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可谓香港的多事之秋，然而，进入2016年，香港仍上演了一连串不和谐的戏码：春节期间发生旺角骚乱，“港独”组织妄图组建所谓“香港民族党”……强世功曾在中联办从事研究工作，对香港问题有深入见解。近日，他接受媒体采访，提出要警惕“香港问题台湾化”。】

警惕“香港问题台湾化”

多维：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旺角冲突？两响枪声又将如何改变当下的香港？

强世功：“旺角事件”的具体情况，媒体上有很多报道。这个事件实际上折射出香港面临的深层次困境。

其一，香港经济政治结构导致长期困扰香港的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民生问题无法解决。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反映出长期困扰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深层次结构性根源。一方面香港经济已经整合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中，按理来说，中央有责任解决由此带来的经济民生问题，然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可谓“有心无力”，无法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只能通过单方面出台一些挺港措施，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也无法惠及民众。而在香港特区近年来形成的反政府的政治趋势下，特区政府管治权威受到挑战，也不可能将经济民生问题作出长远的规划和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香港殖民地时期已经形成了“地产霸权”的经济格局，而这个结构与裹挟了香港社会各个阶层，无法从根本上打破，也导致香港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加之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香港市民对经济和民生的前途无疑悲观失望。

而这种客观局面被香港舆论引导向对抗中央，将香港经济困局错误地归结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以为切断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就可以改善香港经济民生，有此香港出现了“反高铁”、反自由行、反新界开发等各种排斥内地的倾向。

其二，香港政制发展的挫折和普选难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香港市民对政治前途也越来越悲观和失望，新一代激进本土势力迅速崛起。从1980年代“民主回归”运动一来，香港老一代泛民主派的政治理想是争取香港实现普选，并通过普选在香港执政，然后再以香港为基础推进大陆政治民主化。而在基本法中，由于关于香港普选制度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而是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原则开放给未来。这种特殊的宪政安排实际上鼓励并动员香港民众一次又一次卷入到争取普选的政治运动。而香港争取普选的过程客观上就变成了动员香港民众对抗中央政府的过程，实际上也变成了动员香港市民挑战中央权威进而塑造“香港人民”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加速香港本土意识和本土政治认同的发展。2014年香港“占中”之后，老一代的政治理想基本上破灭，这在客观上刺激着新一代香港更为激进的民主派向分离主义的方向上发展。

其三，“一国两制”下香港人的香港居民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的“隔离”，使得香港人难以确立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导致香港“九七回归一代”恰恰变成了与内地持久的“身份隔离的一代”。而民主化运动必然导这种香港居民身份向本土政治认同发展，客观上加速香港与内地的分离趋势。

可见，经济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上“港人治港”前提下的民主化运动和文化思想中的本土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之间出现断裂，香港问题出现台湾化趋势。这个转折点实际上就是从“占中”的和平抗争发展到旺角的暴力抗争。因此，“旺角事件”仅仅是一个开端，以后可能会有各种类似的“游击战”式的暴力冲突。特别要注意的是，经济民生和政治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加上最近一些事件刺激香港市民“恐共拒共”心态的复活，以及在冲突和抗争中弥漫的悲情都会加速“香港问题台湾化”。中央治港要着眼于香港长治久安，就应当思考如何防止出现“香港问题台湾化”。

 旺角骚乱中的蒙面暴徒掷砖袭击警员

香港精神的衰落：香港的沉沦？

多维：我们知道，多元开放一直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人尊重法治，和平包容，这也是香港的重要软实力之一。但现在香港本土主义似乎距离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和多元越来越远。

