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极端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多次伸出爪牙，在散布恐惧的同时也扩大了保守排外思想的影响力——我们从特朗普、勒旁等人的崛起中可见一斑。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乔治·索罗斯呼吁西方世界坚持理性，对多元文化保持开放，否则便“落入了恐怖分子的圈套”。不过，除了坚持原则与价值观外，索罗斯也未能就根除极端恐怖主义拿出实质性建议。】

在巴黎等地遭到恐怖袭击后，欧美国家——尤其是法国——作出了一系列反应，使欧美的开放社会是受到了比平日更大的威胁。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圣战恐怖分子已经发现了西方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人们怕死。“伊斯兰国”的外宣部门通过令人畏惧的袭击和骇人的视频煽动恐慌情绪，唤醒并放大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使开放社会中本来具有理智的人们摒弃理性。

脑科学家发现，情感是人类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圣战恐怖主义能对我们的社会构成如此重大的威胁：由于畏惧死亡，普通人乃至领导人的思考与行动都缺乏理性。

其实，我们在经验层面早已得知：当大家都贪生怕死，情感就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在我们的大脑里，掌管抽象价值观与原则的部分进化较晚，这部分恰好是构建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石，而恐惧则能激活我们大脑中更为古老和原始的部分。

因此，我们应对恐惧的方式，时时刻刻关系到开放社会的存亡。当一代年轻人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开放社会时，他们只有接受考验，并学会如何保持理性不被恐惧腐化，才会明白维护开放社会所必需的付出究竟是什么。圣战恐怖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对核战争的恐惧考验了上一代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考验了我这一代人。

圣战恐怖分子的终极目标是说服全球的青年穆斯林，除了恐怖主义别无选择。恐怖袭击是实现该目标的唯一方式，欧美潜在的反穆斯林情绪将被对死亡的恐惧唤醒并放大，诱导非穆斯林人群把所有穆斯林都视为潜在的袭击者。

目前这一切正在发生。人们在恐怖主义的刺激下，歇斯底里地排挤穆斯林，导致恐惧与怨恨在欧美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中蔓延——老一辈人心存恐惧，年轻一代人则充满怨恨；结果形成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过程。

怎样才能终止并扭转这一过程？任由恐惧主宰，放弃开放社会的基础价值观和原则，向敌视穆斯林的冲动妥协，这种难以抗拒的诱惑绝不是我们寻求的答案。在观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时，我对此深有体会。只有牢记一点，按照敌人的意愿行事一定是非理性的。

要消除圣战恐怖主义带来的危险，光靠抽象的辩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制定战胜它的战略。我们需要铭记一个事实，即圣战主义并非新事物，它已困扰我们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事实上，我们或许难以正确理解圣战主义，但必须进行尝试。

叙利亚冲突是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而后者直接威胁到欧盟的生存。如果叙利亚危机得到解决，世界将更加太平。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伊斯兰国”现在已处于弱势。虽然它在全世界散布恐惧，但它对根据地的控制已被削弱。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反对“伊斯兰国”的决议，“伊斯兰国”领导人很清楚，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当然，叙利亚的未来依旧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或解决该国内部的冲突。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绝不可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按他们的想法行动。正因如此，随着2016年的到来，我们必须重申坚持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畏艰难地抵制唐纳德·特朗普和特德·克鲁兹之流的蛊惑。

特朗普的反穆斯林言论饱受主流批评，同时深受大量普通民众欢迎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