会从哪种方式收场，我没有办法预测，我可以比较各种各样的收场的方式，以便供各方面参考和选择。

第一种收场的方式是比较激烈的收场方式，比如出动警察，甚至更为强烈的是出动驻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收场方式当然是最差的解决方式。

第二种收场方式，可能是特区政府和反对派的人要进行协商和对话，使得反对派能够主动的和平撤离，然后达成一些和解。这种方式当然是我们希望的最好的方式。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和学联进行对话。但是，这种对话能不能产生效果，关键在于学联和反对派是否妥协，如果他们提出各种无法实现的要价，那么对话必然破裂，反对派可能会由此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第三种收场的方式，可能是中间方式。特区政府可能要尊重学联和反对派要求，也不急于解决占领中环的问题，让他们占一段日子。问题在于香港普通市民愿意不愿意，如果他们愿意，占一段时间也没有关系，可能经济会下滑、老百姓生活不便，但这些生活代价如果他们可以承受，也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他们不能承认，那么他们就应当行动起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主张。让他们通过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对占中的人说“不”。这就意味着，特区政府的行动必须始终能够获得大多数市民的支持。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使用一种民主社会的方式来解决民主分歧的问题。因此，“占中”也需要拖一段时间，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要有耐心，不宜采取“家长主义”的包办方式，担心影响香港市民的经济生活而采取强力驱散占中者，要相信香港普通市民、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能力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必须意识到，民主社会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诉求，并且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进行政治教育。我觉得“占中”是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难得的好机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透过这个平台，对香港市民进行政治教育，即让香港市民在现实生活看一看、想一想，“占中”究竟是在争取民主，还是在带来生活必须的混乱？民主普选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哪一个重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民主普选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争取普选带来了香港社会的动荡，香港市民愿不愿承担由此付出的代价？

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政府不能事事采取家长主义的包办，替市民做出决策。如果香港大多数市民喜欢乱一些，宁愿生活受影响也要天天占领中环，为什么不让他们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呢？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政府采取放任的策略，而是要采取政治教育的立场，引导市民来表达他们对占中的立场，引导市民思考普选与经济社会稳定的关系。中央和特区政府应当从政治教育的角度来处理“占中”问题。

事实上，内地的文革十年，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教育过程，使得中国人彻底放弃了文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从而取得了经济社会繁荣的成就。今天，香港人忘记了内地文革的教训，而把文革式的社会对抗运动引入香港，也许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吃了苦头，接受了教训之后，才意识到“中央对香港的政策都是为了香港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占中”固然糟得很，但坏事中有好事，可以起到政治教育的效果。

新政权建设：“一国两制”未完成的使命

采访者：近期，有机密文件揭发《壹传媒》老板黎智英用金钱买通反对派议员和“占中”分子，两年间送出4000万港元，为反对派造势，制造社会支持“占中”的民意。同时，也有人爆料称设立于香港中文大学内的“香港美国中心”表面上以“教育机构”示人，实质是向香港反对派提供抗争培训、支持“占中”行动等“反中乱港”的基地。您对这两个事情怎么看？

被访者：这两个事情对于从事香港研究的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闻，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西方势力试图将香港变成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基地，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战略。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香港市民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这一次媒体的曝光让更多的普通市民接受政治教育，真正要理解为什么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理解在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真正分歧在什么地方。

采访者：基于“占中”背后可能存在的某些希望国家的操控因素，您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如何警惕这些破坏因素呢？

被访者：人们经常说西方颜色革命，西方的势力试图以香港为基地来发动颜色革命等。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格局依然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你不搞人家，人家就来搞你。只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善良，讲求以德服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搞人家。

但是，具体到香港来说，我们经常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外因，而更应当着眼于内因，是什么原因使得香港市民会很轻松地接受了西方势力的挑拨和支配呢？为什么香港市民不认同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更认同西方价值观呢？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香港缺乏回归以后，“一国两制”建设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国家政权建设、文化领导权、政治认同、核心价值观、国民教育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香港学者刘兆佳、吕大乐等不少有识之士对这些问题早就大声疾呼，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并没有下决心解决，以至于香港社会为西方采取和平演变提供了一个社会和思想的土壤。有了这个社会和思想土壤的话，今天香港发生的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香港回归以后，一直没有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基本法第23条被香港反对派妖魔化，以至于香港变成了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城市。这为外部势力的干预香港提供了方便。

“宪法下的民主”：要回到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香港的问题

采访者：此次“占中”对外表示是视为民主，但此举显然影响了大部分港人的利益，您认为街头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表达，才不至于越过安全的尺度走向民意的对立面？

被访者：关于这些方面，其实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了，就像我们熟悉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以自由民主的名义，采取激烈的大革命。实际上，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所带来的社会罪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理论在讲民主时，往往要强调法治，强调要在国家的宪法法律范围内来表达民意的重要性，以防止民主演变成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的冲突和流血的问题，也防止出现像内地的文化革命方式。由此，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宪法下的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这个概念，宪法法治要高于民主，要约束民主。

如果我们用西方理论所谓的“宪政下的民主”这个概念来看的话，香港的民主发展也必须在基本法、人大决定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之下采取民主，反对派发起所谓的“占中”，强调非暴力抵抗，强调公民抗命都是要突破法治的约束，从而发展成一场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事实上，最近这些年来，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抬头，从占领华尔街到伦敦的骚乱，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不仅仅是香港特有的。我希望最终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范畴来解决，不可能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的问题。街头运动只不过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情绪和不满，但是我们无法通过群众运动解决普选，也无法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住房、工作等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