强世功：事实上，我们必须区分两个香港，一个是过去的香港，一个现在的香港，一个是我们在脑子里想象的理想的香港，一个是现实的香港。

其一，我们经常将香港理解为经济城市，理解为国际经济中心，而且高度肯定这个国际经济中心，但似乎拒绝承认香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城市，而且是高度国际性的政治城市。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频繁和彻底的政治选举，三年一次区议会选举，四年一次立法会选举，五年一次行政长官选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港区人大代表选举。由此，基本上年年有选举。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出现如此长期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分裂，早在冷战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分裂一直延续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已经消亡了，但香港正处于冷战高潮之中，反国教、占中、港大风波、简体字事件等等，意识形态的战争无处不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的政治会引起美国、欧洲国家等大国的关注，香港也是全球政治博弈的战场。因此，香港是一个高度政治分化、政治斗争尤其激烈且具有全球意义的城市。

其二，我们常说香港是一个精英化的城市，商业、大律师、中产专业主导的精英城市，但香港如今是一个最为平民主义且日趋民粹主义的城市。从“长毛”在大闹立法会开始，香港的精英政治就已经向民粹政治发展，而今天体制化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为街头社会运动，甚至发展为暴力抗争的反叛政治，温和中间理性的力量在香港逐渐丧失了政治领导力，激进主张日益裹挟着香港政治发展取向，使得香港社会日益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扭曲下日益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温和理性的中间力量越来越丧失存在的政治社会空间。

其三，我们常说香港是国际化、世界性的大城市，可在现实中，香港市民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眼界和胸怀不是越来越开放，而是越来越封闭。今天的国际化和世界性，不可能离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元素，然而香港中产精英阶层整体上对中央和内地采取一种漠视、排斥和反抗的立场，以至于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往往是狭隘的西方，而不是真正真实广大的全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除了香港商业阶层，香港中产阶层实际上缺乏真正的世界眼光，更不用说推动改变全球格局的意识。在这种狭隘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中，在目光狭隘短浅的知识界的培养下，香港年轻一代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本土主义的兴起也恰恰证明这一点。

因此，香港虽然有我们经常赞扬的核心价值，但必须意识到这个核心价值正在逐渐流失。比如最近香港社会对司法的批评越来越多，表明司法权威在削弱。而在一个政治分化的社会，司法要保持权威不是单纯地保持中立，而必须小心翼翼地回应香港政治的走向。这次对旺角暴力事件的司法处理实际上也在考验香港司法的政治意识。

香港本土派试图构建新的身份认同

多维：如果说香港在发生上述转型，特别是核心价值发生动摇，对香港的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这次旺角冲突的主体还是青年人，您如何理解青色一代对未来香港的影响？

强世功：对香港长远的影响可能在于香港正在缓慢地走向沉沦。一个区域的兴衰，固然有外在的客观条件，但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精英阶层的精神气质。近代以来，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中国历代精英始终具有拥抱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主人意识和民族精神，因此始终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英美就是学习苏俄，这实际上是推动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

就香港而言，近代以来逃离内地政治乱局进入殖民地统治，但恰恰是依赖“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支撑着香港崛起，不仅是经济崛起，更重要的文化思想的崛起。从粤语歌曲、香港电影到武侠小说，香港曾经是我们几代人的理想。在我们的眼中，香港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自由创造的城市，甚至1980年代的“民主回归”也是这种生机勃勃的向上精神的反映。

然而，香港回归以来，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格局变化，香港泛民主派仿佛患有某种心理疾病，始终无法克服早年造成的“精神创伤”，始终走不出排斥内地和中央的“心魔”。就像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一样，完全纠缠在“反右”、“文革”和“八九”这种幽暗的历史叙事中，以至于无法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来看待国家命运、看待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悲剧，以至于看不清楚世界和中国，分清楚哪些是理想和哪些是现实。而他们在民主发展上一旦受到点挫折，就立刻从政治浪漫主义滑入到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沉浸在城邦自治的幻想安慰中，或滑入到为反抗而反抗的虚无主义，追求反抗刺激中体验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悲情。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政治或许可以看作是后现代政治的活标本。

