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拉姆齐·巴鲁德 译/ 观察者网 黄言元植】

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将毫无阻碍地崛起，而吉迪恩·赫拉曼去年7月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西方知识分子对此理解有限的一个典型例子。“成为超级大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提出了一些有关能力、意图和意愿的相关问题。”赫拉曼写道。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金融时报》的作者打了一个比方，“用体育类比，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网球运动员，渴望成为世界冠军，但仍然不愿意为了梦想成真而做出牺牲。”

至少，在拉赫曼看来，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政治角色，尽管它仍然无法争夺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它被认为缺乏做出必要“牺牲”的“意愿”。

虽然几年前我只访问过北京一次，但我，甚至是中国首都的任何一位普通游客，都可以证明强大的集体经济引擎不仅为中国提供动力，还为大部分世界经济提供动力。虽然中国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自己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坦率地说，超级大国很少意识到导致这种地位的机制，但中国领导层完全理解了眼前挑战的性质。

事实上，中国是根据明确而果断的政治战略运作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我们越早承认这一点，对于理解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转型就越有意义。

自从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大国崛起，继而出现了几乎完全由西方列强决定的新世界秩序，从18世纪开始，全球权力中心已经从亚洲和中东转移。

后来，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殖民列强被迫抗衡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苏联、华约及其国际盟友，主要是欧洲在南半球的前殖民地。而1989年开始的苏联解体，迎来了西方控制权的回归，这一次由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和“新殖民主义大师”美国来领导。

然而，很快就能发现，“后苏联”的全球范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缩小，而华盛顿对世界监管的绝望尝试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它自己的错误估计，也因为它在新的殖民领地，主要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顽强抵抗。

战争的代价，除了无法估量的大规模破坏和人员伤亡——据非常谨慎的估计，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军事冒险造成近100万人丧生——也让已经疲软的美国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于2021年9月发布，据计算，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军事行动中花费了高达5.8万亿美元。同一份报告还估计，额外的2.2万亿美元将用于未来20年的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和残疾保险。

美国卷入目标不明的长期战争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空间，华盛顿及其西方盟友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从1823年引入门罗主义开始，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同样的断言也适用于非洲，尽管长期开发的大陆上的殖民主义正式结束，继续围绕着昔日的西方殖民列强。然而，西方在这些地区的地缘战略影响力在过去三年中开始发生显著转变。

当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徒劳的战争——作为故意定义不明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时，地区和国际政治行动者介入其中，以填补美国和西方在其各个势力范围内造成的空白。俄罗斯迅速在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分别在叙利亚、利比亚和委内瑞拉），将自己作为它们的军事和战略盟友，也作为美国的替代品；同时中国开始发挥更大的经济作用，树立自己公平合作伙伴的形象，尤其是与西方大国相比。

直到2011年，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华盛顿才宣布“转向亚洲”的战略。这是一项旨在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新军事和政治战略。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战略调整。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留在这里……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战争之际，我已指示我的国家安全团队，将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使命放在首要地位。”

然而，美国地缘政治的转变可能来得太晚了。首先，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正如时间所清楚表明的——过于严重和代价高昂，不能单凭宣布一项新战略就一笔勾销。

其次，中国到那时已经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合作网络，使其能够与许多国家建立真正的联系，特别是那些担心或厌倦了西方军事优势和干预的国家。

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过去的12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报告写道：“中国在16个非洲国家建立了25个经贸合作区，并在整个新冠大流行期间继续在整个非洲大陆进行大量投资。”

相比之下，根据统计机构Statista研究部8月份公布的数据，“在2014年达到顶峰后，2020年美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降至475亿美元（从 69.03 美元）。”

这正是许多分析家犯错的地方，他们像拉赫曼一样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和制造商，其经济实力使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种有限的想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政治”就是遵循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在外交政策、外交活动和偶尔的战争中使用的相同蓝图。然而，中国对政治的做法一直截然不同。在北京看来，中国不需要通过侵略他国来获得政治行为体的称号。相反，中国以自身历史为鉴，利用经济影响力追求伟大。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旨在通过陆上和海上的联系去连接亚洲与非洲和欧洲的长期规划，是对丝绸之路的现代诠释，这足以让我们了解中国模式的性质。

考虑到这一点，即使从西方知识分子的选择性定义来看，中国也采取了许多明确无误的“政治”措施。中国发起、共同创立或加入的众多条约之一是上海合作组织，截至9月，该组织也包括了伊朗。

直到最近十年，这个潜在或羽翼未丰的超级大国，一直将经济合作作为最有效的方式，来促进自己登上全球舞台。然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直到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特朗普的贸易战以及拜登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威胁中国，北京才开始加速其战略的政治层面。

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是北京最值得信赖的策略之一，通过它向华盛顿及其盟友发出明确和反复的信息，即崛起的东亚国家不会唯命是从或被恐吓。“战狼外交”描述了中国外交官为捍卫中国国家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更加自信甚至是对抗性的风格。

按照西方的普遍理解，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只要敢于在西方议程之外行动，就是威胁或潜在威胁。然而，在1978年邓小平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之后，即使中国的财富在不断增长，中国也没有被视作“威胁”，因为北京的经济崛起推动了亚洲，进而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最终甚至缓解了2008年的大衰退，而大衰退本身就是由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崩溃造成的。中国只有在敢于确定其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目标时才成为“威胁”，如南海和东海。

中国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而且现在有人认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因为它在亚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逐渐但确定地在各个方面挑战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在亚洲和非洲之外，在欧洲本身也可以观察到中国的影响力，因为当美国在酝酿美中冷战、坚持“击退中国威胁”时，就连华盛顿自己的盟友也对如何回应存在公开的分歧。

“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情况，这是一种可能存在最高冲突的情况。对我来说，这会适得其反，”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21年2月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讨论中说。

我们都应该摒弃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的观念。这种关于中国的局限性思维会延续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利用其全球主导地位来实现其他崇高目标，例如“恢复民主”和“捍卫人权”。对中国的贬低和对美国的抬高不仅是种族主义，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实际。

（意大利记者兼编辑 Romana Rubeo对本文亦有贡献。）