如果这种自诩抗拒“宏大叙事”的后现代碎片化的意识形态成为香港精英的主流政治意识，如果抗拒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而诉诸于香港本土历史文化，那么香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因为没有任何高贵的东西（哪怕民主化）可以激发香港人上进心和创造力。香港中产精英意识是不是开始丧失了原来具有世界意识，沉浸在自我幻觉的本土记忆中，逐步走向自我沉沦呢？

如果说香港问题出现台湾化趋势，那么也是由于台湾很早就出现了香港化趋势。这些年来，台湾和香港的主流学者谈论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在民主普选、本土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政治秩序的建构而言，他们越来越多地以美国印第安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和东南亚高地民族等世界各地少数族群的自治作为理想生活模式的想象。他们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德森的这种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现在台湾）。他们对历史上文明兴衰缺乏兴趣，对世界格局的变迁也缺乏想象，而是满足于如何在旧的世界格局的夹缝中自我保存。

当然，我们必须理解台湾和香港是小地方，而且长期与内地的隔绝以及在排斥内地的氛围中成长，缺乏中国文明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精神滋养。经历了长期的漂泊和奋斗，台湾人和香港人也累了。特别是新一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父辈曾经具有的雄心、动力和精神。

香港“反内地”团体与爱港团体发生冲突

第三条道路：重温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多维：从占中到旺角，很多人都在疑惑，为何昔日平和安顺的港人仿佛一夜之间成了暴民，香港究竟怎么了？在您看来，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强世功：香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本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曲折命运的一个缩影，即1840年以来始终困扰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用内地学者话来说，是如何处理古典文明传统、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当代自由主义传统之间“通三统”问题。而从宪政秩序入手，“一国两制”的实质就是在一个类似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容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且采取“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方式为解决这种矛盾，从而在中央和特区的矛盾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因此，“一国两制”无论从政治意识形态基础，还是从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安排看，始终贯穿了“中庸之道”，也就是寻找相互妥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基本法解释机制如此，行政长官职能如此，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路径也如此。

多维：那么，回归以来的香港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背离了“第三条道路”？

强世功：不能这么说。反而说香港回归以来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为了共同探索“第三条道路”，基本法设计的第三条道路是一回事，但如何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恰恰是充满分歧、争论和冲突等，但最终要找到妥协的基础。

比如“人大释法”的吴嘉玲案到刚果金案，就已经摸索出一套相对有效的释法机制。吴嘉玲案最后提起人大释法，香港法律界曾经举行黑衣游行悼念香港“法治死亡”。今天看，威胁香港法治的肯定不是人大释法，而是香港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这并不是说香港法律界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恰恰是香港法律界捍卫法治的决心支撑着司法领域的第三条道路。

再比如香港普选，基本法采取开放态度，恰恰希望未来通过循序渐进均衡参与找到相互妥协的第三条道路。然而，由于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中的中枢地位，导致形成非此及彼的选择，丧失了妥协空间，双方不得不压上全部赌注来“摊牌”。因此，人大8·31决定和“占中”实际上是从基本法起草以来走第三条道路必须面对的最后“摊牌”。

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完全丧失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双方试探底牌的过程中重建第三条道路。比如我曾经撰写指出，希望在普选模式的设计中，前面维持8·31决定的模式，以后逐渐修改降低门槛。事实上，中央也表态必要时可以修改人大决定。有学者提出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或中央收回对香港的司法终审权的授权，在保证中央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行政长官普选可以降低提名门槛。也有学者提出设立“副行政长官”，从而区分行政长官担任的主权和治权职能。这些实际上是在制度上探索双方妥协的第三条道路。

多维：如果说“一国两制”中的第三条道路是邓小平的设计，那么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对今天的香港有什么意义？

强世功：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设计者，如果他看到今天香港的局面，他会怎么说呢？我想，这就要回到邓小平留下的精神遗产。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

其一，中央治港要有立足高远，不仅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当年内地结束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然而通过“一国两制”的构想争取到香港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今天中国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大国，反而在香港问题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过去，邓小平之所以可以容纳香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看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今天，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容纳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要思考中国未来如何融入到全球民主化的大潮中。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要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性大国，必须有百纳海船的胸怀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必须拥有应对自由民主挑战的政治治理技术。香港民主普选恰恰是为中央训练、储备全球治理人才的试验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有能力和胸怀容纳香港，并充分利用香港，学习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学习如何驾驭和运用“软实力”来治理香港，进而参与全球治理。某种意义上，能否治理好香港是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

第二，香港人要有国家主体意识，彻底根治殖民地形成的“文化软骨症”。邓小平之所以说“港人治港是爱国者治港”，就是要树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小平在会见钟士元的谈话中，强调香港奇迹是由中国人创造的，痛斥香港精英对英国人亦步亦趋的“港英余孽”意识。香港泛民主派作为中国人就必须正面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形成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尊重中国人作出的政治选择，必须正面肯定新中国建立国家主权秩序以及由此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尊严和认可。他们可以在政治观念上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必须尊重国家宪政秩序中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目前自我封闭的本土主义注定没有政治前途。如果香港泛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识，始终以挑战中央主权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那么香港也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第三，相互尊重、搁置分歧的妥协精神和实用主义策略。“一国两制”核心在于寻找双赢的妥协之道。这就意味着双方都要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搁置终极价值问题，着力解决眼前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没有天使和恶魔之分，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政治力量的划分始终围绕解决具体问题展开。因此，中央治港不能因为选举政治而陷入敌我对立的僵化思维，而要更多运用灵活多变的统战思维，着力争取中间温和理性的反对派，寻找相互妥协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2010年政改方案的妥协路径是一个范例，需要双方继续努力。

需要开展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

多维：香港社会究竟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政党、社会精英以及市民都必须一起讨论的议题。讨论的目的，是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本质，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大讨论是否可行？中央政府和港府各自又该做出哪些努力以促成这场关乎香港未来的大讨论？

强世功：我不仅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举行这样的大讨论，也希望内地各界也参与这样的讨论。通过讨论在香港唤起国家意识，在内地唤起香港意识，由此才能形成既捍卫“一国”、又尊重“两制”的“一国两制”意识。

就香港而言，主流社会精英需要教育香港下一代走出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倾向，以积极开放、客观冷静的成熟心态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格局变化，无谓的逃避和盲目的反抗都没有出路。

对内地而言，更重要的是避免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盲目自大的傲慢情绪，由此瞧不起香港，甚至将香港看作国家负资产，而忽略香港在法治、廉政、城市治理和民主自由等领域的优势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比如来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些方面，香港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内地是不是应在这些领域虚心学习香港呢？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城市，而且是治理现代化的典范城市。

“一国两制”实际上与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意味着要在不改变香港社会生态的前提下治理香港。这也意味着中央要避免用内地思维治港，而必须用“一国两制”思维和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彻底改变香港政治社会生态，让香港变成另一个上海或者广州，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远远比不上保持一个和内地不同的香港。因此，如何治理一个和内地不同的香港，治理一个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运行的香港，不仅对提高中央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积累宝贵的实战经验。

目前，中国在努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但要真正成长为能承担起治理全球重任的世界性大国，就必然要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运作中我们所不熟悉的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民主选举和文化政治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像当年虚心从香港学习市场经济的管理经验一样，今天也应当从香港虚心学习自由民主条件下治理香港、国家和世界的经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果说香港长期面对内地优势产生的傲慢意识不知不觉对导致香港的沉落，那么内地恰恰要以香港为鉴，警惕日益滋长的傲慢意识，以至于沉浸在“中国特色”中丧失了虚心学习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我希望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双方都变得谦虚，更加客观地看待对方，相互学习长处，扬长避短，共同推进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原载《多维》杂志2016年3月刊，杂志有所删节。本文为法意公号独家推出的访谈的无删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